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土乡启用代课教师的做法，本来是想节省开支，减轻财政的负担。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代课教师无节制的增长，使人员工资总额超过了裁减国家教师前的水平。也就是说，财政支出的内部调控政策，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待吴景州想扭转这种局面时，已经无能为力。
因为，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就要做人员裁减——请神容易，送神难——上来的都是他亲自审核的干部子女，他能裁减谁呢？便只有强行开支。
强行开支的概念，就是挤占已经少得可怜的其它事业开支，全部用于教师的人员支出。
于是，乡政府对各村的一些行政性补助被取消。比如，为完成上级布署的，旨在提高农村卫生水平的旱厕改水厕的专项补助，为了完成征兵指标而拨付给各村发放的军属福利补贴，等等。
村里拿不到这些钱，啧有烦言。各村之间一通气，把规定由村里负责发放的代课教师四项补贴停了。
这叫上行下效。你乡里做得，我村里就做不得！
吴景州出面做过几次工作，但收效甚微：虽说他安排的大多是干部子女，应该体恤他，但村里得不到应得的费用，工作小好开展，老百姓有意见，村干部没办法。你比如像来户庄这样的村，村干部开工资都要靠砍树，哪有多余的钱给乡里补窟窿？这叫姐儿俩守寡——谁难受谁知道。
吴景州甚是气愤：“这农村干部，属狗×的——许进不许出，自私得很！回头我撤他几个就老实了！”
但他一个也不敢撒。
他与村干部，尤其是村支部书记的关系太密切了，几乎谁的手里都抓有他的话柄。
这事儿就这么拖下来了。
他与村干部之间相安无事，苦了的还是无辜的代课教师。
“这就是代课教师请愿的背景。”杨文彬叹了口气，说，“有这样的背景，您从乡内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求助于乡办企业呢？”陆大新问。
“这您就更甭指望。”见陆大新送来探询的目光，杨文彬解释说，人们常说现在的乡办企业家们，只能守家，而不能创业，但企业是靠守出来的吗？守来守去把二十六个企业守得剩下了九个，就这九个，也岌岌可危。
“这九个企业，大多数是加工企业，利润率很低。有一家铸造厂和一家化工厂还能生产出自己的产品，但由于工艺的落后，生产出的都是滞后产品，占市场份额很小。其实，问题不在企业本身，而在于现有的管理方式——青土乡对企业的管理方式，是典型的杀鸡取蛋！”
“您甭吃惊。吴景州对乡办企业的态度是并不指望企业能直上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轨道。他把企业作为银行贷款的载体，有一家企业就能争取到一份银行贷款。企业把贷款的大部分作为利润交到乡里，用以保证机关干部的工资开支。所以，每家乡办企业的负债率都高达百分之三百以上，企业本身没有一点儿造血功能，差不多都是死企业。吴书记对企业厂长的评定标准，是谁能跑来贷款就是好小子。这样一来，只要国家一紧缩银根，就准得垮掉几个企业。垮掉企业的贷款，就由现有企业背负，所以，企业背负过重，积重难返。”
“企业里也有不同意吴景州做法的有识之上，但大都是未等施展开腰身就给换掉了。服从的，企业垮了，厂长可以进机关当干部；不服从的，就请回家种地。所以，现在的厂长都学精了，一切听乡里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企业半死不活，可厂长的家越置办越好，坐的车也越来越高级。”
“这些企业，勉强可以应付机关干部的开支，也只是维持基本工资，奖金和补贴也是没着落。所以，靠企业支持，绝对没戏。再说，县里也明确规定，书记保机关开支，乡长保教师开支。您要是动企业的钱，吴书记还不跟您玩命！”
杨文彬的介绍，让陆大新心惊肉跳。他对基层太缺乏了解了，基层的实际情况，跟他坐在机关大楼里所了解的一些表象，真是相距千里。看来，他乡长的职权，并不是随着位于的到来而能行使得了的。
功夫在诗外。
“那么，乡机关到底有多少人？”陆大新突然问。
“一百一十八个。”
陆大新最后的幻想破灭了。要想依靠企业解决问题，确实没戏。
他沉吟了片刻，紧锁的眉头倏地疏朗了——
“给黄本仁县长打个报告。”
黄本仁是主管教育的副县长。陆大新与他的关系不错，陆大新上任之前，黄县长曾热情地对他说：“有事找我。”
陆大新觉得，是该找这棵救命稻草的时候了。
他亲自把报告送到县政府。黄县长出差到河南去了，一周后才能回来。他便写了一封热情而诚恳的信，同报告一起交给黄县长的秘书小张了。
凭直觉，这个忙，黄县长是不会不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