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路遥。”
我说交道打得早了，现在才见面。
他说：“相见不晚。”
我们就都乐了。
他说：“你姓叶赫那拉？”
我说那是过去，辛亥革命以后我姓叶。
他说：“搁皇恩浩荡那会儿我见你怕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
我说：“见你这个大作家也很难，你现在是社会名流了呀。”
他说：“我不是名流是杂种，是蒙古人和汉人在陕北的杂交。”
我说：“就跟我在农场锄的玉米陕丹一号似的。杂归杂，但是，高质高产。”
彼此好像都没有太多的正经。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谈话基调似乎决定了以后交往的随意；与跟杜老接触不同，我与路遥从没有谈论过一回文学创作，偶尔在会上见面，常是互相“砸”，以博彼此一笑。我白天编报纸，为别人改文章；晚上是点灯熬油地自家创作，这一切常常把人搞得呆傻木讷，两眼僵直，由此便悟出彼此不谈创作的原因，见面几句幽默机智的调侃，那是难得的身心放松。
日本有个专门研究路遥作品的年轻女学者，叫吉冈由纪。一天，她和一个日本青年来到我的家，要见见路遥。路遥来了，大家在一起喝酒。那个日本男青年头一天在电视台得了个外国人唱中国歌的大奖，很有些小得意，就在饭桌上把获奖歌曲又唱了一遍，果然是不错。
路遥说：“你唱中国的，我就唱日本的，我唱《四季歌》咱们交换。”
我直咧嘴，示意他别露怯。谁知土里土气的路遥竟把它唱下来了，调子相当准确，四段词一段不少。我问他何时会了这个，他说早就会。
那天，我录了音，除了《四季歌》以外，他还唱了不少陕北民歌。
我常想，在当年那条拥挤的文学小路上，我之所以能蹒跚前行，没有半途而废，当与这些文学的导师和朋友有关，没有他们的扶植与拉扯，我大概是另一种样子了。
以后我出国，去向路遥告别，他对我的走很惊奇，扎着两手说：“你真走？”
我说真走。
他问：“还回不回？”
我说怎么能不回？
他说：“我想你也得回，咱们这种人在外头呆不住，人家给个金山也惦记着往回跑，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呀！”
我说他这话说得极圣明。
到了日本以后，我深感在罗敷河所过的日子的充实，有那自学的日语作基础，我并没有在语言上费多么大的精力。罗敷河的年代毕竟年轻，年轻的记忆总是牢固的，为此，我常常感念四哥。四哥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所使用的语法及拼写规则都是40年代的；1945年以后，日本的文字有了一次大改革，所以，我跟他学的日语就显得有些古旧，但在语言交流上不受太大影响，交上作业本，老师每每给我那“古色古香”的日语来个大大的惊叹号。她自然不会知道我何以有此“功底”，而只有我才明白这一切都和那些鸭子和猪有关。
我在千叶大学法经学部学习，还在筑波大学学习日语；异域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日子。
我研究的课题是二战时期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归国者们回到日本后在日本法律、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办法。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由日本人编写的有关那场战争的资料和记录。我的最大感触是：它们不是中国人写的。你触到它们，只需读几行，便明显地感到了差异的存在。那是两个民族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是打人的和被人打的同时捂着脸的思索，尽管脸上都有伤痕，但内心的滋味毕竟不同。
的确，中日进行那场战争的时候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还没有出生，对那场日渐遥远的战争，我们的直接感受只是国内的大量文艺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期间反复播映的《红灯记》《地道战》《地雷战》……我们对它们的熟稔程度几乎可以与演员做同期配音。这些作品哺育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随着“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下了神兵千百万”的歌声长大；随着“日本军阀豺狼种”的戏词认识抗战……这种情结尽管单一，但凝聚力极强。1991年，在留学生们的一次忘年会上，大家慷慨地集体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时候，那抗日热情仍是毋庸置疑的饱满。然而，那热情实则与丢失东三省、与南京大屠杀已无太大牵连，那只是一种生存在日本的寂寞、艰难和压抑，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发泄和反抗。
时间使我们与那场战争拉开了距离。
但是，我在国外的研究又使我与那场战争贴得近得不能再近，翻阅那些作战记录如同翻阅昨天的日历。不是那种刺刀见红的短兵相接，是残忍地将伤口重新撕裂……50年后的人验看50年前的创伤，那汩汩涌出的殷殷鲜血却同样令人惊心动魄，同样使人灵魂震颤。
我在国外所研究的内容与文学几乎不搭界，那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但换一种角度看世界、看人生，对作者来说该不是坏事。研究的过程就是对历史印证的过程，研究使人内心的震撼和愤怒化为思考。那期间我和文学彻底划清了界限，整整5年，我没有写过一篇小说。
回国后，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从报社调到西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良好的创作环境使我有机会将一些思考变为了文学作品，我写了反映这方面题材的小说《风》《注意熊出没》《到家了》《广岛故事》等。站在今人的角度回眸50年前的战争，使我们有一种历史的空间感。正是这空间感为这些小说增添了几分严峻与沉重，它们与老一辈作家对那场战争金戈铁马、血洒战场的直接描述不同，它们是拉开了距离的。这距离是什么？我想就是今人对于人类文明文化的反顾和从文学角度来揭示人性善恶的内涵。作为研究日本社会问题的中国人，我想对于两国民族性的透视应该是社会的、文化的，更是历史的。当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似乎都有自己解不开的人性的死结，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时，如果说日本必须对历史有痛苦的重新认识才能完善发展自身的话，那么，中国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中又该悟出些什么来呢？
