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一九五五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我则是五六级的图书馆学系学生。在燕园学习期间，我们并不认识，我从当时一度极为活跃的学生文艺刊物《红楼》上读到过他的一首诗。这首诗，题日：《校徽》，具体诗句已全部忘记，但诗的大意和作者的巧思，特别是（用现在的流行用语来说）那种可贵的反思和内省的精神，则是我久久铭记于心的。以后，我还从当时中文系举办的学生墙报和一九五九年的“大字报”上，读到他写的另一首诗和一篇诗歌评论。那首诗表面记叙的是诗作者晚自修后从图书馆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在树下拥抱接吻，作者抒发的则是看到这一场景所引起的心理骚动和忏悔。而那篇诗歌评论，在当时来看就颇为有“冒天下大不韪”的味道，他批评了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认为那一百首诗基本上是概念化的。作为一名大学生，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敢于顶撞大诗人，没有理论勇气是不堪设想的。可以这样说吧，无论是大学期间，也无论是十余年来在文坛诗坛上纵横驰骋的同辈批评家当中，绍振兄是以其敏锐、机智、雄辩，但也并非始终是思考得十分缜密而著称的。在同辈中，他是令我为之心折的少数才华横溢，确有建树的批评家之一。我说不上什么原因，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与他的交往却是一大片长长的空白，直到1980年春天在南宁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我们才真正熟悉起来。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人们才发现了他那辩才无碍的放达风采。绍振兄说，他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明白了自己能够干些什么。”不错，我真正了解作为一个人的孙绍振和作为一位拥有卓越学术成就的孙绍振教授，几乎是与普通读者同步的。从那时候起，彼此间学术交流的机会增多了，而且我又是他青年时期那可称之为“恋人情意综”的一位见证者。我想，他的这些学术成果，与他个人的天赋秉性，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体验是密不可分的。说到底，前者是后者经思想和精神熔炉的一系列有序和无序的升华。因此，为了有助于读者和学界能更深一步地理解孙绍振教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我愿意将他那些曾经触动过我，化蒙昧为睿智，化半明不昧为晨曦初照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思想闪光宣示一二，也许反而有可能从发生学意义上理解一种学术上思想的生成和成长。
首先，与我同辈的一代学者，由于在精神成长时期所落下的病根，往往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就停滞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丧失了开拓的精神和勇气。我曾经将这种精神现象名之为“襁褓效应”，最初的精神襁褓成为后来思维空间难以超越的极限，灵魂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学术上、艺术上的平庸之辈，精神上的侏儒，差不多就是因为错过了生长的季节而又无自知之明造成的。大凡读过绍振兄的著作，或与之有过交往的人，尽管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见解，但从来没有也不会以平庸视之。绍振兄从青年到中年，迄今始终保持着蓬勃的青春朝气，他是我同辈中能不受精神襁褓负效应作用的少数杰出之士中的一位。我以为，这与他一贯自觉地努力保持哲学意义的“心灵自由度”有关。在绍振兄的言谈举止中，他对前辈们学者和文坛人物的评价尺度，每每不在这位前辈们学术成就有多高，是否著作等身等等，他往往将其哲学意义上的心灵的自由作为第一尺度，对于第一大前提重新思考，重新验证和批判乃至独立创造成了他的习惯。他非常赞赏当年北大中文系的杨晦系主任和王瑶教授。杨晦先生是“五四”时期激进的青年，王瑶先生是“一二·九”运动时的青年学生领袖之一。北大光荣传统和师长风范的潜移默化乃至教学上的耳提面命怕不是起主要作用的，其主导方面应归结为接受者自身的主动选择。总之，没有对第一大前提的自由验证和重建（或者解释）就不会有创见和发现，学术上的胆魄也就成了冒失鲁莽，这正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创造力，没有它就只能在已流行的学术见解面前一味地臣服和膜拜了。绍振兄最令我心折的地方，是他对第一大前提的不倦批判和重建。