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纪的三儿子是煤铺摇煤球的，地道苦力。在旧北京开煤铺的多是河北定兴人，煤铺的外墙上无一例外用白底黑字写着“块末原煤”，说的是经营煤炭的种类。北京的煤炭大多来自京西门头沟地区，也有大同的。块煤也叫“硬煤”、“钢碳”，经烧但是价格贵，煤末子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多用煤末子做的煤球，做煤球的任务由煤铺承担。将半湿的煤末子摊平斩成小块，放在筛子里，再把筛子搁在花盆上用手摇，摇成煤球晾干了论斤卖。摇煤球的一般是外地来的打短工的，北京的爷们儿没谁肯下这个死力。纪家老三其时也没把摇煤球当个永久职业，他的理想是去当兵，摇煤球是为了学着吃苦。老老纪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反对老三去扛枪杆。老三说，咱住在南营房，祖上不是当兵的又是干什么的？以前能当兵，现在怎就不行啦？
纪家老三到底还是走了，参加了国民二十九军军训团。这一走就跟我的外祖父一样，再没有音讯了。解放以后老纪曾经找过他兄弟，去过民政部门，问过台湾回来的老兵，还在广播电台上广播过，都没结果。老纪说，他兄弟只要活着就忘不了南营房，就必定得找回来，南营房是他兄弟的根！这也是老纪后来不愿搬离南营房的原因之一。
母亲说老纪在纪家三个儿子里长得是最好的，长方脸，浓眉大眼，像戏台上的吕布。吕布的戏我看过叶盛兰的《白门楼》《辕门射戟》，还有他儿子叶少兰演的《小宴》，吕布穿粉袍，一脑袋粉绒球，挺性感，跟老纪比，风流倜傥有余，泼实麻利不足。
我后来从舅舅嘴里知道，当时母亲跟老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边出面的是老老纪，这边就是我舅舅了。舅舅虽然初中刚刚毕业，但是他知道他姐姐的婚事得他做主。母亲是1909年生人，己酉年属鸡的，老纪是壬子年生人，属鼠的，就是说母亲比老纪大三岁。老老纪欣赏母亲的端庄贤惠，欣赏母亲的勤俭持家，老老纪说，大几岁没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只要母亲从57号搬到61号，纪家、陈家就是一家人了，陈锡元就成了他的老儿子。老纪本人更没意见，母亲的漂亮在南营房是数一数二的，娶个漂亮姐姐，有人疼他，他求之不得。
舅舅为促成这件事两院跑，吃了人家不少开花豆，拿水舀子舀，十八岁的青年，没找着正经职业却已经学会就着开花豆喝酒了。母亲对这事始终没松口，她总觉得心里头缺了点儿什么……
老老纪自然知道母亲的顾虑，知道碟儿的遭遇对母亲的影响，放出话说母亲一过门就当家，把他们爷俩挣的钱都管起来，他们家也真该有个理财的媳妇了，他们家那些沾了油花的钱不是塞袜筒里就是压炕席底下，让耗子拉去都不知道。
纪家没有婆婆压着，这点合乎母亲的标准。
可最终，事儿没成，谁也说不清为什么。
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差一点儿，我就成了炸开花豆的后代，想想也挺有意思。母亲结婚以后纪家十分失落，尤其是老纪，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媒婆给说合了几个，他老跟我母亲比，闹得老老纪跟他发火说，盘儿现在已经姓叶啦，儿子，你死心吧！
最失落的是我的舅舅，母亲的出嫁宣告了他无节制地吃开花豆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姐夫对南营房淡漠疏离，对他的一切几乎从不过问，与老纪家比，关系差远了。
老纪的后来事我在这儿做个简单交代，老纪到后来娶了坛口打烧饼的闺女，闺女叫张金枝。张金枝没带来什么陪嫁，却带来了好手艺，纪家索性在门口支起了吊炉，开花豆之外还卖芝麻烧饼，整得四甲整条胡同都是香喷喷的。舅舅说，他一看见打烧饼的张金枝就想起姐姐来，猛一看，张金枝和母亲还真有点儿像，这大概也是老纪有意挑的。张金枝子孙娘娘一样给老纪生了无数孩子，我跟着母亲回娘家，晚上到老纪家串门，只看见梯子一样挨肩高的一群孩子，在灯光下，围坐成一个圈，挤挤挨挨地正给蚕豆切口。老纪见了我，两手捧了一大捧开花豆让我吃，我很矜持地捏了两个，老纪说，敞开吃，管够！
我只是看那群孩子，都是一个模样，个个长得像老纪。老纪的孩子们远没有老纪热情，孩子们的妈张金枝对我和母亲也爱搭不理的。老纪把开花豆搁在锅台上，张金枝说，人家是讲卫生的，说着拿来一块报纸垫在下头，报纸比锅台还脏，不知张金枝的卫生标准是什么。老纪的孩子们冲我挤眉弄眼，甚不友好，他们的脸脏兮兮的，花狸虎一样，拖着鼻涕，趿拉着鞋，我想，我要真成了老纪的孩子难道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概不会，母亲毕竟不是张金枝。
