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谁都明白，如同诗不会亡国一样，诗也未能救国。当强邻压境的时候，在渤海和黄海迎战敌舰的还是北洋舰队。对于濒临灭绝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卫护和图强的力量，不是诗，不是靠情感的抒发，而是实际的决策和行动，而是实力和士气、军舰和远射程火炮！可是，1898年的中国却拒绝了一切，惟独承认“百无一用”的诗！
尽管有时人们会说，给我一个雪莱，给我一个莎士比亚，我将如何如何，但这时的中国，当丁汝昌的身影随同那些威武的北洋舰队一起在黄海的滔天巨浪中沉没之后，人们的期盼依然是坚强的铁甲和沉雄的大炮的轰鸣。然而中国没有！一个社会忽视和拒绝诗人，特别是畏惧诗人的声音并试图取消这种声音，是这个社会的悲哀。但是，一个社会如果仅仅剩下了诗人，忽视和弃取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更具有实效的一切，那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这种忽视和弃取，若是涉及对这个社会的存在来说至关重要的智慧的大脑和行动的中坚，并试图取消和清除他可能对社会的发展施加的影响力，那儿乎就是一种灾难！
人们在黄遵宪寂寞死去时发出的“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和“屈原思张楚，不幸以骚鸣”的慨叹，乃是对一位经世的人才受到埋没，而独独实现了一位才华诗人的慨叹。那时代就这样轻易地埋葬了一个“簕才”，而不无凄怆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诗才”。
诗是最后的方式
当然，作为诗人，黄遵宪仍然是惊才绝艳，仍然是开一代诗风的卓越诗家。他一生奔波，建树亦广，但不曾须臾和离开的唯有诗，诗是他至尊至爱的能够给他的仕途失意以慰藉的唯一的朋友。诗也是他继续关怀国家和社会命运的最后的方式。
1898年****之后，他回到家乡，正是百花凋零秋叶瑟瑟的悲凉季节。一生在外忙碌，一时闲散下来，回想这一年发生的激变，心中怀念着那些死去的和流亡各地的朋友，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怆。从北方南下的孤雁在云端发出悲鸣，似是呼应着他的内心的不宁。他写了题为《雁》的这首五言诗——
汝亦惊弦者，来归过我庐。可能沧海外，代寄故人书。四面犹张网，孤飞未定居。匆匆还不暇，他莫问何如。
一方面以惊弓的孤飞者自况，一方面则是为飘零沧海之外的故人牵心。难道是他们让你给我带信来了？四面正张着网罗，黑暗势力还在逞狂，一切依然是在仓皇之中，一切都不要问，一切也都说不出！
1898年的灾难，毕竟最后完成了一位诗人。中国诗史有过一句成语，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诗人因为国家的危难而颠沛流离，但诗人也从这种不幸之中得到了不幸的诗情。1898年，一个被贬斥的官员回到了他的家乡，一生的抱负和理想变成了梦幻，他终于有机会静下心来，把这一切的追求与失意，激情和悲哀，通过诗句的排列和组织，缓缓地从笔端流淌出来。
政治上的失意在诗歌上得到了补偿。继1898年《纪事》、《放归》、《九月朔日启程由上海归舟中作》、《到家》、《感事》一系列作品之后，他的诗兴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年，即1899年他迎到自己诗耿创作的新的高潮期。这一年，他有两大组诗创作出来，这就是《己亥杂诗》89首和《己亥续怀人诗》24首。这些诗，寄托了他毕生的情怀与思致，诗歌所反映的时间跨度极大，是他一生行止的艺术概括。诗歌所包容的内涵也极广，丰富的人生阅历，从儿时的追忆，到政海的波澜，诸多的短篇汇成为史诗般的巨制。这些诗是黄遵宪诗歌艺术达到新的高度的标志。
1900年，即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这是黄遵宪一生的创作的鼎盛期。这一年元旦，黄遵宪开笔作《庚子元旦》诗，这是他献给20世纪新太阳的第一声问候。他的问候并不是欢愉，依然是心事郁结的沉重一乐奏钧天梦里过，瀛台缥缈隔星河。重华仍唱卿云烂，大地新添少海波。千九百年尘扨末，东西南国战场多。未知王母行筹乐，岁岁添筹到几何。在这首诗中，他用瀛台表达对受囚禁的皇帝的思念，他也借此表达了对于不平静的20世纪的最初的愁思。他虽身居乡野，依然心存魏阙。朝廷的每一个重大的举动，牵萦着他的一些愁心。他对他为之献身的社稷生民，都有充满情感的文字的反映，从京中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天津纪乱十二首，等等。这么密集的诗歌纪事，说明他的乡居生活并非与世隔绝，而是从未止息的激荡不宁！
在与黄遵宪的文字交往中，最密切的一位朋友是丘逢甲。前已述及，黄遵宪于戊戌京变后被发落回家，在家乡修筑他避乱的窝居时，丘逢甲为之写了一对联：“陆沈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这些话使他心动，黄当然引之为知心。事隔二年，到了庚子年间，国乱未已，补天乏力，也许是心存忧患而无从宣泄吧，这一二年间，他们的文字往来是更见频繁了。这一年的开初，满怀愁绪的黄遵宪提笔给他的朋友写了一首诗，这就是《寄怀丘仲阏》：
沧海归来鬓欲残，此身商摧到蒲团。哀弦怕听家山破，醇酒还愁来日难。绕树乌寻谁屋好，衔雏燕喜旧巢安。朝朝曳杖看山去，看到斜阳莫倚栏。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得知，尽管赋归之后他立定决心抚平心灵的创伤而做到“忘却”，但事实却是：未能忘却。对于始终以国家社会兴衰存亡为毕生追求的爱国者，他所拥有的只能是永远的记忆和始终的激荡不宁。
这一年秋天到来的时候，漫长的干旱结束的一个雨晴的日子，丘逢甲访问了人境庐。他们有过一次深情的对酌。酒后，丘留下了两首诗章，其中一首用“江阳”韵，是这样的：
