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
——乔治桑塔亚那
引言
潮流对于岩石的冲撞，乃是持续不断的无情。中国新诗当前承受的新潮的袭击，简直令包括创作者、欣赏者、批评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疲惫不堪。一个衡定的秩序被破坏了，另一个新秩序尚未建立，接着几乎是不顾一切的粗暴的侵人。后新诗潮最令人震惊的后果，是新诗突然变得不美丽，甚至变得很不美丽了。这情景令人怅惘，并连连发出质问：它到底还要走多远？
的确，那些给我们以温馨和慰藉并产生眷恋的美丽正在迷失。究竟是由它去呢，还是回往来路追寻？在这个艺术巨变的时代，每日每时都提供机会折磨我们。我们显然需要以新的生存观念作为依据的思维方式，我们方能得解脱。我们必须确认如下的秩序是正常的：我们的每一个进步，必须以那些曾带给我们以满足的东西的消失为代价。而且事实也不是如有些人担心的那么可怕，迷失不会造成虚空。我们有的是积存，我们是太富有了，我们也许缺乏的正是迷失。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积累，不知道哪一天会感到匮乏！
我们的长处是明显的，我们会把原先格格不人的新物改造成我们所愿意看到的样子，而后再把它变成古董加以收藏。我们不仅酷爱古董，而且酷爱制造古董。这个古老而深厚的民族，需要的是颠倒与失衡的强刺激。如今出现的欹斜，破缺、断裂和鄙俗，以及梦呓的模糊不清，对于完整匀称和无尽甜美的有意刺激和完全的惊世骇俗，目的是给它一个震惊的失望。这使传统诗学不得不认真审视一番这个丑物，而后驱赶欣赏的惯性而痛苦地承认一个陌生的事实。
事实上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强迫性行为。日益生长的艺术反抗情绪和日益坚定的自以为是的主张，使第三代诗人进行着我行我素的艺术实践。但他们的艺术行动并没有受到重视。整个诗界的冷淡与他们的仓！[作狂热、公开出版物的萧条与地下活动的繁荣，构成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特殊画面。不被认识和承认的事实产生痛苦。处于此种尴尬的境遇，只能采取愤激的态度抗争。要是说当初以朦胧诗的方式出现的对于传统诗的抗争，主要是出于对传统艺术方式的厌倦，那么，以后由新诗潮的怪异方式表达的，都是对于传统内容的厌倦。诗宁愿捐弃传统的美丽和典雅的内涵，而从艺术圣殿走出；宁弃神圣而与那些粗野的现代艺术认同。这一趋向是与一代人对于现实存在的疑虑以及艺术惰性的反抗心理相维系的。
后新诗潮作为新诗潮的延伸和拓展，除了对于前期发展的某些重要因素的疏远与分离之外，它还以本身的矛盾复合乃至对立的艺术现象让人迷惘。在后新诗潮的艺术构架中，艺术的走向的变幻莫测，造成了接受者的严重阻隔乃至逆反的抗拒。艺术的非艺术化加上广泛使用不曾加工的口语，使一部份原先准备接受高深晦涩的欣赏者陷入新的疑阵，在一部份诗人那里，诗不仅深奧而且玄妙，在另一部份诗人那里，甚至最普遍的意象化也被认为是贵族风尚而加以抛掷。
当今诗学最为令人不解的现象是它的不可捉摸的秩序的混乱：一方面，许多有志之士在着力倡导诗的崇高与美，另一方面，一批诗的新生代却确定以非崇高倾向作为追逐的目标；一方面由于纠正毁灭文化的恶行而对文化产生广泛兴趣（这种兴趣改造了诗的素质并形成博学、宏大的夸饰追求，加上全民反思导致文化寻根潮流的兴起），文化氛围的浓重形成诗的贵族倾向，一方面由于人对自身存在的醒悟与怀疑，正在产生对于文化的嫌弃；一方面，人们在惊呼诗对于现实生活的漠不关心的远离，一方面，诗人却对此种惊呼表示冷淡，他们潜入内心的隐秘，对生命的神秘产生兴趣；一方面诗歌在追求语言的高雅乃至深奥，一方面却有意地使诗的语言俚俗化……
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极端的背逆。而这正是禁锢诗歌的艺术教条放弃之后所产生的新秩序。混乱的秩序宣告了平常艺术生态的恢复。诗可以美丽，但美丽不是唯一和绝对的。丑陋大范围地存在，在现实世界也在心灵世界，自由的诗歌没有理由将它放逐。当前诗歌审美变异的某些随意性是明显的，诸多流派竟起中也杂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宣言大于实践的倾向，但诗歌毕竟能够先锋地出现这种无拘束的、并不在乎舆论评价的局面它传达的是一种自由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意识。这种荒诞怪异所带来的神经刺激，也许就是一种刻意的追求。我们不能为其中的每一个流派预卜未来，历史的严酷性肯定将落在它们身上。有些流派的出现也许就意味着消失。但无妨，这种存在的本身便体现一种价值。