七十年代，我在陕北农村“大有作为”地挣扎的时候，老纪的孩子们则都成了有用的人物，运输公司的司机，副食店的售货员，煤铺的工人，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那时候物质贫乏，我往陕北带了一罐子大油，是舅舅走老纪儿子的后门弄来的。我招工汉中以后，那个当司机的还到陕南工厂看过我，舅舅托他给我带了一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
我们活得不如人家。
“改革开放”以后，老纪的儿女们出息更大了，我还在为三十、五十的稿费爬格子，那些人便已经发展到了“非等闲人物”的程度。开车的自己不开了，组织了出租车公司，当起了老板；卖芝麻酱的搞起了外贸，大批地往日本、欧洲出口花生酱；卖煤的弄起了石油钻探，陕北那些产油的井大部分是他钻的眼儿；办事处那位到外国当了参赞……
活得都比我精彩！
没当成老纪的孩子我真应该后悔。
鸦窝里出凤凰，粪堆上长灵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打乱母亲生活轨迹，改变母亲命运的就是状元刘春霖。
六
以我母亲的生活阅历绝和状元搭不上边，南营房那五方杂处的穷困地界更非状元的涉足之处，可偏偏的，毫不搭界的人就遇上了，用“永星斋”饽饽铺老掌柜的话说是“缘分”。
“永星斋”是朝外大街坐北朝南的大点心铺，前店后厂，雇用着伙计几十号人，还有几家分店，生意红火。“永星斋”最早的老掌柜叫王芝亭，祖上在宫里当过御医，他本人却没什么特长。一开始他在朝阳门外开了这个饽饽铺，之所以叫“饽饽铺”，是因为经营的全是满式糕点，跟南式、洋式点心不一样。满族人管点心叫“饽饽”，饽饽铺又叫“达子饽饽铺”，萨其马、百果花糕、芙蓉奶糕、细品小饽饽、酥皮点心，都属于达子饽饽范畴。饽饽铺一开张，王掌柜就凭着祖上的关系让当朝翰林戴思淖题写了“永星斋”几个大字，又请******和工部尚书陈璧写了“风味不群”和“翠凝朝露”两块匾，都是烫金大字，朝阳门是朝阳之门，阳光下，巨匾金光闪耀，这几块匾使“永星斋”饽饽铺在朝外大街滚滚的尘路上，光彩夺目，鹤立鸡群，上至宫廷王府，下至黎民百姓，一提“永星斋”没有不知道的。有皇上的时候，内务府的饽饽房每年都要“永星斋”做专供，作料由内务府提供，制作时需掌案亲自动手，可见其饽饽的精细讲究。此外，“永星斋”还给恭亲王、******和荣禄荣中堂府上加工饽饽，满族人的饽饽很大作用是用来祭祀，上供用的饽饽桌子是金龙绣套，桌子上每节码二百块糕点，往上摞十三层，有五、六米高，还得用水果、绢花做顶子，这些工作当然都由饽饽铺承担。母亲说，她嫁入叶家第一年的正月，“永星斋”的掌柜就以娘家人的身份，给我们家送了一台红丝万字蜜贡，蜜贡是沾了糖蘸的点心，被码成了一人高的吉祥图案，谁见了谁说好，给我母亲挣足了面子。
“永星斋”的具体位置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是在吉市口附近，东岳庙的西边，今天的“永星斋”已无从查找，那一带被现代楼房替代，跟满族饽饽全没了关系。“永星斋”最让我思念的是一种贫民点心“七宝缸炉”，“七宝缸炉”说白了就是点心渣子重新组合烤制的无馅圆饼，火烧一样的，但松软可口，甘美异常，特别是刚出炉的热缸炉，那香味一里地以外都能闻到。“闻香下马”者大有人在，我母亲那位住在东四六条的远房表舅钮七爷就是被“七宝缸炉”的香味勾来，跟饽饽铺的掌柜成了朋友的。“永星斋”离东四六条隔了一道城门几条胡同，“被香味勾来”的说法实属夸张，但事实是常常“永星斋”的缸炉一出炉，钮七爷就掀门帘进了铺子，说是“赶上了”，实则是早算计好了的。七爷来了，两个缸炉一碗清茶是必须要款待的，七爷会说会唱，不招人讨厌，北京城里哪儿有什么新鲜事没有他不知道的，那时候没有电视，话匣子也不普及，报纸是少数人订的，普罗大众根本看不到，用现在话说是“传媒业相当落后”，所以钮七爷就显得很重要，铺子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时间长了他不来“永星斋”，大伙还念叨他。
我母亲管钮七爷叫表舅，所以后来我们都随着母亲叫，叫他七舅爷。母亲和七舅爷有着亲戚的名分却没什么交往，年节也不走动，只是跟舅爷的闺女大秀在交领补活的时候偶有碰面。我父亲叫七舅爷“牧斋”，在父亲和母亲结亲之前牧斋是我父亲的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他们的共同爱好是京戏，是美食，都属于八旗子弟序列，七舅爷属正白旗，我父亲属镶黄旗。不同的是民国后我父亲有家底，有薪水，七舅爷是坐吃山空，可倒驴不倒架，面子上还撑着，其实日子很悲惨，就如同算计“永星斋”的缸炉一样，“秋风”打得自然顺畅，不让别人尴尬，自己也不尴尬。
