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语文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康与梁不同，他完全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中认为：
我国数千年之文章，单字成文，比音成乐，杂色成章，万国罕比其美，岂能自舍之？且以读东书学东文之故，乃并其不雅之词而皆师之，于是手段、手续、取消、取締、打消、打击之名，在日人以为俗语者，在吾国则为雅文，至命令皆用之矣。其它如崇拜、社会、价值、绝对、唯一、要素、经济、人格、谈判、运动，双方之字连章满目，皆与吾国中国训诂不相通晓。……今之时流，岂不知日本文学皆自出中国，乃俯而师日本之俚词，何无耻也，始于清末之世，滥于共和之初，十年以来，真吾国文学之大厄也。
康有为认为日本文学“皆出自中国”，而今日转而师之是“无耻”，这一观念的迂腐不辩自明。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列举并予以反对的日本“俚词”，却早已成了今曰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康有为的语文保守观念业已为事实所驳倒。
对比之下，同是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却表现得异常的明敏。他的语文观念是全新的，在论文《论新学语之输入》中，他主张引进新语汇以应世用：“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
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学，渐入于中国……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运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也，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这些话看来很像是对康有为观点的驳难。
“报章体”有时又称“时务文体”，初起于70年代，形成于90年代，是适应鸦片战争后实用文章增多的需要而形成的，是由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薛福成等经世致用的政论文章发展而成。时用文体以实用性为文章的第一要义，以能明白地表达和广泛使用为指归。它打破义法和陈规，实行文体解放，的确大大激活了古文在实际生活中的实用能力。而且对中国古文的板滞有了大的改善，使古文不仅能够适应救亡图存增益民智的功效，而且也适应了中国寻求和引进世界新学的学习和介绍的需要。
在改造中国古文的进程中，梁启超是实践最力、成绩最著的一位，他是当之无愧的新文体的实践者和创造者。李泽厚认为梁启超的主要业绩还不是戊戌时期的功劳，也不是时务报时期风靡全国的政论——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一九〇三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拫》，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原故。
李泽厚认为上述1898-1903年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他这一时期的论著“对连续几代的青年都起了重要作用”。郭沫若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思想影响时说到——《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气象。那时候，梁任公巳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但梁启超并非尽善尽美，对他的文章即使在当曰也有不少尖锐的批评——
梁启超的文章，即在它所向披靡的时候，也是瑕瑜亙见有不少可议之处的。首先是信口开河，纰漏百出。为了表明他的变法主张有充分根据，也为了炫耀他自己的博学，他在文章中征引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材料，中.国古代的典籍，他还稍有根底，西方近代当代的各个学科，他只是偶有耳食，并不甚解。在这种情况下，偏要装腔作势地“信口辄谈”，古今中外地生拉硬拽，牵强附会地印证比附，怎么能够不纰漏百出？……其次，是文宇上的浮滥。无谓的堆砌，繁縟的铺张，复沓的排比，充斥篇幅。
但无论如何，时务报的兴起与盛行，对将中国古文改造为广泛应用于适应时代潮流的近代文体，成为新思维和新生活内容的传媒、手段，在扩大它与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联系等方面，还是有重大贡献的。而梁启超在身体力行这一文体方面的功绩，则是最显著的一位。
晚清时务文体的出现，是中国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中文体革命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时务文体的实践是由于改良派推进变法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使维新改良的思想能够通过文章得以传播的动机。但就根本原因而言，乃是由于西学东渐造出的震撼。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传入，改变国人封闭而自满的心理，中国先进的文人开始自觉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深刻感到了传统的古文在传导这种代表西方文明的新思想和新知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例如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尽管译笔非常端肃典雅，但很难为一般文化水准的国人接受。林纾用文言译西方现代小说，也存在着把鲜活的内容古旧化的倾向。为了解决文言在运载西方文明思维方面存在的矛盾，文体革命于是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个题目，摆在立志改变国运的人们面前。