日本评论界对这些作品给予了关注，评论家萩野修二评论我的这些反映“二战”题材的小说时说：“作品贯穿着对那一历史细部的再研讨，对人物的刻画是内在的，对日本情况的描写是准确的，没有胡乱猜测。如果作品细节描写不准确，马上会使人感到不快，甚至怀疑内容的真实。总之，这是对日本态度相当严峻的小说。”
写中日题材的小说能够得到其本国人“准确”的认可，我认为是对我海外几年研究的肯定。虽然我5年没有进行小说创作，虽然我在文坛上“丢失”了很久，但我并没有停止思考。
现在，我的丈夫和孩子仍在日本。丈夫在广岛女子大学教书，女儿在东京上大学，只有我一个人在国内，在我清静的家里写些我想写的东西，将那些资料和思考变为文学。正如路遥说的：“咱们这种人在外头呆不住，人家给个金山也要往回跑。”我有两个家，中国北京东城那座老旧的四合院里至今还有我的亲人，那是我的小说《祖坟》《黄连厚朴》们的发源地；日本广岛铃之峰的小山上也有我的家，那里也有我的亲人，那里是《广岛故事》们的产地。
说到路遥，这里不得不再沉痛地补充几句。
1992年，我在日本听到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与喜讯同时到来的是研究路遥的那位年轻学者吉冈由纪的讣告。那个美丽的女子患心脏病突然去世了。一悲一喜同时到来的两个消息，真让人不知如何应对了。后来，吉冈的女友在处理吉冈遗物时将她用过的书籍寄到我日本的家中，让我丈夫将其送给在中国学习日语的学生。书籍很多，我从中嗅到了吉冈的气息，感到了她的心跳，英年早逝，只能让人感到惋惜和沉重。
没想到，这份沉重很快又进了一层。
我回国后参加的第一个文学活动就是为路遥送葬。
那天早晨，我被通知去参加路遥的追悼会，震惊之外便是麻木。我到了火葬场，众多的文学朋友都来了。望着静卧在鲜花丛中的路遥，我感慨他不知我的归来，想起他常说的话：“像牛一样地劳动，像土地一样地奉献”，我只是觉得惭愧。
一个好朋友不在了，永远地不在了。从今往后，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再也寻不到他的踪迹，寂静的夜里只留下了我无意间录在磁带上的他的片断歌声……
1994年，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本是同根生》，那是我第一次将笔端伸向我的家族。或许是一种尝试，或许是一种积淤已久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小说刊出后，《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杂志先后都选用了。素不相识、从无交往的北京评论家雷达写了评论。他在文章里说：“叶广芩的名字我完全陌生，竟未读过她的一篇作品；但那老练的笔触，叙述的流转和深曲，饱满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又说明她不可能是新手。据李星同志介绍，叶系北京籍的陕西女作家，大概是留下来的知青吧……读这篇小说，很容易把小说中的‘我’与女作家本人混淆，因为第一人称的叙述真切乃毋庸置疑，不是当事人决说不出这样的话；而且这样的小说编是编不出来的，非身历其境者不能为此，它带着明显的自叙传色彩。我喜欢它，首先因为它写出了这贵族之家的败落留给飘零子女们的真正遗产——冷漠感，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想亲热也亲热不起来。叙述人‘我’是一中年女性，她受新社会教育，还有红卫兵文化、知青文化，以至西方文化的背景，敬而常抱着批判的眼光，扮演着理智的旁观者角色；但问题的复杂在于，她终究是家族的一员，遗传基因、家世烙印、寻根潜意识并未消失，这样双重的角色给小说平添了陌生化的美感。”
我想雷达先生读懂了我的心曲，那原以为只有我自己才能体味的对于家、对于人生的复杂情感，一种广大而深邃的文化氛围，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情变易史，一种时代风云与家事感情相扭结的极为复杂的情绪，情不自禁地包蕴而出……
我明白了它们是能为广大读者接受、理解并欣赏的。
于是，《祖坟》《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一系列这类题材的作品相继而出。有一回，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问我：“你最近写的很好看的充满个人体验和家族背景的小说，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你是怎么突然涉足并选择了这个题材的呢？”
不是“突然涉足”，是必然的开启。
在80年代，我虽然写了一些小说，但以家族为背景的作品从未进入我创作视野的前台，这可能与我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有关。回避个人家族文化背景成为了我的无意识，那些痛苦的感受实在地让人感到可怕，我甚至不愿回忆它们，我把它们看做是一场噩梦。在那噩梦中，被改变的太多，不变的只有人格。我将这些粗砾与苦涩泥封起来，不再触动，以尽享今日生活的轻松与自由。孰料，年深日久，那泥封竟破裂，从中冒出了浓郁的酒香……
这也要归于时代的进步，使人们的视野与欣赏层次发生了很大改变，使人们变得善良而宽容。在这些前提下，我才冲破了我的无意识、家族生活、个人体验及老北京的某些文化习俗，使其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流淌出来。我将对社会的关怀纳入传统文化的背景，让它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写这些作品对我也是个排除各种心理隐患和情感障碍的艰难过程，应该说改革开放的政策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契机。要说的是，这些对我烂熟于心却又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令我提起笔来比较得心应手，不觉枯涩。
作家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同影响我们的时代一样，是不能回避的。冰心老人说过：“生命路愈走愈远，所得的也愈多。我以为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要它针针见血！离合悲欢，不尽其致时，觉不出生命的神秘和伟大。”
从家乡北京走出至今已经整整的40多年了，初入人生举步之艰难已成为一笑置之的往事。青春时代，越是失败越是要构筑新的人生，当是真理。
但我不承认那是失败！
那应该是人生最精彩的篇章。
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从没有过那般的轰轰烈烈，那般的荡气回肠。
我怀念罗敷河，罗敷河是美丽的，但罗敷河没有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