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郡考上》中，王国维考证出，《汉志》上“所举二十六郡国，其真为高帝置者，曾不及三分之一，然世人莫之察焉，是可异已。”那些郡中，可确证为高帝建置的，仅河内郡、清河郡、常山郡和豫章郡。他考证出，江夏、涿郡、渤海、平原、千乘、泰山、东莱、桂阳、武陵和定襄十郡，非高帝所置。在《汉郡考下》中，王国维首先分析了汉初的一些施政措施，包括分封异姓王、以同姓抑制异姓和以亲制疏的举措。到异姓渐尽时，又存在分封大小不均问题。在此篇中，王国维着意阐述了汉的郡制变迁的历史原因以及不同时期各郡的归属变化。
王国维于古器物和地名考证方面的成果，得益于其渊博的学识、扎实的古文功底以及深厚的历史知识。从他的著述中，颇能见他“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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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考据方面的贡献
从1912年以后，王国维开始将他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向文字学、古器物学和史地学，并于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体现在学术成果上，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概括起来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将古器物由古玩变成古史。
二十世纪初，对于中国考古界来说，无疑是个大发现的时代。其集中表现在，殷墟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相继挖掘出土；长沙马王堆书和山东临沂、湖北云梦、甘肃居延等地简牍的相继出土以及外文材料、少数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满文史料的发掘利用。这些发现，其最初均带有商业的影子，成为了一些人用来生财的物品。如甲骨文，当初就是被当作一味叫龙骨的中药而被卖到了药店里，其最初被识别也不是史学专家，而是古董商。也就是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这样的学者手里，它们才由古董玩物变成了无价之宝。由此，对甲骨文的研究也就衍变为甲骨学，进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甲骨文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提了一千年，推翻了以往“东周以上无史”的观点，并有力地反驳了一些外国学者主张“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7~8世纪”的错误看法。
正因如此，那些出土的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还有青铜器以及字画、碑帖、古籍等，到了王国维手里都成了还原史实的“史实”。汉晋和简牍也成为了研究秦汉和魏晋的重要资料，敦煌文书也成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的珍贵资料。由此，他的《简牍检署考》，完整地说明了在纸张发明前的文字书写方式；他的《流沙坠简》成为了中国第一部以地下出土文物为实证的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地理的专著；他的《鬼方、昆夷、猃狁考》就是利用彝器和拓本与传世文献互证来考释先秦古史的最突出成果的。
这其中，王国维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使甲骨文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标志着科学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开始建立。
其二，用卜辞补正了文献记载的错误。
通过考证，王国维发现，卜辞上所记载的文字都是当时通行的文字，而且通过与史籍互证，表明其记述的内容都是贴近史实的。由此，他就拿卜辞的记述来校勘史籍上的记述，并取得显著成果。比方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他就是通过卜辞文字的记载，对殷王朝系做了全面地考订，并探讨了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从而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
其三，用实证改变史学研究中的疑古风气和盲目信古思想。
随着西方进化论史观被普遍接受，加上受当时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史学界就出现了疑古和信古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时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走向。也让坚守传统和否定传统成为了一种学术姿态。于是，就出现了“史界革命”的主张。
王国维一生所信奉的学术精神是求真和求是，虽然他也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史观，但是，在具体方法运用上，他还是坚持“学无中西”的观点，并将中西方考史方法相结合，提出了建立在西方实证基础上的“二重证据法”。
1926年，王国维发表了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商史的系统性著作《古史新证》。在总论中，他阐述研究古史的基本原则，即“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并指出治史的根本方法不在于“疑古”，而要“证古”，强调以地下发掘的新史料来证史。难怪胡适对此评价道：“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由于运用了科学的考史方法，也就让王国维取得的学术成果格外丰硕，在有些方面更是首创，从而奠定了他的大师地位，让他融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青铜器鉴定家之列。也正得益于他的实证，让疑古和信古者做到了让理性回归。
其四，在中西文化互通中担起桥梁作用。
在当时的史学界，随着疑古风气的盛行和“史学革命”口号的提出，否定传统文化演变成一场运动也就不可避免。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政治的面孔出现，以反传统的行为为手段，以过激的言论为导向，其实质仍然是对传统的反思。对此，王国维可说是一位旁观者。这其实也好理解。
在学术上，王国维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影响，同时又具有乾嘉考据学素养；他通晓几门外语，学习过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美学知识，并吸收了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因而，他在学术上主张消化吸收西学，力求中西学术融通，从而为自己所用。为此，他提出了“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主张。他不以圣贤、权威之言为准则，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一切唯“真”“是”是从。因而，在他看来，学术争论的实质在于分清学术本身的是非真伪，而不在于新旧或中西，有用无用，它应是独立于物欲之外，非功利的。这无疑是一种兼收并蓄的世界性眼光。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王国维的这些认知具有历史的前瞻性，对促进世界多元、增进不同文化合作交流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他的这些认知被广为践行，而他就是这条通道上忍辱负重的桥梁。
其五，引领一代风气之先。
不同于一般的学者，王国维所从事的研究，很多都具有开创性，从而让他具有奠基人的身份。在考古方面，他是第一个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并根据卜辞加以纠正；他是第一个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之人；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的人；他于考据上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另外，在教育方面，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的人，在其他诸如美学、文学、心理学、哲学等方面，他也都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
王国维是位特立独行、知行合一的学者。放在今天，他身上那种“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远离物欲、无功利的为学态度，讷言敏行的行事风格，信奉真知的执着以及躬行为人之道的教养，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既是一种风范，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