梁启超非常支持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引新词入诗的尝试。与此同时，他通过自己的大量写作，使传统的文言在他笔下充满活力而变得生动起来，他的写作一开始就具有文体试验的性质。他在阅读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的著作时，十分欣赏他的文章：“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并认为：“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在他的构想中，中国将来的文界革命，第一步便是像日本这样把“欧西文思”引入中文。梁启超在作这样的表述时，业已考虑到传统的中文如何适应异质文化的进入与借鉴等较为复杂的问题。他的目标当然是在于使传统的中文能够畅达明晓地表达西方的文化精神，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因为未曾改造的中国古文的板滞和定型化的营造，很难涵容外来的新异的词语和概念。
在戊戌政变的前后一段时期，梁启超的文章写作和文学主张始终注重的是实效性。在他的心目中，写文章的目的是引进新知识、传达新思想以助于民智的开发。写文章是为了有用，而不是为了好看，这样的基点就使晚清的文体革命倾向于平民能够掌握的通俗方向。夏晓虹在分析梁启超在文体革命方面的贡献时，指出他首先确定以“历史悠久的言、文分离为变革对象”，以及“呼吁扩大‘俗语文体’的使用范围，使之成为文坛的通行文体”，“‘欧西文思’与‘俗语文体’因此在‘文界革命’论中结合起来”。
从文体试验到白话新文学
伹文体革命遇到的中国传统的阻力太大，首先便是中国的言、文分离的历史事实，再就是外来思想与原有语言惯性的距离，它们的互不适应是短时间内难以愈合的。设想中的俗语文体若夹杂过多新名词，虽然心想通俗化，却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使原来脱离口语的语文更加生涩，其结果则是令人望之生畏的：
客观存在逼使输入新学的“新文体”不得不釆用一种介乎文、白之间的语体，以便使许多文言语汇（特别是抽象名词）白话化，并使表达新思想、新事物的新名词日益为人们所熟悉与接受。“俗语文体”的主张在“文界革命”中虽未能完全实现，“新文体”所用的浅近文言却并不意味着从晚清白话文退步。相反，稍后兴起的“文界革命”对于白话文运动具有弥补阙失的作用。因为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变为现代白话文；只有经过“文界革命”大量引进新名词，现代思想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现代白话文也才能够超越语言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完成转变。这段话表明，不论是“时务文体”、“报章体”，或是“俗语文体”，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存在。它们都是一种“进行式”，而不是“完成式”。中国文体在晚清动荡而激烈的境遇中这种勇敢行进的结果，作为一种过渡，一种积极行动的准备阶段，一种大胆实验而又步步进逼的结果，才有了后来如陈独秀那样决断得很有点“霸道”的宣告：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巳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陈独秀这一番理论，立足于中国言、文不一致的事实，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主张，正是把文学语言调整到与日常言说的口语相一致，因为这是多少年来人所共知的事实，故他才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胡适在引用了陈独秀的这一番决绝的言论之后说：“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也有了“武断”的结论，中国“这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两千年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又说，“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白话性质’的帮助。”
不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他们理论的勇气，来自他们对中国文学历史的了解，也由于晚清以来维新派文人的实践，特别是梁启超的实践。中国新文学亦即中国白话文学开拓者们并没有忘记先驱的功绩。钱玄同说：
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剧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来说，晚清的“文界革命”，通过“时务文体”或“报章体”的实践，它引进日常语汇或外来词入文的“俗语文体”的试验，都只是对于中国传统古文内部的改良，而不是鼎新革故的行动。胜利的“尝试”发生在公元1919年开展的那一场新文化运动。是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那一代人，把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新的书写。他们导引中国文学（包括文章）步出了沉重的失语的黑夜，来到了光明澄澈的“白话世界”。但是，这些获得胜利的欢欣的猛上，却把发自内心的敬意献给了先驱。钱玄同的一番话，可以看作是他们向着先驱的致敬辞。
人类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一种由远及近、前仆后继的推动。一切的成功和胜利都非偶然，也非突然。萌芽、开花、结果，均是由于栽培和浇灌。历史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走在鲁迅前面的有胡适和陈独秀；走在胡适和陈独秀前面的，有梁启超和严复。一代人走在前面，另一代人接着向前，历史就这样构成的。现在回过头来，回想梁启超当年，当他在上海伏案为《时务报》写专论的时候，后来在《清议报》、接着又是在《新民丛报》上写那些觉世新民的文章的时候，他以极大的才智和毅力奋力挣脱旧文辞对于新文思的束缚，如一匹烈马奔腾于荆棘丛中，他也许未曾想到，他当日的艰难困苦是在遥遥地为中国新文学莫基。
的确，梁启超的文章留下了许多为后人所诟病的话题，但是，他当日的写作试验的热情，他的不免拖沓繁缛的文字所展现的奇伟奔腾的气势、维视千古的胸襟，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壮举。他的确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散文时代。梁启超所创造的根源于古文又脱臼于古文的新文体，终于使划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