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写这篇文章时，是公元1899年的8月，距离戊戌政变的发生是整整一周年。在这个时候，《清议报》的这一篇文章既是及时的召唤，又是深情的纪念。梁启超特别说到日本的吉田松阴，认为“日本维新之首功”应属松阴。而这位吉田松阴，却是一位失败的英雄：“考松阴生平欲办之事，无一成者：初欲投西舰逃海外求学而不成，既欲纠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志阻长藩东上而不成，事事为当道所抑压，卒坐吏议就戮，时年不过三十，其败也可谓至矣。但是，吉田松阴的“败”却最后变为明治维新的“成”。这就是梁启超说的“败于我者或成于人”。不难想象，这样的言论，在受到1898年灾难打击的中国人心目中，真是雷鸣电闪般的震撼。
维新派人物的这种成败观，往后在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了支持。《剑桥中国晚清史》说——
维新运动决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思想的巨浪。当一八九五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
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样，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
宏阔的视野
本章开始时，曾说到《清议报》所体现的大胸襟和大意境，不是急促的、短视的，而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从容的精神。这种处变不惊的心态是非常感人的。《清议报》编者的这种心态通过报纸的编辑方针得到保证。《清议报》的办刊方针有着长远的总体的思考，并不是一批逃亡者急于求成的表达政见的传单式的阵地，而是体现了上述那种大视野。这从《清议报》所设的栏目可以看出。在它的出版“规例”中，规定了它的计划和要求“刊录”的六项内容：一、支那论说，二、日本及泰西人论说，三、支那近事，四、万国近事，五、支那哲学，六、政治小说。在《清议报》第一册刊登的“叙例”中，还有一则类似现在的“稿约”那样的内容：“报中所登支那人论说，系本馆自聘之主笔撰述，其日本及泰西论说，则由寄稿或译稿采登，各国志士如有关心支那大局惠賜大稿者，请于每次定稿之前惠寄，必当照录。”从创刊之始所设计的内容栏目到约稿范围，都证实上述认为的《清议报》的远大的意境和眼光。
《清议报》创刊之后，所刊稿件都涉及非常广泛的内容。当然，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针对中国社会而意在启蒙的重大问题，如《论支那宗教改革》（第十九、二十册》、《论中国人种之将来》（第十九册》、《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第二十四册）、《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第二十六册）、《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曰本东方政策》（第二十六册）、《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第三十册）、《中国文明之精神》（第三十三册）、《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第三十八册》、《论中国救亡当自增内力》（第四十一册）、《独立说》（第五十八册》、《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第七十三、七十四册）、《论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第七十九册》等等，这些题目都是针对现实的政论性很强的大题目，说明该报的目标也仍然集中在救亡和启蒙这两个基点上。
《清议报》除了发表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时论外，还通过它的介绍和报道，引导国人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为提高国民对全球的情势和我国的处境的了解，它还辟有“新书译丛”专栏，介绍的新书有《国家论》（德国伯伦知理）、《各国宪法异同论》（梁启超译）等书。此外，还有《外论汇译》和《外国大事记》等栏，外国大事中如《西班牙弊政》、《意大利近政略述》、《菲律宾战耗》、《俄国内优》等涉及面相当广。这对长久封闭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时空的开放，于提高国人素质有很大作用。
由于《清议报》主持者具有的开阔眼界，促使它并不把目光单盯在一些政洽性很强的大题目上。它在“政治小说”的栏内发表翻译小说，虽然仍然着眼于政治意识的启蒙和传播，而毕竟在报纸中引进了文学。《清议报》与晚清“小说界革命”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关系。作为新闻手段的报刊以它的篇幅和园地促进了文学改良运动，《清议报》有率先倡导之功。
除了小说，更有一层是在诗肷方面，《清议报》创刊后即开辟“诗文辞随笔”专栏。此栏先后集中登载谭嗣同、丘逢甲、康有为、蒋智由等人的诗作，是为晚清“诗界革命”最早的阵地。1898年的事变所给予人们情感上的震撼，鲜明地保留在这个刊登诗歌的专栏中，留下了痛苦岁月的记忆。其中如署名觉庵的一首《戊戌八月拟北上陈书在上海闻变南迁》，是当时非常真实的苦难心灵的记载：
叹息南还万事非，凄凄江上对斜晖。头颅未得酬君国，身世空怜老布衣。海内人才成党锢，欧西燐燧达京畿。攀龙附凤吾何敢，指点西山欲采蔽。此外，署名西樵樵子的一些悲慨之诗也留下了当日苍凉的气氛，如《哭烈士康广仁》：“李杜衔冤死别离，东京气节最堪师。汝南郭亮今何在，愧我无能敢葬尸。”又如《心不死》：“败不忧，成不喜，不复维新誓不止。六君子头颅血未干，四万万人心应不死！”；更有一首是与这份报纸直接有关的《香港夜读清议报》：
茏崇槔萃太平山，碧海苍波万里环。静对孤灯无限恨，喜留清议在人间。梁启超对自己的报纸刊登诗歌显然很是满意。他在《清议报》创刊号上著文历数该报种种举措的特色，特别推许这个“诗文辞随录”专栏“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另辟新土”。他在为《清议报合编》写的《本编之十大特色》中，把这列为一项：“本编附录诗界潮音集一卷。皆近世文学之菁英，可以发扬神志，涵养性灵，为他书所莫能及也。”从这点看，《清议报》不仅对小说界革命、也对诗界革命的倡导和推进起了直接的和积极的作用。
艰难中的使命
