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引文概括了墨家与儒家的四个主要分歧。儒家继承孔夫子的理念，敬鬼神而远之；墨家则主张敬天明鬼。儒家重视丧礼，主张事死如事生，不仅陪葬品丰厚，还对服丧者提出了很苛刻的礼仪要求；墨家站在平民阶层的角度反对这种冗长而奢靡的丧礼，主张节俭的丧葬。儒家推崇礼乐教化，时常操办华丽的声乐活动；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这种对生产没有帮助的声乐活动。儒家主张有命论，把每个人的富贵寿夭与每个国家的兴衰生灭都看作是天命注定的结果；墨家则主张“非命”，认为一切都是人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命中注定的。
胡适认为，墨子对儒家的批评主要在于儒家的丧礼与宗教态度。
胡适在《说儒》中分析道：“墨子最不满意的就是那些儒者终生治丧相礼，而没有一点真挚的尊无信鬼的宗教态度。上文所引墨者攻击儒者的四大罪状，最可以表现儒墨的根本不同……这个人（公孟子）正是儒家的绝好代表：他一面维持他的严格的理智态度，一面还不能抛弃那传统的祭把职业。这是墨子的宗教热诚所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驳他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否也。‘懂得这种思想和’祭如在‘的态度的根本不同，就可以明白墨家所以兴起和所以和儒家不相容的历史的背景了。”
在胡适看来，墨家与儒家的本质冲突还是在于宗教鬼神观与人生观。
儒家并不信鬼神，至少对鬼神持“敬而远之”的怀疑态度。而“宗教的墨学”主张“明鬼”，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民间信奉鬼神的传统。但在人生观方面，提倡“有命”论的儒家显得十分保守。信仰鬼神的墨家反而能大胆地提出命运要靠自己亲手创造的“非命”论。
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与孔子、墨子的人生态度有关。孔子传播儒家大道时采取的是一种顺天应命的态度。他认为，天下有道是命，天下无道也是命。假如自己不巧处于“天下无道”之时，就不执着于推行儒家道统。而墨子的理论决定了他必须踏上一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道路。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到：“墨子是一个极热心救世的人，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所以倡为’非攻‘论。他以为从前那种’弭兵‘政策，都不是根本之计。根本的’弭兵‘，要使人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墨子的’兼爱‘论。”
在先秦百家中，墨家学派的组织最严密、战斗力最强。墨子宣扬“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也就是以墨家学派的力量拯救春秋乱世。兼爱精神付诸于实践就是“非攻”，即反对列国互相攻伐。在古今中外的和平主义者中，墨子是最务实的那一个。他推行“非攻”的办法是，运用墨家守城术来直接帮助弱国抵抗强国。他曾成功地阻止过楚国攻宋国的计划。而后来的墨家士子，也有战斗到全军覆没的案例。
不难想见，墨家之道堪称烈士苦行之道。假如以儒家“生死有命”说指导人生，墨子师徒根本无法践行兼爱非攻的理想。“非命”论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努力摆脱贫贱获得富贵；但对于墨者来说，这是不惜牺牲以拯救世界的决心。
因此，胡适对墨子的救世精神有着很高的评价。他在文中称赞道：“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墨子是一个宗教家。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讲究祭礼丧礼。”
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子背叛儒家与其追求“知行合一”的哲学方法息息相关。按照胡适的解释，墨家具有科学精神与实用主义精神，最强调经世致用。而当时的儒家学者表现出了明显的“知行分离”倾向。儒家不信鬼神却厚治丧礼。虽然这是基于对伦理亲情的重视，但在墨子看来，这是给生者增加负担的蠢行。不如心存对鬼神的敬意而节俭丧葬，将主要精力放在改善生者的生活水平上。
总体来看，墨家的实践精神远远强于儒家。墨子的“兼爱非攻”理论太过高远，最终也没有实现。但墨者一直致力于苦行救世，贯彻本派的宗旨。墨子既看不惯儒家空谈大道、指点江山却拿不出可操作办法的做派，又觉得儒家学说执行得越好越能扰乱天下。因此，他毅然脱离了儒家组织，开创了与儒家并称显学且受到列国庙堂敬重的墨家学派。
伍
墨家的十大主张是什么？
墨家学说主要包括了十大主张。胡适把墨子看作是一个创建宗教的教主，并将这十大主张称之为“墨教”的信条。这些信条的具体内容如下：
其一，天志。
《墨子·天志上》中有言：“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
这段话的大意是：我有上天的意志，如同制车轮的工师有圆规，工匠有了方尺。轮人与工匠以规矩度量天下的方圆，说：“符合规矩的东西才正确，不符合的就不正确。”如今天下的士君子的著书多得载不完，言论多得无法尽计，上说列国诸侯，下说四方士子，但他们离仁义还差得远。何以见得？（墨子）答：我是用天下的明法（即上天的意志）来判断。
