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的《我的短诗选》，到1978年的《清明》，田间解放后出了至少二十部诗集。应当说，包括取材于神话传说的题材在内，田间的诗作，都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田间无疑是在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但是田间今天的诗作和过去那些鼓点般的诗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候，尽管已经露出了某些形象与生活距离较远的迹象，如在红毯上：你的玉蜀黍，好似大虎伏在那里（《贺刘万诚》久伹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倾向。主要的倾向是闻一多说的鼓舞你爱，鼓动你恨的那一片沉着的鼓声。解放后，田间的艺术更加老练成熟了，这当然与他在艺术创造中的追求目标有关。他说过：我愿意做最艰巨的工作。不愿意在每一首诗里，偷巧地放上几个美丽的字眼，来表示自己的立场和倾向。他不愿意用太直接的简单化的办法来表明诗人对现实的态度和思想倾向，他希望把这表达得曲折一些、间接一些和更考究一些。他说：我们是为真理歌唱，不是为事实简单地照一个相。他的诗有了更多的象征意味，他更注重于给人以暗示，让人品味诗中的含意，而不是如过去那样浅白地说明。这样，尽管田间的语言素朴而不华靡，但由于刻意要和生活保持距离，他的诗变得更加不易懂、不那么顺口，显得有些生涩。
那边有一群白鹤，落到我们这一边。它路过我们的竹楼，喝下了几口甜水。这里有一片山湖，湖边长满了芭蕉树。树上的露水晶亮，湖里的清水香甜。这是田间的《给白鹤》。他的笔墨并没有去具体描写中缅边境人民联欢的盛况，也没有直接宣传两国人民友好的历史，在《给白鹤》里，他不把笔墨投向现实本身的说明，而是通过象征意义的白鹤、露水、山湖、太阳花来让你联想起现实生活的实际。这是田间的追求。这样的追求，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这三十年，田间没有停过笔墨，他是勤奋的。但应当说，从《赶车传》以后，尽管他的不越由的探索花了极大的精力，但是他的诗离开了太具体而走入太抽象，离开了太写真实而走人太与真实生活脱节。他用明快的呼喊而换来了艰涩的比附，这代价未免太大。
笼统地责备田间离生活远了，并不能令他心服。田间始终对生活保持着热情，只是他着意于不把生活表现得那么逼真，他要让读者在宝石和星，剑和鲜花中看到人间的生活、艰苦的奋争。田间的追求乃是属于正确处理诗与生活关系的有益探索，不过是，在田间，这种探索的成果不很理想。他不想把诗和生活粘得太紧，结果是艺术的表现与生活实际离得太远。
艾青和他的人民一起欢呼这辞别了严冬的祖国的春天。这个喝了大堪河的乳汁长大的诗人，从小就感染了中国人民的忧伤。新时代给他以新的情怀，他要为新的日子歌唱。艾青热爱这新的生活，但他的笔在新生活面前却不能自如，他是一个不善于刻画具体生活情状的诗人。1953年写的《藏枪记》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仿佛不是艾青的声音。写农村现实的组诗《播谷鸟》亦失之纤弱，至于夜行八百，日行一千，逛的是大街，住的是客店的《女司机》，很难说是写出了新时代气质的草原新骑士。艾青规避用诗来描状具体的生活，他很少写那些机械配合中心任务的作品（《欢呼集》中有一些）。他严格信守诗对题材的选择。1954年他去舟山群岛，看的是现实生活的生动情景，写的是超脱生活的充满神话色彩的《黑鳗》，这是一种规避。长诗男女主人公生活在黑牢般的黑浪山上，苦难使他们不能到达那仙境般的宝石山，最后他们在火中成了水神，月明之夜可以听到宝笛之音。当时有人据此责备艾青。他的确没有用诗更多地写出现实生活的变革，艾青在思索如何使自己适应现实的发展而不至于落伍。在某种程度上艾青的远离生活土壤，未必不是他的过错，却也未必不是他的求索。如果公平些说，艾青作为一个新中国的诗人，他是属于世界的，他的目光早已飞越重洋，为世界和平和人民友谊歌唱，这正可补偿他在其他方面的缺陷。
