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自芦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之议，始自张之洞。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当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向光绪皇帝建议修建这条铁路，也得到皇帝的认可。但时间过了六年，仍然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而没有进展。1895年光绪皇帝重提此议，但商人多持观望态度而反应冷淡。刘鹗此时受到洽黄成功的鼓舞“慨然欲有所树立”0，便在联络了一些资本之后，向政府作了承办修筑芦汉铁路工程的申请。朝廷表面上应允了，但由于各种掣肘之事，加上舆论对刘鹗颇有怀疑，最终还是被搁置起来。这时官场内部电文频繁，大都是对他不利的议论：“岂有一无名望之人，能招千万巨款？闻俱是洋人所为，不特人股而已”；“刘鹗无银行作保，其为不正派洋人招揽洋股无疑”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刘鹗在一番兴奋之后，还是以一无所成而告终。在汉口，理想幻灭之后的刘鹗，登上了古琴台，怀想起伯牙子期遗事，不禁怃然：
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后世但闻传古迹，当时谁解重高贤？桐焦不废钧天响，人去空留漱石泉。此地识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挫折并不能使这个兴趣广泛而持久、既有试验新事物的热情又富冒险精神的人停住脚步。他一生几乎随时都在酝酿着新奇的想法，而且一旦有了想法随着便是行动。改造社会的热情始终伴随着新异的构想，紧接着就是把想法予以实行。他有滋味地生活着，看到了那一切的凝滞和痼弊，并力图以全身心的投人改变那一切。他激情奔涌，无畏地一迳向前走去。但依然是个不断在事实面前碰壁的人物，这与他的性格有关，更与他所生活的大环境有关。
他从事活动的舞台和背景，是典章整饬的封建社会，虽说当时已是一个王朝的晚景，却是一切都已是完整地规格化而并不留下什么可变通的空隙，当然连同了人的思维。在这样的包括精神都凝固化的社会，不仅康有为、谭嗣同那样一些对现实怀疑的思考会遇到坚决的反弹，就是刘鹗这样只希望用建设性的“添加”以改变现实的建议或行动也会遭到惯性顽强的抵消。因此，在刘鹗的生活字典里除了行动的热情，还有的就是那一切试验的短暂性和最后的失败。
他学过日语和法语，如前所述，也掌握了包括数学、机械等等西学。他谙熟洋务，是生活在封建社会而对资本和商务并不陌生的人。但社会纵容了成千上万墨守成规的庸常之辈，而独独不能容忍像刘鹗这样敏于新事物又有真学问的人。就这样，在上一个世纪末风潮涌动之中，既有万千举子忠心救国的上书言事，又有刘鹗这样以个人之力的不竭奔波。尽管二者的终局都是失败，但却留下了那一股变革现有秩序的激情，成为上一个世纪最动人的记忆。
承建芦汉铁路的设想，因为说不清楚的原因而化为泡影之后，刘鹗几乎没有停歇便进入了另一个新目标的行动之中。兴修水利之后是修铁路，修建铁路之后则是开采矿山。这都是一些事关建国兴邦的大得吓人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又都和这位“不出名”的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字有关，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人感受到那时代的非凡的气势和魄力。尽管前面的目标都没有达到，但思想如野马的刘鹗还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
公元1897年，山西为开采煤矿成立商务局。由于国内资金缺乏，决定向英国为开矿组建的投资机构福公司借款1000万两白银。由于种种原因，刘鹗被选当投资公司与山西矿业的中间人。刘鹗之愿意投身此事，出于他一贯的强国富民的理想，他在给山西巡抚胡聘之的禀文中，力陈开矿的益处——工人所得之资不能无用也，又将耗于衣食。食者仰给于庖人，衣则仰给于缝工。庖人不能自艺蔬谷也，又转仰给于农圃；缝工不能自织布帛也，又转仰给于织人。如是辗转相资，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余万人矣。我国今曰之患，在民失其养一事。而得养者十万余人，善政有又过于此者乎？况有矿必有运矿之路，年丰仓可以出，岁饥谷可以入，隐相酌剂，利益农民者，更不知凡几。我国出口货值，每不敌进口货之多，病在运路不通。运路既通，土产之销场可旺，工艺之进步可速，倘能风气大开，民富国强屈指可计也。而开矿实为之基矣。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开发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改善了民众生活。上一个世纪末刘鹗关于开采晋煤的设想，很像是今日中国所实行的引进外资以联合开发的措施。要是这件举措发生在100年后的今天，大约不至于形成议论纷纷最后一事无成的结局，不幸的是，此事办早了100年！
