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郭小川，还是贺敬之，他们给予诗歌创作的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作为真诚的诗人，总是与作为干预生活的勇敢士兵的身份同时出现的。在他们的诗中从来没有消失的抒情主人公，便是人民幸福保卫者的士兵的形象。郭小川在静潘舒适的山中焦躁不安地疾呼我要下去的原因，是这种生活与他的战士的身份太不协调，他始终不能忘却我曾经而且今天还是一个战士（《山中》）。他在甘蔗林中缅怀青纱帐，他在充满香甜的今日，心中眼底总有着昨日的严峻。昨天——今天——明天，这可以说是郭小川诗歌的基本主题。贺敬之也如此。他歌唱繁花似锦的祖国的今天，但总反复阐述今天的幸福正是昨日的苦斗换来的。正是因此，他的诗句总是把新与旧、今天与昨天对比地组织在一起：今天的麦场上，正飘扬着秋收起义的红旗；今天的工地上，正闪烁着延安窑洞的灯光，如此等等。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年代，闻一多说过：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的出现。至于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闻一多这话是不朽的。现在我们的鼓手仍然太少，而精美的琴师却很多；尽管琴师多并不是坏事，但并不是第一位的需要。在和平建设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仍然断不了战争），我们仍然需要像抗战时的田间那样的鼓手。郭小川和贺敬之可以称作我们时代的鼓手。他们之所以是鼓手，乃是以诗的语言代表并启示了人民对于生活的思索。他们始终不懈地以睿智的思想在为人民呐喊、为人民鼓动。他们告诉人民应该怎样前进，怎样迎向斗争。在胜利到来的时候，提醒人们要更加勇猛地向困难进军；在国际上反动思潮泛滥的时候，贺敬之歌唱在和平建设年代一个普通战士坚贞的气节一雷锋精神。郭小川和贺敬之的鼓点，充满了我们时代激昂进取的精神，年轻一代和我们的全体人民无疑将从中吸取极大的力量。他们献给时代以真诚的歌颂，但当他们发现时代的卑污（尽管也许不是主要的），他们的歌声会变得凌厉而无情。郭小川在阴云密布的年代唱出的《秋歌二首》，贺敬之在胜利时节唱出的《八一之歌》里，都有这样愤怒的雷霆。
上述两位诗人的创作，对当代诗歌的影响相当深刻。年轻作者竞相仿效，特别是《放声歌唱》、《致年青公民》出现之后，政治抒情诗风靡一时。但多数模仿者，没有从他们的巨大思想概括力和深刻沉厚的生活内容上着力，只在形式上故作豪言壮语，出现了大量华而不实的、大而空的标语口号诗。这类诗歌的特征，其一，内容上虚伪：不说真话，没有真情；言不由衷的歌功颂德，根本缺乏深刻切实的思想；它们无法启示人民以斗争的勇气和真理。其二，形式上虚伪：它们热衷于以激昂慷慨的言词作言过其实的渲染。其实，无论是郭是贺，他们的诗内容深厚、气魄宏大，概括力强，极不易学；学其皮相，失其精英，天上地下，失以万里。尤其文化革命之后，在突出政治命题之下，这类大声疾呼的政治抒情诗中充斥着对于领袖的宗教式的颂赞，更多的则是单纯配合革命政治口号的传声筒。诗歌背离了人民的斗争和生活的真实，必然失去了活力。1966年以后，由于****、******在毁灭文化的总目标下对诗歌和诗人进行了空前的洗劫，残存的某些他们扶植的帮八股的诗歌，已经完全不能代表人民的心声。诗歌远远地脱离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人民的愤怒和抗议。
三十年诗歌的症结不是在形式。尽管我们可寻求更多更好的形式，但根本弱点是诗歌没有思想。标语口号化的结果，诗人失去了他的独立的见解，以及表达这一独立见解的自由。在歌颂与暴露上，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观点。对繁荣昌盛、政治开明的时代，我们当然要歌颂；对英勇智慧的人民和光荣的党，我们当然要歌颂。但即使在光明的时代里，我们也有缺点和错误，难道对缺点和错误也唱颂歌？何况，有时我们的时代也并不光明。如果这样，我们的诗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当时代变得黑暗和卑鄙时，如****、******时代那样，再为它唱颂歌，那就不是人民的诗人。他应当暴露这黑暗，这卑鄙。