一个逆反：平民意识及非崇高倾向
曾经有过对于诗人的居髙临下的厌嫌，这种情绪不单产生在青年人中。谎言的充斥再加上真理宣讲人的混合身份构成的不和谐，给人以恶感并不值得奇怪。直到最近，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在读者提问诗人的最大失败是什么时回答：不知道教导别人如今是一种恶习。这代表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部分诗歌实践对于崇高化规范的拒绝，它为诗歌从传达神谕的先知到充当道德的和知识的说教的全知，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对英雄式的自我或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的自我理想的幻灭过程，造成了普通人对于自身处境的彻悟。随着感恩心境的消失，虚幻的幸福感亦随之消失，凸现出来的是孤立无援的自我。一种见解认为，离开了现代人的内在孤独感来谈创作动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新诗潮对于它的前一阶段的审美变异，取决于这种创作主体的身份的变动。一个无地位、也无特殊身份的普通人代替以往常见的抒情主体。这个普通人能够或受到日常生活的困顿，以及很为普通人的不可避免的烦扰。一种对于艰难处境的深刻理解，使这部份诗作对于高贵、博学和典雅持鄙夷态度。它着重于改变以往那种认真的抒情、严肃地叙事的方式，
而以一种明显的揶揄态度取代过去的庄严感。
不少诗人有意地在诗中掺入粗话，此举反抗之意甚明。以破坏性的姿态促使诗走下神殿，而与平民的笑骂声和琐屑杂沓的市尘认同。人不仅感到困扰，且因无援而感到孤寂。他们进而以嘲讽的态度写正常的人际关系的失落，宁静与幸福的不可预期。生活中潜藏危机，騷动不安的心理迫使诗人采取了表面的无所谓的语气。蓝色的《轨带》体现出来的是完整的平民意识：凡人的洗衣机又出了毛病的平平凡凡的苦恼。他以自我平衡的方式调节这种日常的心理纠结。别把湿手放在我的脖子上！嘻皮笑脸我可不喜欢，而他用的正是嘻皮笑脸的方式。
《轨带》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困扰。在同一作者的《中国人的背影》中，我们共同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悲哀。依然是那种无拘无束的絮叨，却传达出表面无动于衷背后的内心騷动：人生就像这街头的暮色，美好得让人真想痛哭一场回到家里你总是含着眼泪对我说只有中国人的背影显得那样苍老。这些平淡言词背后透出炽烈的窘迫感。后新诗潮不再用前期常用的那种通过理想方式的感伤以传达忧虑，它乐于采用满不在乎的方式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激情的消隐以及理性的彻悟，无能为力之感使人不再乐意于浅薄的期待。诸多的荒诞感折磨着怀有希望的心灵，终于迫使艺术走上无所谓的嘻嘻哈哈的路径。王小龙的《外科病房》不仅对护士小姐的冷淡麻木、对死亡的悲哀麻木，而且对自身的病痛也麻木：他们吃完饭把自己搬到床上，十分同情地凝视了一会儿雪白的绷带底下那块缺了一点什么的身体。这里体现的是十分不同情，是用第三者的目光看自己的伤残，有意的冷漠透出了无尽的悲凉。
《出租汽车总在绝望时开来》（：王小龙众《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王寅广这些诗题就暗示着平民生活的尴尬。如同蓝色在《圣诞节》这样美好的标题下谈论高压锅可能爆炸、放在街旁的自行车可能被偷一样，它们都意在说明美好的命题与事实的不美好之间的联系。也是一种有意的对于美好氛围和抒情情趣的破坏。没有价值的人生只能在这种具有讽刺喜剧的情节中采取一种漠然的玩哭的态度。一切的过于严肃认真只会制造出更大的痛苦，于是，在这部份诗中，调侃和揶揄就成为基本调性。读者只能从这些充满谐趣的诗句背后去寻找那份焦灼的痛苦。
撒娇派名称的出现，曾为不少人所诟病。但它的宣言正体现了这种无以排解的困窘：他们为看不惯而愤怒，因愤怒而碰壁，头破血流之后无计可施，只好撒娇。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与其说是一种诗学宣言，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宣告。无可选择之后的选择，戏谑背面是地道的中国式的悲哀。中国的嬉皮士精神也带上了中国特有的尷尬。
