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他无法忍受，甚至一次也没有听过这样的风声，看过这样的流云。1957年，郭小川写过《自己的志愿》，在诗里，他讲到自己参加革命的风风雨雨的二十年中曾经有过的缺点和过失，一个微小的成功之后，有时在梦里却沉醉于自我欣赏的酒筵，在一帆风顺的时刻，有时由于不经心而为我们的事业招来祸患。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人，他只承认，我还远不能说，我是一个健全的共产党员。这种思想，在他最后几年写成的光辉诗篇《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刻，于今一想，顿感阵阵心痛；
我曾有过灰心的日子，于今一想，顿感愧悔无穷。
以明澈纯净的语言揭示自己的弱点，使得他的形象臻于崇高。这是一位真实的和真诚的诗人。这一点，也许比他的相当高超的诗歌成就更为重要。
三十二年来诗歌界有若干次重要的批判，其中一次是围绕着郭小川的《望星空》而开展的。这篇引起争议的行情诗，初稿于1959年4月，改于当年8月，改成于当年10月，正是建国十周年，人民大会堂奠基落成的时刻。这首可以说是为建国十周年，为人民大会堂落成而谱写的乐章，它的真正目的，在于颂扬，属于颂歌一类。全诗四章，前二章写未走进大会堂之前，面对浩瀚的星空所产生的关于人生，关于宇宙的浮想。他真正感觉到了宇宙充满神秘的伟大和永恒。他不无惆怅地唱：说什么，身宽气盛，年富力强，情豪志大，心高胆壮，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也不及银河一节长——
在伟大的宇宙空间，
人生不过是流星般闪光。
在无垠的时间的河流里，
人生仅仅是微小微小的波浪。
后二节，写进入大会堂之后。面对那里人们双手创造出来的繁星满天的绮丽景色，他从幻想回到人生的战斗。他由衷地歌颂人生的壮丽，人类创造力的非凡和伟大：世界呀，由于人的生存而有了无穷的希望。他承认刚才望星空时的想法是错了，刚才是我望星空，而不是星空向我了望，我们生活着，而没有生命的宇宙，既不生活也不死亡，面对这些他说，我有资格挺起胸膛。
这首诗基本上是采用对照、反衬的方式，完成诗人对现实生活和战斗人生的歌颂。它的创作构思，前半是有意地大力加以渲染，借以烘托后半的非常与不平凡。从诗人的意图来说，是真心实意地要歌颂现实。
《望星空》不是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在于前半作为烘托的分量过重，以至于当他真正要对人间唱颂歌时，艺术形象所能表达的力量相对地弱了。但有一点是许多评论者未曾加以认真探讨的，郭小川着手抒写这首颂诗时，他追求的是充分个性化的方式。他如同一贯所坚持的那样，在热情洋溢的颂歌中不隐藏诗人自我。贺敬之对郭小川的诗歌道路曾经有过一段中肯的评语：作为社会主义的新诗歌，郭小川向它提供的足以表明其根本特征的那些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这就是：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和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就这样，在这首诗中，抒情主人公是流露了自己的真情，而这个真情是与当时舆论所主张的先进、模范、纯粹等等不全吻合的，因此，他受到的非议正是预料之中的。
根本分歧在于，诗中应该不应该有真我？这个我既是真的，允许不允许他有凡人的一切？例如郭小川在望星空时所曾经感到的惆怅。评论家指责的这首诗中的感情是极端陈腐，极端虚无主义的评论，诚然是不符实际的。他所认为的这首诗里的主导的东西，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东西，也与实际不符。但是，在诗人的真情流露之中，是否必须绝对正确和纯之又纯，这在当时，甚至在今天，也并没有解决。这位评论家批评《望星空》时联系批判了郭小川写于1950年的《致大海》。在这种批评中，我们仍然看到了这种批评所运用的标准仍然是诗中的我一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所蕴含的思想素质必须是纯粹的——纯粹的杜绝了个人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致大海》是郭小川人格光辉集中体现的一首诗。我们在这里用了人格光辉，那是为了高度评价他的真诚、坦白、不虚伪而特意选用的词组。虚伪的完美未必辉煌，有缺陷的真情倒可能是真正的美好世上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所以不完美的光辉应当认为是正常的和正当的。