黑暗中的光明也许暂时是微弱的，他也应当歌颂这光明，即使他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人民的沉默是可怕的。人民对现存的诗歌失去了希望。人民决心以自己的怒吼来冲破当时死亡一般的沉寂。这就是自1976年1月8日******同志逝世起到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止的一场以诗歌为主要武器的伟大革命运动。这一运动的意义远远不是仅属于诗歌的。它是人民奋起反对窃国篡党的阴谋分子和悼念伟大的政治家的政治示威，诗和花圈仅仅是他们手中的武器。但是，人民的诗歌能够在一场划时代的伟大斗争中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这是中国六十年新文学史所仅见，也是中外文学史所仅见的。
天安门诗歌运动给我们的启示非常丰富，有一点是突出的，这就是诗必须传达出人民的心声，必须代表人民的思考。它的思想性，仅仅在于要能表达人民的思想。《天安门诗抄》无畏的战斗精神启示了我们的诗歌：那种与国家兴亡、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豪言壮语不值分文！天安门诗歌运动，打破了十年的沉寂，填补了十年的空虚。在它带动之下，自1976年10月6日开始，我们的诗歌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起死回生的过程。那个金色的十月，开始是欢庆胜利的鼓点；而后，在狂欢逐渐平息的时候，人民开始回想那噩梦一般的日子，出现了许多缅怀革命先辈、歌唱革命传统的诗作；随着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的加深，诗人们开始诅咒那已逝的黑暗，控诉那黑暗造成的灾难；进而，诗人们在探究造成这一历史性悲剧的原因，他们决心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于是，呼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声音，就成为当前诗歌的强音。
三十年，诗歌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这就是，全国解放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大规模、更有力的形式把诗纳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轨道。我们的诗歌，找到了产生它的真正的土壤，这便是人民的生活。我们的诗，在常青的生活之树上结出了现实的果。在光明到来之前，诗人诅咒黑暗；后来，追求结束了，投下了巨大的光明，诗人们真诚地唱起了新生活的颂歌。伹是，只有颂歌，看不到光明生活的阴暗面，而没有斗争的歌，这诗歌便是跛脚的。解放以来，诗变得不那么缥鳅了，变得可以捉摸了，这是进步。但是，一味的歌颂，把诗变成了空中的音乐，离开生活就太远了。经历了19661976****的十年，诗又从云端落了下来。诗在现实的痛苦血泊中沉思。
首先出来表达人民这一深沉思索的，是一批愤怒的诗人。他们有的已经沉默了二十年。二十年被剥夺歌唱的权力，这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是何等严酷。但诗人们的愤怒却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人民——为人民而愤怒！这有点像五四时代的郭沫若，那时，国仇、民仇、个人的悲哀集于一身，化作火山爆发式的诗情、怒吼的时代的狂飙。我们现在，已经预感到火山即将喷发，狂飘即将卷起。
1976年由悲哀、愤怒、接连不断的斗争，最后是胜利的狂欢，编织而成。诗歌适时地歌唱了这一切，《天安门诗抄》是它的值得自豪的代表；从1977年起到今天，在我们当代优秀诗人的主题中，仍然只有两个字：爱和恨。他们爱那1976年骤然而至的金色的秋天，歌唱这秋天的如期归来，歌唱那驱逐了黑暗的光的赞歌，歌唱又有了诗歌的中国，诗人和人民都获得了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他们又像三十年前歌唱新中国的诞生那样，歌唱新中国的再生。诗人们又一次为自己新生的父母之邦唱起赞歌。不过，这激情的赞歌却不显得那么单纯了，它溶进了新的成份，它包罗着愤怒和仇恨。这时期的诗歌，爱与恨、悲与喜、恩与仇、歌与哭总是难解难分地搅拌着。邵燕祥的《中国又有了诗歌》无疑是一首歌颂今日光明之歌。但他的歌颂中分明有着巨大的愤怒，他质问：无声的中国早变成有声的中国，为什么思想和诗歌又遭到禁锢？他呼喊：还我笔，还我歌喉，我要唱人民的爱憎，革命的恩仇！他的欢乐歌中分明有着不可抹去的哀痛：