他给予我个人最大的启示，一共有两次，一次是他说：杨晦先生讲授一个学年的文艺理论课，具体讲了些什么，他全部忘光了，这并不可惜，但杨先生对流行观念的独立不羁的自由的风范，却在他这位青年大学生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另一次，是今年夏季中的一天，我因近期研究中的一个课题，提到了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家们的成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借鉴意义。绍振兄打断了我的话头，以一种凌驾于列维一布留尔、弗莱泽这些权威之上的姿态说：“他们花了那么多力气只说出那么少的一点儿规律，而我完全可以用少得多的工夫概括出较之触染律、互渗律更多的原始思维的规律。”我当时为之一震，原来这位被目为新派批评家的孙绍振，却并不像一些新派批评家那样唯西方理论家们的马头是瞻，他在潮水般涌来的各种新的学术思想面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盲从权威是与他无缘的。这次触动对我非同小可，我并由此明白，心灵的自由度既不是一种对权威的盲目亵渎，也不是盲目的自我膜拜，心灵的自由度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瞻远瞩的超越，是从第一手原始直觉开始就坚持独立概括，重新抽象的科学精神，而这正是与创造和发现须臾不离、形影不分的最佳心态。
按照孙氏的幽默理论，幽默是对常规逻辑的解构和超越，幽默主要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逻辑。很显然，这个理论适于缓解生活中的紧张的人际关系，释放某种焦虑、紧张的情绪，是一种用来排解紧张关系的缓冲剂，或精神消毒剂。不过，这要求某种对于世俗功利和认知的超越。心灵的自由和智慧的充分发挥，是互为肌理的。因此，如果说，幽默是对理性逻辑思维的心照不宣的超越，扭曲和解构，那么，它恰恰也是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思维的指导和驱动之下对常规思维、常规逻辑的回归，而不是由于神志不清、精神紊乱而造成的那种混乱。所谓幽默的情感逻辑，不是在笑话背后不要逻辑，不要理性，而只是承认情感对常规逻辑的扭曲变异，恰恰就不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活动，而是理性对于非理性的一种错位，逻辑对非逻辑的一次反衬。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从事幽默研究的人来说，将幽默作为文艺学（特别是喜剧美学）的一个分支来著书立说的人来说，没有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那是不堪设想的。在孙绍振的写作生涯中，自《文学创作论》之后，他关于小说人物对话中的心理“错位”的研究，以及以后的《论变异》，和这一本幽默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内在的发展线索一以贯之。这条线索就是有关生活和作品、情感与逻辑，心理活动和言语，以及心理活动中清醒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差异、错位的精湛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说，孙绍振是我国第一位研究文学领域内各类错位精神现象的专门家，错位是他的全部文学理论的发散点和辐射点，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著述就是一个有关错位范畴的相当完备规模的理论体系。而这在本世纪末，包括西方各家各派的文艺理论在内的万紫千红的园地里，也是独树一帜的。听过孙绍振课的学生，或听过他演讲的人们，从不曾感到疲倦过。他的讲演是幽默的，同时又是雄辩的，深入浅出、悬念跌宕，赞赏者赏心悦目，连持异议者也往往忍俊不禁。绍振兄曾多次向朋友们透露过一个心愿，他本来的职业应该是去学法律当辩护律师的。此言并非“装傻充愣”、“故作大言”的幽默法则的运用，他还同时常常在朋友中间不无自得地谈起，他于“文革”后期刻苦阅读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情景。他说，他得益于两本研究《资本论》辩证逻辑的学术著作。他对《资本论》的辩证逻辑下一番刻苦钻研之后，终身受用不尽。孙氏学养来源的这一内情，是鲜为外人所知的。孙绍振老实不客气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态度，鄙薄那些矛盾百出连形式逻辑也半通不通的人。舒婷说，辩证法在他手里成自由的鸟，他以幽默谈吐和辩证的具体分析，陷论敌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在这里，我也许还应指出，孙绍振在遇到根本上不是对手的对手时，有时不免恃才傲物，鄙视过甚，不惜故意以诡辩和幽默结合造成一种亦庄亦谐的风格。有一位学者称颂孙绍振是我国中年一代学者中运用辩证逻辑最为娴熟的一位，这是有几件史实为依据的，并非全然是溢美之词。在我看来，孙绍振娴于逻辑，对逻辑破绽特别敏感，用之于论争使他高谈雄辩，语惊四座，而今用之研究幽默，又使他似乎轻易地发现了幽默的错位逻辑。