建国以来，我们很少读过像《致大海》这样坦白真诚的诗篇。（唯一可与之比拟的是陈毅的《六十三岁生日述怀》，但那是旧体诗。）在大海的博大面前我感到了渺小。我因自己的渺小和窄狭而愧疚，而且真诚地承认：我从来也不是剽悍而豁达的勇士，曾经是无端的忧郁像朝雾一样蒙住了我的少年；曾经想在反侵略的战争中索取对于个人的酬劳，只有到了革命的队伍，才渐渐地与周围的世界趋于协调。这些诗句，批评家当然无法挑别，但他只用了非常冷漠的一句话加以评论：有些段落是可读的。这种冷漠正是诗肷理论对于真诗、真我冷漠的表现。他们的心已经热衷和向往于那些不发自内心、与真情实感不相干的大而空的纯粹，他们只能以鄙视的目光望着我们此刻视为珍宝的诗人的诚挚和坦白。于是他们对明哲的神圣、为了一种神圣的爱，以及有愧于生活的琐屑和平庸等词句加以挑剔。他们责备诗人向大自然膜拜的消极感情，责备他对大海做出忏悔和祈求，而且在引用让一切寒冷者在这里得到温暖让一切因穷累而乏困的人，在这里进入幻丽和平安的梦境之后，认为这类的诗句，很难说它是共产主义的真正伟大崇高事物的拟人化。这种批评的用意是清楚的，诗人的思想不许有杂质，他应该宣传纯粹的理念，而不论这种纯粹是否与他的内心取得一致。当他作上述那种宣传时，即使是阶级性或倾向性不鲜明的词语也不应使用。例如神圣的爱，尽管这里可以明确地认为它指的是积极的内容，但是也不允许；至于明哲的神圣更不允许，因为这类东西彳彭淮说它是共产主义的真正伟大崇高事物的拟人化。既然很难说，那就只能不许你说。他在这里用的是袁水拍提出的标准，即诗中杆情主人公的形象，必须是一个纯粹的人。
我们对一个时代应当有它的基调和主调一说，不应持有异议。盛唐气象，建安风骨都是如此。一个旷古未有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能没有它的隆隆的雷电之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声音或一个调子。当有人唱着豪放之歌时，不要轻责那些婉转低回的咏叹。每一个诗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诗心，它同样是一个多样、丰富、复杂的世界。而且我们还应当进一步确认：每一首诗都应当是一个新鲜的世界，犹如每一朵野花都是一个天国。新的时代到来了，人们的精神在现实生活日新月异变化的鼓舞下，不知不觉间变得昂奋起来。诗人理应发出昂奋的声音。我们的错误不是发出了这种声音，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认为，并且要求所有的声音都是昂奋的。除此而外的声音是不被提倡的。前面，我们花了众多的篇幅论及我们熟悉的郭小川，现在我要谈论一位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却创造了重大成绩的诗人，他是穆旦。这位40年代后期涌现的青年诗人，建国后如同他的同一流派的《九叶集》的作者们一样基本上沉寂无闻。只是在百花齐放的1957年，他们才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以诗作的凝重和被袁可嘉称之为诗中的自我搏斗为特点的穆旦，在《诗刊》发表了《葬歌》。这是一曲诀别之歌：
你可是永别了，我的朋友？
我的阴影，我过去的自己，
天空这样蓝，日光这样温暖，
安息吧，让我以欢乐为祭！
较之穆旦过去的创作，这首诗是明朗的新声。我们本来应当热情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和痛苦的自我搏斗所发出来的加入时代大合唱的新的声音。但是，他的诗显然是与众不同的，既然与众不同，他就难免要受到冷遇，以至谴责。他的并不高昂的歌声，当然不合时下的风尚：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你为什么要唱《葬歌》？这当然也是不能容忍的。但毫无疑问，这是穆旦真实的声音，而且是以他所擅长的艺术方式予以表达的真实的声音。它的低回的觉醒的心曲，无疑属于我们的时代。但是当他从内心发出了决绝的呼喊：
哦，埋葬，埋葬，埋葬！
我不禁对自己呼喊：
我这死亡的一角，
我过久地漂泊，茫然；
让我以眼泪洗身，
先感到忏悔的喜欢。