忍把乾坤付睡乡，登楼休负好秋光。黄龙约改清钟酒，白雁声催故国霜。老树半凋开远目，菊花无恙展重阳。美人消息来何暮，怅望秦云各尽殇！丘逢甲的诗再一次撩拨了黄遵宪的满腔悲愁，他于是展纸临墨写了一首：《久旱雨霁邱仲阏过访饮人境庐有诗并慨近事依韵和之》，其中一首也用的“江阳韵”：
生菱碎尽臍湖光，未落秋花半染霜。举目山河故无恙，惊心风雨既重阳！麻鞋衮衮趋天阙，华盖迟迟返帝乡。话到黄龙清酒约，唏嘘无语忍衔觞。
秋天的萧瑟唤起他们人世苍茫的悲秋情怀，但字里行间跳动着的却不是个人遭际的伤感，而是重阳时节的惊心风雨。这里充满了杜甫《北征》那样的不能卸下的家国破灭的情怀。黄遵宪这番和丘逢甲的诗歌唱酬，如同开闸的潮水，不断跳溅着奔向前方，一发不可收拾。接着“再用前韵”，接着是三用、四用、五用、六用、七用、八用，每次和诗都是两首七律，总计写了16首。此后，又是《天津纪乱十二首》。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黄遵宪几乎是拼却毕生的心血以心灵的咏叹迎接了这新世纪的第一线阳光。
诗人就是在苦难的歌咏中完成了自己。此后四年直至他去世，为诗甚少。他的绝笔写于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他在病中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这是一场噩梦的恐怖的场面：“阴风飒然来，君提君头颅。自言逆旅中，倏遇狙击狙。”显然是他牵挂流亡的友人，日思夜想，幻觉中他们被通缉追捕亡命于中途的可怕的情景。戊戌变后数年间，他一直为这种可怕的场面所惊扰，他的心灵并不因乡居的宁静而宁静下来。那年夏秋的记忆实在太深重了，他用数年的时间，极大的克制力要自己忘却，而至终却是不能。诗人的绝笔依然是一场噩梦，依然是他对逃亡中的革命者的无限思念，直至他的生命的终结。
永久的魅力
但作为世纪之交的接受新思想的旧式知识分子，黄遵宪的存在对于今日的我们依然是永久的魅力。这种魅力是由于他的诗歌，或者更确切地说，并不止于、或主要的还不是由于他的诗歌。在这章文字将要结束的时候，笔者愿意引他在家乡隐居的生命最后阶段与梁启超历经数年的书信往返中的一段论述，以印证这位文化巨人的魅力之所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六月，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阐述了关于“保存国粹”这样的问题：
持中国与日本较，规模稍不同：日本无曰本学，中古之慕汉、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巳身在无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面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黄遵宪从两国历史文化比较的角度进入关于保存国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一巨大的命题。国粹所指是文化传统。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大而言之有保存或批判二义。这是进人近世以来中国文化思考的核心问题。传统文化中的精英部分，于社会发展有益，自应保存。当时引发思考的是传统文化作为庞杂而巨大的存在，国人对之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批判。而作为抵制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借口，即中国具备一切的丰富与自足，这就是保存国粹这一提法出现的最初动机。它是一种抗拒的藉口，近代以及现代的一切复古派都非常熟练而热衷地使用这个武器。
黄遵宪对日本的分析是否允当，我们置之别论。
单就中国来说，他所说的“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是非常精辟、透彻，也非常尖锐的。可以说，他的思想的新敏，他的立场的坚定，不仅较之“五四”时代的遗老遗少，较之当日“学衡”、“甲寅”诸派中人，甚至较之这个世纪末的一些新的倡导国粹的人们，提早了大约一百年！
那时代推出了这样一些先知先觉者，他们的精神魅力永恒。都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出现巨人的时代，中国的19、20世纪之交，为了结束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民族新生，也酝酿和培育着一些这样的巨人。那时的这些巨人，从四书五经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翻越而出，拖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认识了横行的拉丁字母组成的文字，操着以极艰苦的勤奋学来的西方语言，在西方民族惊异的目光中出现在世界上。这批最早出现并和世界直接交往的人们，他们接受了天文和数学、物理和化学，也接受了哲学和宗教，特别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思潮。他们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站立在中国深厚无比的传统文化面前，是站立着而不是匍匐着，他们勇于面对它的全部优点以及全部的劣根性！
但是，不幸，这位百年前说过这样尖锐而精彩的见解的巨人，也只是在新世纪的太阳初升的时节，怀念着他的受难而流亡在异国他乡的友人，梦见这位友人提着自己的头血淋淋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被这场可怖的噩梦而惊醒。惊醒之后，他满怀着希望又不免哀伤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
怀刺久磨灭，惜哉吾老矣。曰去不可追，河清实难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