组诗《南美洲的旅行》和《大西洋》都是力作。他的视野很开阔，他的诗心不为现实生活的原样所羁绊，而能在生活的空间自由地翱翔。他能从美元上的自由字样想到：有了它，就有了自由；没有它，就没有自由。谁的钱越多，谁的自由也越多；谁一个钱没有，谁一点自由也没有。（《自由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作了概括而又透辟的解剖。他还从一个黑人为她的小主人唱的催眠曲中，听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最悲惨、最不公道的歌唱：
一个是那样黑，黑得像紫檀木；一个是这样白，白得像棉絮。一个多么舒服，却在不住地哭；一个多么可怜，却要唱欢乐的歌。
（《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
在这里，黑与白、紫植木与白棉絮的鲜明对比，描画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差别。他不是亦步亦趋地临摹生活，他的诗不是生活原样的传声筒，他是在酿造生活。到此为止，艾青尽管受到他缺乏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的批评（这批评是对的），但是由于他执拗的坚持，他在某些题材的表现上取得了成功。
最有争论的诗例，莫过于他的《在智利的海岬上》了。现在，我们撇开对他所描写的具体人物的评价，只考虑他的诗的表现：
房子在地球上，
而地球在房子里，
这诗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意境。这里的表现方式是很特殊的，要是我们不用奇特的或新颖的这样词汇的话，我们不能说它不是生活的反映，但它的确不是如实再现生活的原样。它很抽象，却让人从中悟出具体。它让人去猜想这语言外壳包裹着的神秘而又不很确定的内涵。《在智利的海岬上》这首诗初出来时，有各不相同的反映。有人认为从全诗的布局上，从形象的概括的深度与个性化的统一上，从语言的明洁上，从体现深刻思想的巧妙上，都可看出这首诗对于艾青说来，是新的。又有人认为，这并不新，它的晦涩和朦胧正是资产阶级的颓废派诗歌的特点，艾青应当抛弃这种表现方式。由于当时的气氛，不可能对此展开自由平等的讨论，现在应当对此作出心平气和的评价。
中国新诗到了50年代后期，除了偶尔出现以夸张为基本手法的某些民歌，对现实生活的描摹越来越成为主要倾向，大胆的或绮丽的想象越来越少，而作为诗的语言基本特征的暗示，却被过于明白和透彻的乏味的语言所代替，令人厌烦的一览无余俯拾皆是！《女神》式的狂歌，《死水》般的吟叹，不仅不可复睹，而且成了不可思议的异物。
诗有点失魂落魄。诗味越来越薄，其淡如白水，当然不是所有的诗都如此。造成这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诗为现实服务应当提倡，但不能要求一无例外地机械配合某一阶段的某一中心任务。诗的思想性不能以诗中是否出现众多的革命词藻、豪言壮语为衡量标准，标语口号的堆砌并不意味着思想性的加强；同时，具体和真实也不能成为诗的评判的唯一标准。这一诗歌发展阶段留给我们的基本教训是：诗应当反映现实，也应当为现实服务，但诗与生活的关系并不是，至少并不主要是直接的和如实的。直接和如实的反映，只是呆板而单调的镜子，并不是诗的基本反映方式。基本方式应当是生活的折光，这种折光，犹如太阳光之在三棱镜中泛出异彩一般，可以把生活反射得瑰丽而奇妙。
我们的很多流弊，根源在于把诗和生活的关系以及诗在生活中的作用理解得太简单、太直接，以为有什么样的生活，就该有什么样的诗；生活是什么样子，诗就应该是什么样子；表现了重大意义的生活的诗的意义一定是同样重大；表现了重要内容的诗的地位必定同样重要。反之亦然。这种眼光短浅的准则，必然导致鼓励那些苍白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以及那些故作豪言壮语的虚假作品，那些内容空虚并无真情实感的以赶浪头为主要特征的作品，如众多的节日应景诗之类。
新时代的诗歌，无疑要表现这个时代，要求它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诗的时代性和现实性的取得，决不是以取消诗人的抒情个性的代价换取的。恰恰相反，无论哪个时代的诗，总是通过诗人的自我抒情达到为时代歌唱的目的，总是通过诗人自己的抒情个性自然地流露出观点和倾向。它可以是直接的、更允许间接地表示诗人的主张和抗议，这是诗的个性。在中国新诗的今日，诗与现实斗争关系日益密切，现实性在加强，但是诗的个性却在削弱。诗变得越来越被用作记录生活，而不是用作歌唱生活。其实，诗歌创作与现实的关系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首看来不过是友朋应酬之作的诗篇，同样可以反映时代，而不必借助什么政治术语。这是肖三的《自题照片赠老柯》：