但《清议报》毕竟还是维新派在变政计划受到挫败后，用以宣传自己的宗旨并传达自己仍然存在之声音的喉舌，它的办报方针首先还是着眼于全局，特别是着眼于中国政局。梁启超非常看重报纸这一舆论园地。他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的纪念号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办报思想和方针。他认为报馆的作用在于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它“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由于看到了这种舆论阵地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确定的目标是很高的，是以最佳报章的标准来要求的。这体现在梁启超如下的话中：“校报刊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则劣。无疑，确定了这样高标准的《清议报》是以这个“良”为自己的目标的。这四条标准能在100年前确认是一种智慧的体现。这种目标甚至经历了100年也还是新鲜，今日环顾左右，也还是相当多的报纸所无法企及的遥远和陌生。
梁启超在《清议报》出版一百册回顾时，重新总结了这份报纸创立以迄于今为自己立定的使命。这使命概括起来也有四项：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在谈到“厉国耻”一项时，梁启超说：“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夭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最后，他总结说：“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从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清议报》的大抱负和髙境界。当然，它也有自己的局限，例如办报人的政治视野和立场就带来这样的局限性。把这种局限性放置在百年前的当时处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汉民在他的《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一文中，曾以鄙薄的口吻论及《清议报》：
梁启超逃于日本，为《清议报》以泄其愤，专为清太后及荣禄、刚毅个人身上之攻击，次则颂清帝载渐之圣明，而望其复辟召用，此为保皇报之杈舆。其言有曰：“今上非满人耶？吾戴之若帝天也。张之洞非汉人耶？吾视之若寇仇也。”梁氏之头脑如是，亦即《清议拫》之主义也。故于报界无何等之价值。
批评者从一个角度，看到的是某一个侧面，即梁启超的保皇立场的一面，认为他主办《清议报》是在“泄愤”，并据此断然说“于报界无何等之价值”，且流露出明显狭隘民族情绪，实恐有失偏颇。
公元1912年10月22日，梁启超在北京一次报界欢迎他的集会上，说到自己历来办报的经历及思想，这对我们了解他办《清议报》的背景和初衷是有帮助的。
鄙人之投身报界，托始于上海《时务拫》，同仁多知之。然前此尚有一段小历史，恐今日能言者少矣。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懵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大政社名强学会者……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纪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曰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巳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
这也许是维新运动中报纸的雏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信息传递的比较初始的方式。后来，也许被发觉是一种危险的言论传播的行为，于是就有了梁报告中说及的那样“不禁之禁”的局面。
《时务报》的纪念
风云迭起的1898年有许多事件，这些事件有的是夺人耳目的大事，有的则不很起眼，但都充满了风前雨后的暴烈之气。与1898年《清议报》的创立可以并提的则是这一年《时务报》的终刊。有了一个终结，就有了另一个开始，那的确是一个生生死死的大时代。在《时务报》创刊之前，有前面述及的《中外纪闻》。从这个“准”报纸的初创和发行，可以看出当日的改良派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主张，进行了多么艰难的工作。《中外纪闻》的方式启示和鼓舞了维新力量的信心，也积累了经验。1895年8月强学会成立。次年1月《强学报》创刊。这是继《中外纪闻》之后维新派创办的另一份机关报。这个报纸的宗旨是：“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由此可见，该报是方针明确、倾向鲜明的锲入社会现实的报纸。康有为为《强学报》创刊撰写了《上海强学会序》，指出摆脱“愚弱”力求“自强”的主张。迫于顽固派的压力，《强学报》只办了两期便宣告停刊。
这样，我们便迎到了《时务报》的诞生。《时务报》创办于1896年8月，停刊于1898年8月，共出版两年，是一个旬刊，每期二十余页，约三四万字。梁启超任总主笔。梁启超自1895年担任《中外纪闻》主笔到此时担任《时务报》主编，只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报纸的工作中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对新事物的敏感。对这种工作热情他有过生动的回忆：“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余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当日的青年梁启超正是以异常旺盛的精力与才识，全身心地投人这一工作中去的。
《时务报》在当日的知识界和部分有进步倾向的官僚中，有很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威望。“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兴，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汪恩至语）该报初刊时每期只销四千份左右，半年后增至七千份，一年后达一万三千份。是当时全国诸报中发行量最高者。正因为时务报有左右全国舆论的巨大影响，围绕着这张报纸，维新派和伪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舆论阵地的斗争。这斗争一直进行到风云变幻的1898年8月。这年的9月26日即戊戌变后的第五天，慈禧矫诏：“《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一纸诏书，宣告了这场报纸争夺战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