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力毫不逊色于儒家。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与道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研究中古思想史时，把道家称作是中国哲学的集大成派，称赞老子是中国哲学始祖。不同于绝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胡适认为老子是“正宗的儒”，道家并非发端于春秋，而是兴起于战国末期。他将“道家”定义为源出齐国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这个看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鸣。
胡适在研究道家时，运用了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和进化主义三种西方学术理论工具。因此，他提出了许多新颖观点。例如，胡适认为庄子提出了一种天然的生物进化论，还把老子的“无为而治”说成世界上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不仅让传统的国学大师难以接受，连西方哲学家也颇有微词。
尽管对道家与老子评价很高，但胡适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其消极的一面。道家的“道”是个难以被证明的假设，导致人们沉溺于谈论玄虚之道，而轻视经世致用。此外，胡适欣赏老庄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倾向，但他对道家的“极端放任主义”持否定态度。
壹
道家是中国哲学的集大成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一直是与儒家比肩而立的重要学派。比起外来的佛家思想，土生土长的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更为广泛。甚至有学者认为，道家是中华文明的根，诸子百家皆来源于道，兵法、医学、方技、历法、时令、习俗等都有道家的痕迹。连曾经与儒道同为先秦显学的法家，也有脱胎于儒家与脱胎于道家两种说法（后一种观点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胡适研究中古思想史时，也将道家学派（以及道教）作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他的核心观点是道家是中国哲学的集大成派。
胡适对道家的论断主要有三个：
其一，他认为先秦时没有“道家”这个称呼，道家源于战国末期。
这个观点看似与当代人的常识不相符。众所周知，道家学派是由春秋时的思想家老子所创立的。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老子晚于孔子，是战国人。而胡适反对此说，两人曾经为此多次激辩。但胡适指出：“秦以前没有 ‘道家’之名，‘道家’只是指战国末年以至秦汉之间新起来的‘黄老之学’。（《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这又与老子创派说相互矛盾。
其实，胡适所说的道家，采用了西汉学者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定义——“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由此可见，道家实际上是包含了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思想的集大成学派，而不仅仅是老子、庄子的消极避世之学。
胡适把先秦诸子在公元前6世纪到3世纪的演变分成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分化期”，春秋三大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分别创建了思想迥异的三大学派。而进入公元前4世纪后，也就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进入了第二阶段——混合期。百家学术界意识到诸子各有所长，于是出现了打破门户之见、相互借鉴的融合现象。胡适把战国时强势崛起的法家看作是百家学派混合后的产物。他说：“我们可以说，当时所谓‘法家’其实只是古代思想的第一次折中混合。”
在胡适看来，道家实际上来源于“齐学”。所谓“齐学”指的是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派。胡适认为，齐学的核心是“阴阳消息”和“五德终始”等内容。稷下学者运用这套理论来阐述天文历法与古今制度，将其学说托名于黄帝与老子，故而稷下齐学也被称作“黄老之学”。
当代学术界通常将道家分为老庄派与黄老派，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老庄道家是“出世之学”，而黄老道家是入世之学。胡适认为，黄老之学与司马谈定义的道家完全相符，在坚持自己内核的前提下博采诸子之长。
胡适认为，道家的思想内核是“自然变化的宇宙观；养生保真的人生观；放任无为的政治观”。这三个主张渗透到了古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故而道家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可越过的一座高峰。
其二，他判断道家在中古时期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
道家先于道教产生，道教是道家宗教化的产物。这个转变发生在汉朝。而在更早的秦汉之交，道家的宗教色彩并不浓厚。胡适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指出：“在秦始皇坑术士之后，汉武帝大求神仙丹药之前，这七八十年中的道家似乎经过了一番刷清作用，神仙迂怪之说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而清静无为的思想特别被尊崇，故这时期的道家思想差不多完全等于清静无为的政术。”这个政术说的是汉初君臣信奉的黄老道家。
然而，道家自从汉武帝之后与神仙方术、天人感应等思想合流，逐渐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变成了中国中古时期的道教。这是胡适在研究道家经典《淮南子》（又名《淮南王书》）后得出的结论。
胡适对道家有个基本认识——“道家集古代思想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因此，他在编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时，把最多的笔墨给了《淮南子》。在他看来《淮南子》与先秦道家经典的差异，印证了道家在中古时期的重大转变。胡适说：“神仙出世的人生观使道家成为‘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的悲观宗教；阴阳禨祥的迷信使道家放弃传统的自然主义宇宙观，而成为禨祥感应的迷信的宗教。”
阴阳感应论原为阴阳家的主张，但到汉朝时已经被道儒两家吸收为基本教条。至此，先秦的神仙方术脱离了粗浅的鬼神观念，变得哲学化和系统化，并融入了道教体系。这个演变既有利也有弊。
胡适崇尚自然科学，道家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与现代科学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对道家的推崇也是因为此故。让胡适感慨不已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指老子）最早发现自然的宇宙论，原本应该促进思想解放，但遗憾的是，如此历史悠久的自然主义哲学并没有在中国催生自然科学家。胡适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崇拜自然。他说：“信‘道’太笃，蔽于天而不知人，妄想无为而可以因任自然，排斥智故，不敢用己而背自然，终于不晓得自然是什么。”
这个论断是否中肯见仁见智。但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同时认为《淮南子》中的思想可以发展出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观”与“积极有为的变法论”。这与许多学者简单判断道家消极避世的论断，有着明显的区别。