休看我饱经风霜模样。
一辈子不失赤子心肠。
这时代说什么老当益壮？
来来来，我和你大声歌唱！
这诗题材很小，场面不大，主题也并不雄伟，它只是题写在赠友的照片背后的四行戏谑文字。讲的虽只是自己的模样、心肠，但它连老当益壮都否定了，他只想到大声歌唱。一个老诗人有这等精神面貌，可以想见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盛明之世、前途光明的时代！以此推论，那些健康优美的爱情诗，那蔡其矫式的轻柔的新山水诗，以及悠扬的牧歌般的郭风的叶笛，都可以反照出我们时代的侧影来，它们在伟大时代的雄壮交响乐中，可以而且应当和进军号并存！
我们的新诗，歌唱了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诞生及其成长，诗已被光辉地记载入共和国的编年史。生活的确是在不无曲折的、但又是一往无前地前进着。我们已经前进。我们的前进还不理想。中国新诗应该有更为伟大的未来，这当然要由老一代的诗人和新一代的诗人共同创造。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望见。
二、天边涌出灿烂的星群
先是，我们的眼前飘起一朵云。共和国一个普通的早晨，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采。（公刘：《西盟的早晨》）
这朵升起在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它以鲜明而富有边疆特色的形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确是一朵带给人以清冽明净的寒气和充分想象的泛着难以捉摸的光采的云。公刘的诗，最初给人以如上的印象。他的第一本诗集《边地短歌》中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不凝练和缺乏剪裁，他还不能全部摆脱被动的关于情节的叙说交待。到了《黎明的城》，已经表现出雍容自如地驾驭题材、独特地构成形象、以及拥有以具有个人特色的抒情来表现斗争生活的能力。我们从《山间小路》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中看到：公刘没有辜负哺育了他的生活。真正的山尖是他在生活中的真正的发现。而且这山尖也没有辜负他的苦心，它简括地勾出一个真正的英雄造型来，寓于形象中的，则有边防军战士的豪情。到了《在北方》，公刘的诗作显得成熟了。他能从平凡的《剑麻》中炼出不平凡的诗意：它是哨兵的活刺刀，它是祖国的绿算笆；然而对和平的客人，它捧上碗大的鲜花。诸如此类，普通的生活，在公刘的笔下都显得不普通；他用诗意益然的眼光看生活，生活因之而闪出诗的光芒。一把巨剪似的上海关的钟，沙漠上驮着柳枝的路蛇，半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的北京的五一节，乃至于给肥皂写的广告诗《我们是擦洗世界的肥皂》，公刘总能使这些不只一次被表现的题材现出全新的面容和全新的寓意。他的诗，节奏自由又有规律，读起来总是那么清亮动听，这从《边地短歌》到《在北方》是一贯的特点。
一朵金色的云，
落在银色的雪山顶，
素馨兰在凤尾竹下眨小眼，
英格花在虎尾松上笑吟吟……
（白桦：《金沙江的怀念》）
这里又有一朵云升起来。这是描写金沙江人民怀念贺龙将军的诗篇。白桦的这朵云，虽然没有公刘的那份奇幻，但却显得清丽，尽管它们都是升自西南边疆那一片开花的土地上，而且都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风貌。公刘和白桦都吸收了少数民族诗歌的丰富营养，看来白桦更为显著。长诗《孔雀》，直接取材于召树屯和喃穆鲁娜这一傣族古老传说。长诗《鹰群》则以鲜丽的藏族民歌风格歌唱了贺龙部队长征路过滇康发生的故事，那些火塘边的歌唱和迷人的藏族青年男女的茶会，把我们带人了一个新鲜的生活中去。篝火像一朵鲜红的山茶花，在银夜里怒放，巡逻兵小队露营在雪山上，下有冰雪和枯枝编成的毛毯，上有繁星和雪树织成的篷帐。这是白桦的《露营在雪山上》，生活是豪迈的，诗风却是纤丽的。银夜里怒放的红山茶，这是白桦早期诗作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