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优美的旋律和歌词该怎么创作呢？王国维指出，在中国古代的名作当中就有不少。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反映气候变化的，如唐代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再比如，歌咏身边所见的，如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还有如反映季节变化的，如宋代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不用再举，这类自然清新、通俗易懂且又朗朗上口的古诗可谓俯拾皆是，均是非常适合儿童歌唱的。
王国维还指出，退一步说，如果非要让音乐也为道德教育服务，那也应该选择一些适合于儿童直观的歌词才是。而这些歌词，在中国古代名作中同样随处可见。比方说，唐代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还有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诗文辞浅显，但寓意深刻，富于道德说教，还有启示人生的哲理在里面，可以说非常适合儿童接受。
从王国维对音乐歌词“干燥拙劣”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相对中国传统教育来说，已有了质的飞跃。教育的目的自然是培养“完全之人物”，但是在教育方法上，不但要因材施教，更应有的放矢。对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来说，顺应他们的心性、以喜闻乐见且又易于接受的事物来培养他们的兴趣，远胜于那些抽象空洞的道德说教。
伍
王国维有怎样的教育主张？
王国维的教育主张就是要把人培养成“完全之人物”，即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之人。这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提出来的。当然，教育并非孤存于校园内，而是与整个社会普遍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从社会角度来看，针对教育，王国维又有哪些主张或认知呢？
1904年，王国维在他的《教育偶感四则》中写道：“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这番话，既有它的时代背景，又有针对性，放在今天仍有警醒意义。
中国人有着漫长而强烈的官本位价值观，古人读书的终极目的就是冲一“官”字而去的，就为了有朝一日能谋上一官半职。
王国维说：“吾中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一‘利’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
因而，他说生一百个政治家，不如生一个文学家的话，一定会招致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感，尤其是那些手握实权的大吏要员们。这真有点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意味，让人产生误解。其实，他的真实意途——无非是藉此来阐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政治家给国民带来的，是现实范畴上的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带给人的是抽象范畴上的精神利益。由此引出他所要表达的观点：物质上的利益，不过是一时的，而精神上的利益，能永远留存。
为什么这么说呢？王国维指出，政治家所经营的事业，后人只需一日就能破坏掉，而古今那些大著述，只要在世存一日，其带给后人的泽惠就能千百年不泯灭。所以，希腊有大诗人荷马，意大利有大诗人但丁，英国有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德国有大文学家歌德。他们都被其国人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来纪念，而很少有政治家有这种殊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带给了国民精神上的慰藉，从而让国民视作生命当中的精神支柱。而政治家留下的泽惠，却没达到这样的效果。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头脑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物质烙印，评判现实世界的标准无非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当西风东渐时，国人的这一心性表现得特别明显。然而，执政者与教育者的态度如何呢？
王国维说：“今之混混然输入于我中国者，非泰西物质的文明乎？政治家与教育家，坎然自知其不彼若，毅然法之。”
王国维看到，当西方制造的物品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时，中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只看到了自己在物质层面上不如人家，然后就抱定决心去学习人家（物质层面上）的东西。而在精神层面，他感到非常失望，进而发出疑问，试问我国的大文学家当中，有能够代表全体国民的精神，如希腊的荷马、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的吗？谁也回答不上来。之所以回答不上来，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人选还是有这种人选但一时举不出来呢？在他看来，可以明确的是，中国人重视文学不如西方世界。由此，则中国人从何处得到精神慰藉呢？从宗教上吗？中国本就没有宗教，印度传入的佛教也早就失去生气。从美术上吗？中国自古就匮乏。由此，则中国人除了吃喝外，不去吸鸦片、赌博，又能干什么呢！
他进而得出：“故我国人之嗜鸦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与西人之细腰、中人之缠足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
中国人曾于鸦片中沉沦。王国维曾亲眼目睹过民众吸食鸦片的场面，痛心于人性追求中的空虚堕落。针对此，他进行过心理学的研究，并将西方的美学观点引入其中，试图让高尚纯粹的审美追求来成为人性当中的精神趣味，从而让民众脱离鸦片之害。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他指出，人在生活中都会有各种欲望，如果愿望得到满足，就会感到快乐。反之，就会感到苦痛。这种苦痛，属于一种消极的苦痛，即空虚的苦痛。嗜好就是缘于空虚的苦痛代替积极的苦痛。王国维说：“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动者，虽无益于生活之事业，亦鹜而趋之。如此者，吾人谓之曰‘嗜好’。”嗜好的由来，是缘于人的生活之欲得到满足转变为势力之欲使然。各种嗜好，与人都有吸引力。比如，烟酒能使人心得到休息；博弈能使人在抽象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后的快乐；宫室、车马、衣服除实用外，还能满足人的妆饰欲望；书画古玩对收藏者来说，有炫耀的功能等。不过，他认为，人类最高尚的嗜好是文学艺术，不论悲剧还是喜剧，都能给人以精神的慰藉。同时，他又指出，嗜好虽有高下优劣之分，但根源都是一样的，都源于个人的欲望；人不能没有嗜好，因为无嗜好会让人感到空虚，从而导致堕落。防止空虚堕落，就得让人抑制卑劣的嗜好，代之以高尚的嗜好。
由此，我们也就知晓王国维所说国人嗜鸦片的心理因素——缘于精神空虚。精神空虚怎么办？得有东西来让它得到慰藉。这种东西是什么呢？王国维指出，它就是被国人普遍漠视的文学艺术。如何实现？从培育国人文学趣味入手。但是，那个时代能做到吗？这也是让王国维痛心疾首之事。
他说：“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势也。”
中国人的功利思想由来已久，面对物欲大潮，他的感叹显得是那么无奈，那么有气无力。
但是，就如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样，王国维的眼光是犀利的、超前的，头脑是清醒的、理智的。
他说：“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
在他看来，物质的文明，在短时间内就能与别人比肩，但是，精神上的趣味，没有千百年的培养，没有一两个天才横空出世，是不能形成的。历史已经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尤其是对眼下的中国来说，更有醒世的意义。
由此可见，王国维所倡导的要教育国民，培养“精神之趣味”是站在民族的高度发出的。他的观点虽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他的倡导已追随着那个时代谢幕了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随便举王国维当年所述：“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无他好焉。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之意义，则今日之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之证据也。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而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
这番话可谓道出了国人的根本价值观，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些从事道德、学问之人，舍做官外皆无价值。这种情形距今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了，可如今的市面上呢？有多少人在奉“官”为圭臬，尤其是在学术界，官不官学不学之人何其多矣！长此以往，难道不会重现“国势之危险”的局面吗？又比如：“故今之学者，其治艺者多而治学者少。即号称治学者，其能知学与艺之区别，而不视学为艺者又有几人矣？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
这番话要说的是，当时的学界，缺少真正对学术本身感兴趣的人。那些号称“治学”的人，只是把学问当工具，以此来求得物质享受。
世界是多样的，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欲求是永不满足的。缘于此，当人性中没有了高尚的情趣追求，各种原始的欲望得不到遏制，人们都以精神上的空虚去追求物质上的富足时，这个世间注定会衍变成为一个为残暴贪婪所驾驭的猎场，人性随之会变得越来越凶残堕落。唯有通过教育，让国民具有了高尚的“精神之趣味”，这个社会才会走向健康有序，才会远离急功近利，才能具有蓬勃朝气。这既可以说是王国维将美学、哲学与教育学等融合后的一种新诉求，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追求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