刘鹗几乎什么也没有做，指责和质问便纷至沓来。有说开矿会破坏风水的；有说开矿是出卖主权的；有说是交通洋人图饱私囊的；……一位要员甚至在他给皇帝的奏章中直接指控刘鹗贪污卖国。流言可以杀乐的种种才智，都被聚敛集中于一个窄小的通道——那就是为社稷生民的救亡图存。这时节，别的不说，单是以往让人愉悦和欢乐的文学、诗歌和艺术，也都浸染着沉重的伤感。一种非常紧迫的动机要求非常迅速的效果，在这样的时刻，以往容易被世俗的习性所遮蔽、掩盖或延缓的才气和聪颖，都迫不及待地得到发散。一切在这样急匆匆的时代里，都表现得近于极致。这其中有在政治风潮中沉浮的人物，也有在学术建树和艺术创造中呈现的奇才，有狂放的名士，也有浪漫的诗才。
在这众多的才华演示中，此刻我们谈论的刘鹗，是别一类型。他的学问博而杂，兴趣广泛，奇思妙想多变而不持久。刘鹗不拘小节，生活颇为阔绰，由于他深谙经营，也有一定的家财。1898年开发晋煤计划的破产并不能使这位充满活力的人放弃他的追求。有记载说，这年3月至4月间，他有三次参加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活动，可见他的政治态度倾向于维新派，只不过，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参加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行列之中。
晋煤行动失败回到北京的当年，刘鹗几乎没有停歇，又参与了福公司在河南的矿事活动。次年即1899年，“议筑芦汉铁路支线泽浦铁路”；1900年在上海办“五层楼商场”。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他虽面临挫折又有非常频繁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都与实业的建设有关。刘鹗的这样不间断的开创性的投入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皇室外逃。北京城中饥民遍地，无人过问。随后成立了救济善会，筹划募捐赈济灾民。刘鹗闻讯，决意入京投人赈济的善举。他写信给救济善会陆树藩，表明自己参与其事的决心。他为此个人捐银5000两，又筹借7000两，共计1.2万两作为救济北京的会资。信中说：人才为国之元气，京师为人才渊薮，救京师之士商，即所以保国家之元气。办法当以护送被困官商人口出京，为第一要义，平粜为第二要义，其余尤其次矣。是否有当，尚祈裁察。以地而论，北京为最急；以事而论，北京为最难。如无人去，弟愿执役，为诸君前驱可乎？所有随带翻译人等川资、薪水，均由弟捐款发给，不支善会分文。？从这信可以看出，刘鹗这一行动，确系出于至诚，并不夹带私念。而且据有关材料说，他一旦下定决心即诉诸行动而毫不迟疑。这一年九月初九日，刘鹗“改东洋装，束带”到了天津。九月十二日即“率同司事，工役二十余人赴京”；其间，刘鹗还办了掩埋局和司药局，掩埋清理街上的尸骸并为伤病者治病。这些事都在刘鹗的率领和参与下紧张地进行，这些事当时及事后均有好评。
但如同刘鹗毕生的行动都不畅顺一样，他审时度势出于实际需要的机智之举，往往因“有悖于常”而遭到惰性和积习的攻讦。刘鹗在北京的赈灾行动，最终由于他用筹借银行贷款向洋人购粮济民再一次受到攻击。这件事在他坎坷的一生中有出人意想的奇兀，并非常人所能为。不能说刘鹗的举措无懈可击，他在复杂的情势下定有用人决策等等的处理未当的事情。但是不幸得很，刘鹗在洋兵遍地、人视为畏途的北京从事赈灾救难，得到的酬答却是以他闪耀着奇特光华的生命的消失为代价。这就是罗振玉在《刘铁云传》中说的：“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超前才智的悲剧
他的一生做的是别人想不到更做不到的事。才华、兴趣，加上财富，使他有可能在他人无法涉及的领域做出成绩。但在封建末世的中国，像他这样才识出众的人多半不配有好命运。因为在百年前“引进外资”，他得到了一个可怕的名称：“汉奸”；在战乱中的北京赈济灾民，他却被定罪为“私售仓粟”，终于流放致死。而无数贪婪的官吏和庸碌之辈，他们在国家沦亡和社会动荡面前无动于衷，而终于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名誉，享受着荣华富贵！