那墨子口中的“天志”又是什么呢？据《墨子》记载，“天志”有两个内涵： “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也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希望人们互相残害；“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墨家的兼爱信念就是对“天志”的效法。
其二，兼爱。
胡适把“天志”当成“墨教”的根本理念。他说：“天的志要人兼爱，这是宗教家的墨子的话。其实兼爱是件实际上的要务。”对此绝大部分学者则认为，墨家思想真正的总纲就是“兼爱”。
兼爱思想容易被理解为佛教的“普渡众生”或儒家的天下大同。但三者其实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墨家的兼爱要求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像爱祖国一样爱他国。在墨子看来，如果每个人、每个国都能做到这点，世上就不会有战争与苦难了。兼爱说的核心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为墨子不光希望天下“兼相爱”，还要求“交相利”。他认为，只有互惠互利才能长久地保持兼爱。
佛家并不讲“交相利”，而是追求以佛法点化众生。儒家虽以“大同”为理想境界，但其仁爱存在由亲到疏的先后次序。故而，孟子批评墨家的“爱无等差”主张。
其三，非攻。
春秋战国是个战乱频发的时代。墨子痛恨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故而坚持高举和平主义的大旗。胡适指出：“（墨子认为）不兼爱是天下一切罪恶的根本，而天下罪恶最大的，莫如’攻国‘。天下人无论怎样高谈仁义道德，若不肯’非攻‘，便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
在《墨子》一书中，墨翟与各色人物展开辩论，反驳一切支持战争的言论。他不仅仅是从“兼爱”的角度立论，还结合各种事例论证攻打他国有害于天地鬼神与国家人民。不同于寻常的和平主义者，墨子反战并不靠演讲与游行，他一面游说诸侯，一面训练墨家弟子的军事技能。由于墨家守城术的威力，天下人可以不相信“兼爱非攻”真能实现，但不能不正视墨家学派的战斗力。
其四，明鬼。
尽管古代社会普遍迷信鬼神，但上流权贵与底层百姓的信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儒家的根基在上层，重视“不下庶人”的礼，敬鬼神而远之。墨家学说则集中体现了中下层劳动人民笃信鬼神的特点。
胡适指出：“墨子是一个教主，他恐怕人类若没有一种行为上的裁制力，便要为非作恶。所以他极力要说明鬼神不但是有的，并且还能作威作福，’能赏贤而罚暴‘。墨子明鬼的宗旨，也是为实际上的应用，也是要’民德归厚‘。但是他却不肯学儒家’无鱼而下网‘的手段，他是真信有鬼神的。”
其五，非命。
所谓“非命”，即否定“有命”论。墨家笃信天志与鬼神，却偏偏不承认人生的贫富贵贱荣辱由天命注定。因为墨子对“天”的认识不同于老子、孔子。老子认为，上天对万物没有亲疏差别；孔子则把“天”看作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而墨子眼中的“天”，是兼爱精神的最高化身。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到：“墨子以为天志欲人兼爱，不欲人相害，又以为鬼神能赏善罚暴，所以他说能顺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祸。祸福全靠个人自己的行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来的，并不由命定。若祸福都由命定，那便不做好事也可得福；不作恶事，也可得祸了。若人人都信命定之说，便没有人努力去做好事了。”
其六，节葬。
儒家远鬼神却主张厚葬久丧。对于富贵人家而言，儒家倡导的三年丧礼对身心损耗不轻。对于贫穷百姓来说，厚葬久丧可能让他们陷入破产的困境。在这个问题上，墨子坚决反对儒家的主张。他认为，厚葬久丧有三害：国家经济衰退，人民财产浪费，社会秩序混乱。
墨家宣扬“明鬼”说，却又不提倡儒家式形式主义，用繁琐的礼仪来祭祀鬼神，而是更强调精神层面的信仰。为此，墨子提出“节葬”说，制定了节葬短丧的墨家丧礼，以便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
其七，节用。
《墨子·节用上》曰：“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圣人治理一个国家，该国的财富就能加倍增长；圣人治理天下，天才的经济就能加倍增长。财富的翻倍并不是靠对外扩张领土，而是结合国情民生而削减无用之费，从而使得财富加倍。圣王治国，无论发布政令、兴办事业、役使民力、使用财物，都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去做。因此，财富没被浪费，人民生活不劳苦，国家所创造的利益就增加了。
可见，墨家“节用”说针对的是古代统治阶级铺张浪费，不将财富用于实际生产的弊端。
其八，非乐。
胡适说：“墨子所谓’乐‘，是广义的’乐‘。如《非乐上》所说：’乐‘字包括’钟鼓琴瑟竽笙之声‘，’刻镂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可见墨子对于一切’美术‘，如音乐、雕刻、建筑、烹调等等，都说是’奢侈品‘，都是该废除的。这种观念固是一种狭义功用主义的流弊，但我们须要知道墨子的宗教’以自苦为极‘，因要’自苦‘，故不得不反对一切美术。”
这个批评不无道理，但也要看到在古代社会中，这些广义的“乐”（胡适说的“美术”），都是上层贵族与豪商大贾才能享受到的东西。普通的劳动人民基本上只负责制作这些奢侈品，而无力享受。恰如为富贵人家织锦绣的巧女只穿得起粗布衣。墨子反对“乐”，主要还是为了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