生活既然充满了这样事与愿违的情节，过分认真显得过分可笑。也许诗人正是借助于那种嘻嘻哈哈的戏谑氛围忘却揪心的一切。创造主体的变动导致诗歌内涵的变动。注意的中心转到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思考中来，人世的纠结和喧嚣不再被特殊净化器所过滤，相反地，倒是造出了昔日那与训诲联系在一起的严肃命题的疏远。这是一种大的逆反，它甚至可以把那些在政治家们认为严肃无比的命题，改造成为充满喜剧氛围的命题。举世瞩目的马岛事件不过类同于平民餐桌上的茶点，它与撒切尔夫人的想起丈夫以及妈妈下车忘了雨伞的份量相等。
因为属于平民而平民的生活又充满了繁杂和俚俗，因此叙事情节无形中增加。不是如同以往那样写事件的过程，而是在这种冗烦中把忧苦以冗烦的方式传达给你，是一团乱麻也似的铺叙，不过充当了一种情绪导体。后新诗潮中戏剧性情节的增多与平民意识的受到重视有关。于是在艺术中俚俗因素增多的同时，又增多了自言自语式的絮絮叨叨的叙述风格。这倾向意在渲染那离开崇髙的繁琐，故反抗传统美学的意向甚为鲜明。
有意地破坏那些美好的情趣成为这些准嬉皮士诗风的目标。在它看来，甜美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是一种矫情。诗中琐碎的排列意在反抗那种经过蒸馏的纯净。重复词语造成的有意絮叨，成为后新诗潮追求戏剧性情节的基本叙述手段。诗因而更加接近普通人一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活均在紊乱和烦杂中进行。这是一种平民的频律和节奏。鲁子的《这个秋天的流水账》不仅诗题这么标明，且诗的情节进行也类于流水账。尽管他触及的是世界性事件，而叙述方式却明显地平民化：
昨天一场暴风雨袭击了美国中南部没有伤亡，
没有伤亡可那美丽的密西西比河啊再也不能洗脚，
当然白宫很安全里根早就出院啦他那，
三流演员的鼻音又重重的回响在太平洋的上空，
联合国的安理会几年来就一直开着开着，
像一场没有比分的橄欖球赛。
这种诗风的调佩情味是当前创作引人注目的倾向。生活尽管沉重却也滑稽，因而荒诞的幽默不可缺少。这种风魔能够使紧张的心灵减压，而获得心理失衡的纠正。野云的《都怪秋天》，鲁子的《无烟的愤怒》，都有压抑了愤怒之后的自我排遣：你只不过是一只被踢出界外的足球或一只被掏得空空的罐头不能就这样愤怒起来你最好想想减肥想想如何能活到孔子那样的年纪。（《无烟的愤怒》）非逻辑的、荒诞的秩序，取代了认真的是非判断。
诗人对世界由不信任感而萌发为肆意的讽谑，他们随意性地以短的或长的通俗句型，賦予旧词以新意，有意的以拙出巧，不惜以小哲理开小玩笑以突出调侃的氛围，如邵春光的《太空笔》：
我真是祸不单行，
我把钢笔弄丢的那天，
美洲的航天飞机，
在升空时爆炸了，
美洲的潜艇，
在大西洋里打捞飞机的残骸，
已经打捞两个月了，
若无其事的远东编辑，依旧，
不把我的《寻笔启事》登在报上，
远东的报纸转载了那么多，
各囯首脑发往美洲的慰问电，
没准其中的一封，是用我丢失的那支笔写的还有尚仲敏的《关于大学生诗报的出版及其它》，标题就是对优雅诗风的挑战。它采用令人厌恶的公文体是为了揶揄。几个大学生为了办诗报在有关领导那里碰了壁，我们给他投射了二十支髙级香烟和八十粒上海糖果，结果是他劝我们回去好好读书：
我们一下子头脑发热互相抡了几个拳头，
发了狠心去找市长先生，
我们拍拍市长的肩膀如此这般的微笑一番，
又说了儿句忧国忧民慷慨激昂的话，
市长先生有如下批示，
大学生诗报旨在繁荣吾党吾国文化望予以出版为荷。
（市长爷爷万岁！）
平民意识的增长冲激了传统的崇高感，嘲谑发展到对于公式化的规范语言的反抗，它以不驯的态度对待那令人生厌的术语。在语义偏离和追求特殊语感以传达特有心境方面，它体现了不驯的诗观。当代诗从先知和全知的政治鼓动家的角色到纠正假、大、空之后的公民情绪的宣示者的身份，在其演变中传统的言志观念得到全面延伸。后新诗潮的平民意识导致与前阶段公民使命感的某些脱节，平民非贵族，他们的所虑只属于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作为诗人，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重视诗的社会功利性。但他们并没有绝对摒弃激情，只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扭变体现他们愤世疾俗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