孙绍振本来献身于诗歌创作出过诗集，但不久致力于文艺美学，现在又介入幽默，他写《幽默答辩五十法》《你会幽默吗》只花了四十天，出版后，居然十分轰动，其中《幽默答辩五十法》还获得第五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中央电视台也请他去讲幽默之道，好像瞎猫抓住个死老鼠，这本身就富有幽默意味，个中道理，是颇堪玩味的。仅就孙氏自身的素质而言，他天生就是一个幽默家，所到之处欢声四起，正因如此，他比职业的喜剧家、以幽默学为终身事业的人更能对幽默挑幽剔微。还有一个重要的属审美上的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心胸豁达。如果没有这一条，那么其雄健的理性思维和错位幽默逻辑将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幽默作为一种审美活动，不管它是否如同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是“突然爆发的优越感”，幽默需要对于世俗功利的优越感，这个优越感好像翻译成超然感、距离感更好。而优越感和距离感的产生若没有豁达的精神，没有对人对事的雅量和胸怀就不可能出现。距离感不等于优越感，但优越感必以距离感为先决条件。小而言之，对一般存在的人际关系，大而言之，对人和人性的弱点，对历史的盲区和误区，没有距离感，就根本不可能把它们转入幽默的逻辑了。这里我也再举两个例子。绍振兄有时不免一时情感冲动，卖弄聪明而得罪过人，但就我所知，虽然青少年时期备受压抑和挫折，但他并不是一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主义者，这也不是说孙绍振是一个善于忘怀的昏昏然者，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他每每珍视对方的好处，亲情交流、友情交流，他总是铭记住那些美好的东西，而把不愉快的背离，以至我们常人难以忍受的出卖一笑置之，他也总是尽其可能地寻找那些能为之洗刷清白的历史原因和客观情境。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绍振兄的坦荡胸怀，一方面常使他心不设防，但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心灵自由，他在逻辑解构，价值错位，心理落差等等的研究中，赢得广阔则深邃的思维空间。
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我想干脆挑明的是，幽默学科尽管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已经开始，中经亚里士多德、康德、柏格森，到了当代已成为整个文艺学科的前沿阵地了。孙绍振的“逻辑错位论”，是继康德的“心理预期失落论”和弗洛伊德的“焦虑情绪释放论”和柏格森的“机械镶嵌论”之后的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孙氏的这本著作是老少皆宜的通俗性读物，但形式通俗并不因此降低其学术价值。他从对逻辑的错位程度、方式、方法，将幽默法则加以概括和分类。因为书上已备述详尽我已无须置喙。大概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套方便操作的模式吧，他在《幽默答辩五十法》中将幽默法则罗列为五十种模拟模式，是无可非议的，但读者切勿误解这五十种模式是并列的，那样的话也是对作者的误解。后来他《幽默谈吐》中就把五十种模式转化为价值、心态和逻辑三个层次的系统了。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本书的不足，不是这一体例的局限，而是作为一种学说，任何一种学术入视角都是不可能穷尽其对象的所有奥秘的，它的覆盖面终是有限的。如同“心理预期失落论”和“机械镶嵌论”等等，“逻辑错位论”发现了诠释幽默的新法则新天地，但也不能穷尽其本质。作为一种苛求，我倒以为本书行文中已多次提及的“价值错位”，就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据孙氏告知这个价值错位范畴将成为他的幽默新著的核心范畴，我想这无疑是研究幽默的一条新途径，还可能是更进一步逼近幽默本质，将前述几种有关幽默的理论进行整合，建立起类似“统一场论”的一个拥有更大的潜在包容性的理论。我在这里蜻蜓点水般预告一下，以飨学界同行。
我期待着绍振兄在不久的将来，推出更加完备的有关幽默学术论著。在此，谨表示一名同行朋友的羡慕和敬意和祝愿。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北京月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