其三，胡适对充满道家自然主义色彩的王充思想给予高度评价。
他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感慨道：“道家是一个杂家，吸收的成分太多……遂成了一部垃圾马车；垃圾堆积得太高了，遂把自己的中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埋没了。直到二百年后伟大的王充出来，自然主义才得以从那阴阳灾异符瑞感应的垃圾堆里被爬梳出来，刷清整理，成为中古思想界的唯一炬光。”
东汉学者王充是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以道家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为根基，提出了无神论的观点。王充的道家思想既不同于老庄派，也不同于黄老派，与董仲舒革新后的讲究天人感应的儒学最是格格不入。
胡适之所以给王充如此高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王充回归了道家最核心的自然主义宇宙观，还表现出了一种反抗虚妄与迷信的“科学”的精神与方法。
胡适指出：“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疑问，假设，证据，三者共同构成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缺一不可。在胡适看来，王充的思想恰恰包含了这三者，而这是他对中国思想发展的最大贡献。
当然，王充的思想同样存在严重的缺点——在反对天人感应学说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宣扬“有命论”。虽然如此，王充的历史贡献依然得到了胡适极高的评价。中国当时的思想发展，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需要一次正本清源。特别是染上过多神学色彩的道家，不经过一次“破坏的批评”，就无法回到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宗旨上。
在胡适看来，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的思想大解放，正是以王充为转机。他在《王充的论衡》中指出：“他（王充）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还在建设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了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自从先秦时代开始，诸子百家竞争激烈。到了秦汉之交，儒墨之争已毕，法儒之争正烈。焚书坑儒标志着儒家大败，而独尊儒术又使得法家大败。与世无争的道家却通过将不同学派融合贯通，终于发展成了“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集大成者。故而，胡适才盛赞道家是中国哲学的集大成派。
贰
老子是道者还是儒者？
众所周知，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祖师爷。但胡适在《说儒》中把老子看作是 “正宗的儒”，而孔子是革新后的儒。那么问题来了，老子是道还是儒？这得从老子的事迹说起。
据《史记》所载，老子是楚国人（实为陈国人），姓李氏，名耳，字聃，其生卒年皆不明。据传，老子曾经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的学问非常渊博，孔子曾经入周向他学礼。
李耳为什么被世人称为“老子”呢？据《神仙传》称，老聃“生而皓首，故称老子”。《高士传》则认为“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但胡适认为，这两种说法的可信度都不高。他认为，“老子”的名号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老”为李耳的“字”，先秦有先说字再说名的风俗，老聃的字是“老”，故称老子；另一种可能是“老”为其姓氏，老子其实是老姓李氏，后人不熟悉先秦氏族制度，故而将两者混为一谈，老子姓老，故称老子。
由于两种解释都没有直接凭据，故而胡适没有下最终结论。但这并不妨碍他断定老子是最先发现“道”的思想家。
“道”是一个极为抽象的哲学概念，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无数博学善思的思想家与学问家都试图将其描述清楚。但这个概念太过微妙，实在难以说明白。老子在《道德经》中从各种角度来阐发“道”的道理。由于内容高度抽象化、哲理化，老子的哲学思想被后人认为是玄之又玄。然而，在胡适看来，老子哲学的核心就是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念。
在此之前，古中国人眼中的“上天”是一个高度拟人化的文明符号。上天是一个有自我意志、喜怒无常、作威作福的最高主宰。
例如，《诗经·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诗经·板》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从这两句诗歌来看，皇天上帝（上天）不仅像人一样有好恶，还“临观四方”，主宰着人间的一切。当时的人将水旱饥馑等灾难都视为上天的惩罚。
然而，生活在诸侯纷争时代的老子，目睹了种种天下乱象与生民苦难，却没见到皇天上帝能站出来救民于水火。于是他推翻了传统的天道观，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具有好恶意识的皇天上帝。老子不但认为上天不会赏善罚恶，还进一步提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革命性论断。
许多人以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如同人有恻隐之心。老子却说天地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没有什么亲疏之别，也并不特意对人类施恩。这个论断一举打破了天人同类的传统观念，鲜明地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哲学观。
这是老子天道观的消极的一面，其积极的一面是提出了“道法自然”之说。老子认为，道先于天地万物存在，也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化万物并非依靠主观意志，而是让万物都顺应各自的自然属性来发展。
老子的思想被战国时的庄子所继承。两人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道家两大代表人物。老庄在道家的地位，恰如孔孟之于儒家。
然而，胡适却说：“到了汉朝才有人勉强将他们（老子和庄子）跟孔、孟分了家，称为道家。秦以前的古书中都没有‘道家’这个名字。哪一位先生能在先秦古书里找到‘道家’这个名字的，我愿意罚钱。所以韩非子在秦末年时说：‘天下显学二，儒墨而已。’他只讲到儒、墨，没有提及道家。”
胡适指出，“道家”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史记》中，先秦典籍里没有这个称呼。而司马谈与司马迁眼中的道家实际上是混合折中了诸子精华的黄老道家。老子创建自然主义宇宙观早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但黄老道家这个学派产生的时间最晚，大概在战国末期到秦汉之交。
胡适的另一个证据是，秦朝之前百家争鸣时，没有谁提到与儒墨对立的道家。无论是儒家亚圣孟子还是法家学者韩非，都只说儒墨是显学，然后加上一个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的杨朱学派。当代学者将杨朱学派也归入道家体系中，但胡适认为杨朱学派并非道家，可以算自成一派。而许多被后世学者视为道家人士的历史人物，大多被他归入儒家或墨家门下。其中老子被胡适归入了儒家。
胡适认为，先秦时代的各派学者可以总称为“儒”。例如，秦始皇坑杀的明明是方术士。但由于广义的“儒”不仅包括正宗的儒家士子，燕齐方士生也算在内。所以后人只记得秦始皇“坑儒”。按照这个定义，老子也是“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