所谓老子的“放任主义”被胡适解读为一种完全否定社会与政府作用的极端理念。按照他的研究结果，老子反对以人力（即社会与政府）代替“天道”去赏善罚恶，主张一切都放任自然，让“道”（自然法）来自动处置。
有不少学者指出，胡适的解读不完全符合老子的本意。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主张极端放任主义的人对《道德经》有天然的好感，将老子视为知己。这从侧面说明，老子之道本身存在某种容易招人误会的消极成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常被理解为极端放任主义的“无为而治”。
诚然，老子的道学本身存在某些消极因素。但这并不代表胡适的批评完全中肯。
自从老子创立道家学说以来，许多学派都从中受益。其中对经世致用最积极的法家与兵家（有趣的是，胡适恰恰不喜欢这两个实用主义特征最明显的学派），恰恰对老子推崇备至。须知，道家“自然无为”的对立面，通常被认为是主张高度集权****的法家学说；而道家“以无事取天下”的对立面，恰恰是研究和运用暴力最多的兵家学说。可是，司马迁却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事迹合写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由此可知，老子之道并不必然会将人们导向虚无空谈，也可以为经世致用开启智慧大门。
胡适用西方学术工具来研究老子思想，无疑是一次了不起的尝试。他提出的许多新观点可谓振聋发聩，但也有很多牵强附会想当然之处。由于胡适处于新旧思想转型期，所以他对老子思想的认识颇为混杂。例如，他一面盛赞老子之道中蕴含科学精神，一面又称其妨碍了自然科学的产生。
陆
庄子时代有生物进化论吗？
提起生物进化论，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字出自清末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的原作者是胡适非常推崇的博物学家赫胥黎。而赫胥黎的思想源头来自于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生物进化论产生于近代的英国。然而，胡适却认为生物进化论早在先秦时代就已见端倪。他认为，道家大宗师庄子就用寓言揭示了“生物进化论”的道理。
在胡适看来《庄子·天下篇》虽然不是庄子亲笔作，但称得上是一篇绝妙的后序，而从中总结出的庄子思想内核是——出世主义。尽管庄子生活在世俗当中，却在精神层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胡适认为，庄子完成了古代中国的“出世主义”哲学，而庄子哲学的重要亮点之一就是“万物变迁”的观念。
《庄子·天下》曰：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这段话的核心观点是，万物处于不断变迁的状态。
胡适认为，“万物变迁”的论题并非庄子首创。道家创始人老聃曾经说“万物生于有，有在于无”，简要地归纳了宇宙万物的演化过程。孔子晚年喜欢钻研《易经》，正是从此书中发现了万物从“简易”向复杂演化的规律。孔子试图通过学习阴阳相推之术来掌握千变万化的“天机”。但是在胡适看来，老子与孔子都没认真总结出一个成体系的进化论，也忽略了生物进化的现象。自从墨子开始，先秦学者们纷纷研究“生物进化”这一课题。
根据胡适的研究，对此类问题论述最详细的是《列子》与《庄子》两部道家经典。
《列子》是战国道家大师列御寇的作品。但根据胡适的考证，此书和《庄子》一样是后人东拼西凑的典籍，故而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言论。在胡适看来，《列子》书中的进化论分为两种：一是万物是由“气”转化的，这种观点与《周易·乾凿度》完全一致；二是万物生于“无”。“无”指的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万物是其“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
此外，列子反对上天有好生之德的说法，认为上天对万物一视同仁，不分亲疏贵贱。胡适把这个观点解读为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相类的进化论思想。
相对于《列子》，《庄子》的“生物进化论”更加受胡适重视。他认为，庄子的“生物进化论”可以概括为“自化”二字。《庄子·寓言》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胡适对此的解读是“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地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地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
世间一切事物原本是同一类，随着生物不断进化才变成不同门类的物种。这个变化并非在同一时间突然完成的，而是经过了千万年无数代的进化。这个观点与近代出现的西方生物进化论的精神十分吻合。
据《庄子·至乐》载：“种有几，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这段话的大意是：万物变迁源起于“几”，在水的滋养下开始逐渐演化。在水陆相交之地变为青苔，在山陵高地则演化为车前草，车前草经过粪土的滋养变成乌足，乌足的根演化为土蚕，其叶子则会变成蝴蝶。蝴蝶没多久就变化成了虫，生活在灶下。由于其形状像是在蜕皮，于是虫被称之为灶马。灶马经过一千天生长会演化成鸟，这种鸟名叫干余骨。干余骨的唾液能长出叫斯弥的虫子，斯弥又会生出蠛蠓。蠛蠓生出颐辂，黄軦则从九猷里长出。蠓子由萤火虫所生。羊奚草会与不长笋子的竹子结合，老竹子生青宁虫。青宁虫生程，程生出马，马生出人。最终，人又回归自然造化之初的混沌中。由此可见，天地万物都生于造化，又终将回归造化。
庄子描述了一段神奇的生命演化经过。若以当代生物学的角度看，这里面掺杂了许多不可能出现的奇诡现象，科学性并不高。但在胡适看来，《至乐》篇列举的动植物名称大多难以细细考证，不过庄子阐述的道理毫无疑问是一种“生物进化论”思想。
《庄子》素来以玄妙奇异的想象力著称于史，严谨性从来不是其特征。历史上的庄子并非达尔文式的生物学家，他杜撰了这个万物演化的过程，只是为了论证“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的观点。而胡适在研究庄子时，运用了实用主义的治学方法，也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释材料的意义，而不顾其他方面的问题。他做出庄子有“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判断后，组织分析史料也坚持为这个观点服务的原则。
庄子的“自化”说，提及了万物顺应天道（自然规律）“自化”的现象与道理，但并没明确解答万物为什么会变迁的原因。胡适认为，庄子虽然没有明白地回答这个疑问，但他说过的许多话与这个问题有关联。