父亲和七舅爷共同的朋友是刘春霖，刘春霖在性情上跟两位“子弟”不同，比较务实，不说不靠谱的话，在行为上也比“子弟”们严谨。这大约与他直隶石宝村的生长环境和状元及第的出身有关系，父亲和七舅爷请他“东兴楼”赴宴，他注定要问清楚“两位带钱了没有”才进门。表面上都是父亲在“请”，其实他一回也没掏过钱，无论到哪儿，商家一看刘状元来了，笔墨纸砚早在后头偷偷备好了，吃完饭不写幅字断然是出不了门的，而状元那幅字，价值不菲，值几十顿“盛宴”。就是在今天，香港拍卖刘春霖的一幅四屏，也拍到了220万港币。刘春霖的字之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是他碍于面子，不便拒绝，还没有像现代人一样学会说“不”。社会上一致认可刘春霖的字，有“大字学颜（真卿），小字学刘（春霖）”的说法，更有“楷法冠当也，后学宗之”的美誉。有传说，慈禧在点状元的时候就是看上了刘春霖答卷上的一笔好字，舒朗清秀，爱不释手，钦点甲辰恩科一甲一名状元。当了状元的刘春霖后来给老佛爷着实写了不少字，在故宫游览，时时能看到状元的墨迹。也有人说，刘春霖的状元是“捡”来的，是沾了名字的光，他只是进入了前十名，头名叫谭延闿，老佛爷马上想到了闹变法的谭嗣同，扔一边了。排在谭延闿后头的是朱汝珍，广东人，老佛爷反感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全来自广东，自然不能当选。临到了刘春霖，时值当年大旱，老佛爷一看，高兴了，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乃大吉之兆，御笔点朱，刘春霖就当了状元。我后来跟父亲谈起过这事，那是父亲将刘春霖的一幅字送给我的时候，父亲说所谓“春风化雨”都是以讹传讹，卷子的名号都是封着的，说沾了字的光尚有可能，沾了名的光不可信。在刘春霖当上状元的第二年，清代废除科举考试，中国从此再无状元，自隋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科考大军，在清光绪二十九年画上了句号，中国产生的592名状元中，刘春霖是最后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第一人中最后人”。1907年刘春霖和几名同科进士及朝廷认为有培养前途的满清子弟，被送到日本留学，父亲和刘春霖同船而往，在横滨登陆，刘春霖进的是东京政法大学，法律学科，我父亲进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古典讲习学科。他们那一船留学生，后来成为名人的有很多，著名的有汉奸王揖唐，企业家王国甫，政治家沈钧儒……推算年龄，一群人中年龄最大的也不到三十岁，而我父亲和王国甫这些没有功名的子弟们，还只能称作少年。
我父亲学的是文科，又喜好书画，在东京和刘春霖走得就很近，对刘师兄的书法近乎到了痴迷程度，将师兄的各类“习作”搜罗不少。我后来有幸得到的墨宝当属这一类，那是一副四尺联，“樱花和烟暖，富士带月寒”，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有孕待产，丈夫不知从哪儿将这副对联寻出，挂在简陋的斗室中，说时时看着状元的字，对未出世的孩子是一种太难得的胎教。就天天看，有时还临摹。儿子生下来了，对什么都有兴趣就是对学习没兴趣，招猫逗狗、逃学早恋、说瞎话、不及格，哪里有状元的半点风度，一笔字写得歪扭如狗爬，中学毕业了竟然背不出一首完整的唐诗！最让人糟心的是还是个网虫，不止一次让我揪着耳朵从网吧里轰轰烈烈地拽出来。当然，后来成了日本社会学的博士，我却总觉得歪打正着的成分多于刻苦钻研的成分，跟刘状元的书法胎教没一点儿关系。
这是题外话了，还是回过头来说我的父母，我儿子的姥爷姥姥。
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先是赋闲在家，后来帮着王国甫办了几年织布厂，他的“古典文化学科”专业只能钻古纸堆，没有别的用处。后来他的师兄刘春霖在北京创办了直隶书局和群玉山房，我父亲将自己所长投入其中，也算是有了归宿。和我母亲的认识，就是他在群玉山房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