多好啊，今天，如果孙维世和郭小川
也带着爽朗的笑声，重来到队伍中间！
邵燕祥热情不减当年，他没有忘记把二十年前的歌声继续下去，1979年他唱出《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这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呼喊，但他的声音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的单纯和欢欣，他强忍着要爆炸的愤怒，理智地唱道：
空话不能起动汽车！
紊言壮语也不能铺路。
但我们难道还不能铺一条
高速公路，
有这么多的痛苦，
有这么多的愤怒，
甚至有这么多的血肉
化为我们特有的混凝土！
白桦的《我歌唱如期归来的秋天》也是颂歌，但他的歌词包含着严正的谴责：绝大多数中国人终于又有了舒畅的笑容，会议上又能听到出自内心的发言。这是在谴责那没有笑容和充满言不由衷的发言的时日；埋头苦干的人已经不再是罪人，开始得到应有的感戴和称赞，这里，在谴责那历史的颠倒和荒唐！同样，公刘的《献给宪法第十四条的恋歌》，也不是温柔而甜蜜的恋人曲，它也全然无法消隐人民的愤怒。至于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与其说是一曲太阳赞，不如说是对于妄图垄断太阳以营私者的激烈的抨击。艾青的例子更为显著，《在浪尖上》是一首英雄歌，这是艾青重新歌唱以来比较宏大的一首诗作。他把它献给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代在浪尖上勇敢飞翔的青年，但在这一曲庄严的英雄歌里，当代爱与恨探和在一起的主题重现了。这是什么战争？诗人以极大的义愤向人民披露：好像不是战争，却都动用了刀枪；说的是，触及灵魂，却造成了千万人的伤亡！诗人在启发我们思索，而且在直言不讳地要人们思想：它从哪里来？什么样的土壤和菌种培植了这些祸国殃民的妖孽？中国的诗歌爱好者和人民将会发现，举过火把、高歌向太阳的诗人回来了，他带来的不再是欧罗巴带回的那支芦笛，而是一支进军号。
1978年以来的诗歌，那种千篇一律的应景之作虽然还是大量的，但是已被唾弃并在消失中。它的主调是我们所介绍的：庄严雄壮的旋律中洋溢着众多的欢快，但却交织着悲愤。这是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宏伟时代的英雄交响诗的主调。应当说，这是新时代的光明赞歌。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划破漫漫长夜的光，中国诗人也不会忘记给他们以新的生命和新的灵感的光。诗人们在经过黑喑之后重新发现了这奇妙的没有重量而色如黄金的物质，他们歌颂这物质，并且把自己也融汇人这燃烧的运动之中——
我的骨骼就储存着磷——
大约能蘸八千根火柴棍，
哎，果真能够八千次爆发希望的火花，
我倒甘愿在光明中化为灰烬。
（公刘：《为灵魂辩护》）
三十年诗歌历史的最后一页便是这样写的。要是它有力量，力量就在于它代表了人民的思索。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思索是唯一没有被剥夺的特权（的白桦：《春潮在望》）。但在多数诗中，却看不到这种思索。我们不能把那些鹤鶴学舌当作独立的思想，也不要把流行口号等同思维的能力。在当前，我们诗中的思想不是太多，而是太贫乏，废话充斥着那些质量低劣的诗篇。代表人民思想的语言，哪怕只有一句，也会不朽！空洞的华词丽句只是稻草人。
现在，我们走过了三十年的不算太短的路。回顾来路，是弯曲的，坎柯的。生活扭曲着前进，诗歌也扭曲着前进。有时也有倒退，但主要是前进。我们庆贺新诗三十年来的成就，我们也惋惜三十年道路的多舛。可喜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失去我们的希望，我们望见了汹涌而来的春潮：
我是那样真切地感到了你的临近，我的血液和祖国的江河一起在转暖；冻木了的嘴唇已经可以跟着你唱了。凝固的眉头已经开始舒展。
（白桦：《春潮在望》）
1979年3月29日初稿1979年5月4日二稿
（原载《共和国的星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