例如，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这段话的大意是：人如果在潮湿的地方睡觉就会生腰疾乃至偏枯，但泥鳅恰好喜欢潮湿的环境。人如果住在树上就会惴惴不安，而猿猴却能在林中悠然自得。对人、泥鳅、猿猴而言，真正适合居住的地方是不同的。人吃牲畜的肉，麋鹿吃草芥，蜈蚣吃小蛇，猫头鹰与乌鸦捕食老鼠。对于人、麋鹿、蜈蚣、猫头鹰、乌鸦而言，真正的美味是不同的。
由此可见，世上万物的样貌与习性有很大差异，适合人的生活环境，未必适合其他生物。所以有道之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万物各有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之道。按照生物进化论的说法，万物为了生存而演化出适应环境的特征与习性，这就叫作“适者生存”。胡适认为，庄子暗示了这种观点，但遗憾的是他从未公开提出万物的变迁就是为了适应环境。
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指出：“这一层便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近世生物学者说生物所以变迁进化，都由于所处境遇有种种需要，故不得不变化其形体机能，以求适合于境遇。能适合的，始能生存。不能适合，便须受天然的淘汰，终归于灭亡。但是这个适合，有两种分别：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被动的……《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虽然认为庄子思想中有“生物进化论”的内容，但他认为那是一种朴素的被动的生物进化论。而产生于近代的西方生物进化论不仅理论体系更完整，有生物实验做技术支持，更重要的是那是一种“自动”（即物种主动适应环境）的生物进化论。
用西方的生物进化论来解读庄子的道家思想，是胡适的一个大胆尝试。但需要注意的是，他的研究成果有过多的实用主义色彩，故而既不被中国学术界的元老接受，也不被罗素这样的西方哲学家待见。罗素曾经指出，胡适引用的材料并不足以证明中国先秦时期的某些哲学家（指庄子）具备生物进化论的理念。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学术观点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柒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是什么？
胡适将庄子的“万物变迁”思想定义为一种“完全天然的进化论”。无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都影响了他对庄子学说的解读。胡适认为，庄子思想的两大亮点是“名学”与人生哲学，两者都与“完全天然的进化论”有很大关系。这个看法是不是用西方学术理论曲解了庄子的思想呢？这得先弄清楚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是什么。
此处的“名学”并不是指著名学派，而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研究名实关系的哲学。诸子百家对“名”与“实”的关系都有一番思辨。
譬如，名家擅长用诡辩术混淆名实关系，并提出了“白马非马”等多个名学命题；墨家以严谨的逻辑对许多事物的“名称”进行了精准的定义；儒家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讲的是为了做事之前需要确立一个合理的“名分”；兵家打仗也讲究个“师出有名”，这个“名”就是发动战争的理由；法家又称“刑名之学”，主张“循名责实”，考核吏民的实际功过是否符合名义上的法律标准。
道家的庄子也深入思考名学问题，并多次与好友惠施（名家大师）辩论，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学理论。
在庄子所处的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已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儒墨两大显学之间常常进行激烈的辩论。庄子认为，双方各有是非长短（他将自己的看法写成了《齐物论》篇）。
胡适在研究庄子时将其定位为立场超然的旁观者。他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小成’是一部分不完全的；‘荣华’是表面上的浮词。因为所见不远，不能见真理的全体；又因为语言往往有许多不能免的障碍陷阱，以致儒墨两家各是其是而非他人所是，各非其非而是他人所非。其实都错了。”
庄子认为，儒墨两家各有所偏，才会引发争论。而随着争论的深入，偏见反倒越积越深，更加难以分辨出是非真伪。按照胡适的理解，庄子的观点是一种与墨家名学截然相反的“完全的怀疑主义”。
墨家名学的精神是通过辩论来证明真理，辩论是正确的治学方法，必然能探明真理。庄子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就算在辩论中获胜，也不一定就能证明谁的意见一定正确，谁的一定错误。庄子的名学否定了“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故而被胡适解读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完全的怀疑主义”观点。
庄子的本意是：人们的见识有偏蔽之处，才导致争论不休，如果能洞明完整的事理，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胡适认为，这是庄子名学中具有建设意义的一面。但问题是该怎样才能全面地认知事理呢？
庄子的办法是不要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世界，应当注意世间万物万理的相对性。
胡适为庄子的观点找来了许多例证。他说：“这种议论，含有一个真理。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古代用人为牺牲，以祭神求福，今人便以为野蛮了。古人用生人殉葬，今人也以为野蛮了。古人以蓄奴婢为常事，如今文明国都废除了。百余年前，中国士大夫喜欢男色，如袁枚的《李郎曲》，说来津津有味，毫不以为怪事，如今也废去了。西方古代也尚男色，哲学大家柏拉图于所著‘一席话’也畅谈此事，不以为怪。如今西洋久已公认此事为野蛮陋俗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
譬如，我们今天看到的万里长城是明朝时的版本，与秦长城的材质与修筑方法都不同，仅仅是地理位置大体重合。至于人类社会的风俗与价值观，更是在几千年中不断变化。例如，文人墨客极力称颂的风华富庶的吴越江南，在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先秦时的吴越还是中原诸侯眼中的荒蛮僻远之地，吴越人毫无后来江南人的温文尔雅，而是以敢死轻生闻名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