刘鹗于1908年被朝廷宣布革职“永不叙用”。这年3月20****在南京被捕，并立即兼程押赴新疆。8月下旬，他在甘肃巩昌府的秤钩驿作七律《宿戈驿》一首——
万山重叠一孤村，地僻秋高易断魂。流水潺潺硷且苦，夕阳惨惨澹而昏。
邮亭屋苦狼窺壁，山市人稀鬼叩门。到此几疑生意尽，放臣心事复何云。
中国西北的八月下旬，秋气萧飒，万山叠嶂之下，一个荒凉的状如秤钩的小村，一位旷世奇人劳碌一生，此刻正悄然面对一盏孤灯，这是何等悲凉的情景！
距此大约60年前，有一个人在虎门放了一把火，一下子烧掉237万斤鸦片。这个人就是林则徐，他因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大振了国威而获罪。他也走过这条荒凉的流放的长途，也许凑巧也住过这样的小如秤钩的小山村，同样面对过这样凄凉的塞上月！那是一个酷烈的时代，扼杀贤良而助长奸佞成了封建末世唯一可观的风景！
就这样一路走去，愈走离家乡和京城愈远，而刘鹗的心却依然有着往事的牵萦。9月下旬到达凉州，这时的西北大戈壁滩上，已是霜雪遍地非常荒寒的景象了。离开凉州之前，他给四子刘大绅发了一封家书：
大绅儿览：父九月十九日到凉州府，古之武威郡也。因委员家住在此，耽搁五日始行启程。途中，南望雪岭，直西不绝，以达昆仑，真壮观也！京中古玩，凡可卖者悉卖之，不必存也。惟倪云林小山水一幅，可留则留，卖之不可过贱，难得品也。九月二十二日父书。。这是刘鹑留在世上的最后的墨迹。他信中描写的“南望雪岭，直西不绝”，当是连亘于河西走廊的祁连雪山。莽苍苍的一脉硕大无比的山峦，它的顶上闪着永恒的白光，那是经年不化的积雪。刘鹗在信中显然为河山的奇伟发出赞叹，但依然未能忘怀他以毕生精力积聚起来的那些古董文物。“凡可卖者悉卖之，不必存也”，真有一份往事已矣的悲凉；而关于“倪云林小山水”的吩咐，依然有世事不能尽忘的牵挂，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哀楚。
他的生命只留下很短的一些时间了。他还想做很多事，例如在新疆他还想以医术为犯人治病，并着手撰写医书，计划写五卷。可是，这一切他都来不及做，只留下遗憾让后世的人咨嗟。到新疆的第二个年头，其实是第七个月，一世奇才刘鹗便在无边的寂寥和空漠中猝然去世。
刘鹗一生有过辉煌，却始终是个人生的失意者。
他有很大的抱负，也有相应的才干，但却屡遭挫折。在100年前，他想过开矿山、修铁路、整治黄河，办过织布厂，经营过房地产，还计划在京津等地开办自来水、电车、电灯等实业，特别是在那时便有“引进外资”的想法和实践，更是常人所不可及。然而，这一切，却多半以失败告终而鲜有成者。
人们不难想象，若是100年前刘鹗的这一切想法都变成了现实，那自那以后的100年的流血、痛苦、****、战争、斗争、批判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要是100年前，以刘鹗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而把那一切铁路、自来水、电灯等等都办成了，自那往后的100年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奋斗岂不成了多余！这是中国，这是中国漫长的、凝重的、充满惰性的时空。它的长处是窒息天才，特别是窒息那些走在时代前面的最敏感于新事物的天才。而当它做那些“窒息”的伟业时，往往用的是类似“不合祖宗家法”这样一些堂皇的口实。刘鹗的悲剧，乃是中国社会的悲剧，这悲剧对于他个人，是独特的，面对于中国社会，却是普泛的。
就这样，一颗始终对世界抱有新鲜的幻想的心，在中国西部边陲停止了跳动。刘鹗之死发生在1909年，这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最后一个短命政权的第一年：宣统元年，一个三岁的儿童被匆匆忙忙地抱上了金銮殿。这一年，被剥夺了权力且被囚禁的皇帝和这个即将消失的王朝的实际操纵者——一位酷爱权力并握有权力的女人，仅仅相隔一日而先后去世。这一切的死亡事件似乎是无意的某种暗示，又好像是冥冥之中上苍某种预言。
对于失败的补偿
如同本世纪最后一位古典诗人黄遵宪以他诗界的成功代替了他在政界的失败一样，刘鹗作为本世纪最早一位精通洋务的实业家，他出人意外地以一部小说的成功替代了他毕生致力又几乎一事无成的实业救国的梦想。当电灯和自来水，开矿和修铁路，当织布厂和电车，精盐公司和“五层楼商场”，当这一切他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智慧的非常实际的十分“有用”的构想都成了幻影的时候，他一生的追求，满腹的奇奇怪怪的学问和奇奇怪怪的念头，最后都以一部“无用”的小说宣告了他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