听到这个歌声，立即加以批驳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前面加以详细论述的、自己也不断遭受过批驳的郭小川！郭小川认为穆旦的声音是知识分子有气无力的叹息和幻梦。遭到简单粗暴袭击的人，他同样可以对他人简单粗暴。这就是中国的批评界的悲哀。整个的局势是充满矛盾的，郭小川在诗中勇敢地坚持着他的探求。但当他接触到指导思想时，他和批判他的人却表现了髙度的一致：诗必须抒发无产阶级或英雄人民的革命豪情，而不是中间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其它剥削阶级的感情。诗中间，是可以出现我字的。但这个我，必须是无产阶级或英雄人民中的一个，最好是他们的代表，是他们的代言人。结论是：诗歌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对这种变异的总估价是前进的。但是，它同时带来了形象的萧条，这个问题的解决，只好留待日后的探求和突破。
四、走向统一的新诗歌
当代诗歌的发展趋向，也许当两支诗歌队伍会师在北京的第一届文代会就是一个预兆一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统一。《马凡陀山歌》当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如同鲁迅风的杂文那样，拥有属于它的得而复又失去的繁荣期，此后似乎也没有复兴起来。至于《王贵与李香香》式的民歌体长篇叙事诗，李季解放后的《菊花石》和《杨髙传》继续作了尝试，都没有作出超越前者的成绩。取得成功的倒是《玉门诗抄》和《生活之歌》一类的新尝试。在那里，李季既巩固了原有的成绩又试图作新的突破，眼界有新的开拓；阮章竞也没有拘泥于《漳河水》的成功经验，他的《虹霓集》和李季的《难忘的春天》一样，都力图对原来的成绩作出突破，这一点，都与袁水拍解放后的诗作有相近的格局。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终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同一个方向。他们是诗走向统一的先兆。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诗将如此发展，一切都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解放初期，大家似乎对诗都显得宽容，没有后来那样的紧迫感。1950年，一位似乎是第一次写诗的青年诗人，写出了一首抒情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这是一首相当欧化的自由诗，但却为它的作者石方禹赢得了留在人们记忆中长达三十年而不衰的荣誉。此后作者似乎还写了几首这类的诗，却再也没有耀越这首处女作。《和平的最强音》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关于它是否违背民族传统或民族风格一类的过敏性反应，那时的理论批评以及读者的心理，都没有达到后来那样程度的禁锢。《和平的最强音》一类的诗的出现虽然是不自觉的，但最终却因不合时宜而消隐了下去。解放初期的不曾禁锢的放松状态，不仅容许了《和平的最强音》的存在，而且也使得类似未央的《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一类的彻底的自由诗，堂堂正正走进优秀诗篇的行列。但是这种艺术自由的风气很快就雾一般地消失了。总的估价是，全国解放开始的当代诗歌是逐步走向统一的诗歌。
我们已经具有一切优裕的条件来统一诗歌。经过雄伟壮丽的人民解放战争，长期的战乱终于平息，我们取得了全国的统一。三十二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令行禁止，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进行得有条不紊而有着高度的效率。有一段时间，我们把这种统一强调到了非常的极限，我们连春种秋收都听从于统一的号令。这当然出现了不很正常的局面。这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思想意识的思潮，不能不影响到整个的社会生活。诗，不能不被这高度统一的政治台风所席卷。如同社会意识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的穿着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服装连男女老少都消失了区别。它必然地影响，甚至也改变着诗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