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翰校长．刘庆珊政委，我们三家住在据说是原造纸厂厂长办公室的百平方米大—栋平房里。史校长有两个男孩和—个女孩，住在靠西边的两小间，我和刘政委住在靠东边的两小间，中间是我们三家会客、开会、吃饭的地方。史校长是山西人，刘政委是山东人，我是河南人，三人口味差不多，—个河南厨师给我们做饭。因为史校长是内科专家，经常出外给首长看病，又兼西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还要忙军区的事情。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奉命去了朝鲜。回来后，很快就调北京工作了。他走后，杨锡光同志任校长，但不久就调走了。刘庆珊同志也调离学校，薛锋同志任政委，没多久也调走了。因此，学校发展成个什么样子，我不能不在这方面多考虑了。我经常想，要办好—所大学，就得像清华大学那样有个足够大的校园，而且还应有个安静的环境，要有绿化和美化的条件，以利于教学工作。围为是—所医科大学，那就还必须有设备齐全、技术优良的医院，以利于学生实习和进行医疗工作。
殊不知，校址确定后，征购土地是经过—番周折的。原先想的比较简单，以为在我们驻地附近征购土地，把几个居住地方连成—片就可以了。不料，待我们向西安市政府提出征购土地时，竟遭到了拒绝，不允许在原地建校，定要让我们到西安市南郊文化区去建校。这就逼着我们认真考虑问题工如果改变西安市建设规划，确是—件大事。虽然，我们和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方仲如同志很熟识，关系很好，但要改变市建设规划也不是容易的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对西安市建设规划作了全面了解，认为南郊文化区确定修建西安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如果我们也在那里建校，两个医科院校和附属医院集中在—起，既不利于两安市民就医，也不利于临床教学实习。医科院校小同于其他大专院校，必须有教学医院，医院病人要多，来医院看病的人要方便，才能对临床教学和实习有利。
其次，我们在东郊建校，西边靠近市中心区，往东直到灞桥十里铺，远近都要新建工厂，是个新工业区，对工业区工人及其家属看病非常力便，对于市区居民看病也很方便；病人多对临床教学义很有利，且有工厂旧址和军Ⅸ直属医院可以利用，建设比较省而且快，实为建设医科院校的理想地址。
我们根据上述理由多次向市政府交涉，均无结果。最后，市政府提出要在东郊征地，改变西安市建设规划，必须经过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我遂向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同志当面陈述理由，提出两个医科院校都建在南郊文化区不合理，分开建在南郊—个，东郊—个，对西安市有利。常黎夫说，这事他作不了主，还得往上呈。最终经西北局书记兼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批示，下水力例，同意了我们的意见。经过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学校和医院在中兴路（即现在的长乐西路）建设起来，对西安市建设有利，亦完全符合西安旧人民的利益。
规划虽经批准，但在征地过程中也发牛厂—些纠纷，，当时土改正在酝酿，在征购范围内，有相当—部分是地主土地，可无偿征用，但有些农民不愿卖地和迁坟，这就造成了矛盾。我们的营建工作又不能等待。于是就在征购确定的地界，派人修起土围墙，运进L—部分建筑材料，以致引起—些农民的不满。西安市监察委员会便召开会议，请群众参加，对我们提出批评和意见，并在报上点名批评。同时，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找我谈话，让我检查并写出书面检讨材料。我的心情卜分沉重。校长史书翰经常奔忙在外，政委很少过问行政工作，我又是营建直接负责人，只好由我到会听取群众批评，进行检讨，向群众道歉，写出书面检讨送西北局纪律榆查委员会……
谈起征地时的情景，赵炎老人至今仍感叹不已——
当时，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还未成立，国家也无关于基本建设征购土地的法规，只能通过地牙纪（也叫牙侩，是旧社会买卖双方中间的经纪人）从中说合。这时土地都在私人手里，买卖自由。你想买，他不愿意卖；你出—百，他想要—千，地牙纪就从中捞油水，鼓动—些农民抬高地价，但报上批评我们强购土地、与事实有出入。因为打围墙固的地是经过批准的，如何能说是强购呢？不过李副校长从大局着想，小推诿塞责，承担了责任，以求息事宁人。没过多久，购地手续办完了。至此，校址从东至西，连成—片，纵横千余亩。现在回头看，当初若无史书翰校长、李炳之副校长等人的远见和决心，就小可能奠定第四军医大学日前这样的发展规模。
侯锐老教授说：学校的建设和发展都浸透着李炳之副校长的心血，他的功绩应该载人校史史册。
其实，李炳之到学校后的第—件工作，是在西安购买棉花运到上海去卖，在上海购买图书、仪器、药品运回西安。学校虽然在那些破旧房舍里落下脚，就开始上课了，但是极端缺少图书仪器，无教学设施，就连—个合用的教室都没有，教员也缺乏，特别是高级教学人员更少。李炳之到任后向军区卫生部长贺彪提出急需解决教学用的图书、仪器、药品等问题，贺彪便批给了5亿元（旧币，即币制改革后的5万元人民币，下同）作为资本，购买棉花运往上海去卖，再买罔书、仪器和药品运回来。
李炳之是到任后半个月，即1月17门启程去上海的。随他—同去的有郭文宗教授、教材科科长俞同勋和—名会计。他们押着从渭南—带购买的1.3万斤棉花—路颠簸到了上海。然后就跑交易所与各棉纺厂联系，落实买主。孰料、这期间逃居台湾的国民党出动飞机偷袭上海，炸坏了闸北电厂，部分棉纺厂无电停上，棉花价格暴跌。无奈，他们只好把棉花低价出售。尽管这样，除了本金还赚了2亿多无。不久，军委卫生部又拨给10亿元，在上海卫生局的大力协助下，购置了大批图书、仪器设备和药品，价值人民币约18亿。其中包括显微镜400多架，各种型号的天平29架，还有经香港空运来的西德制高倍万能显微镜、光度计、照相设备等，以及不惜重金收买了上海私立协和医院和眼科诊所的全部设备，还有5名专家教授连人带枪—块端过来了……
建设—所新型的军医大学，除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先进的仪器设备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支思想进步、技术优良、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定址西安，学校即决定利用各种途径招贤纳士，广聘人才，首先向军区、向西安医学院、两安各大医院求援，商调、借聘；在开业医师中物色、聘请。1950年至1953年间，通过各种关系，从广州、上海、大连、北京、兰州、西安等地调、聘了迟仲阳、郭鹞、汪美先、王逸慧、乇复周等30多名教授、讲师和医生来校任教。此外，1951年暑假，史书翰校长取得总后勤部批准，偕校教育处郝哲生副主任专程赴南京，从华东区国家分配给军队的高等医学院校中选调了刘彦仿等16名应届毕业生来校任教。至1952年，学校教师人数已增加到92名，其中教授5名，副教授10名，讲师26名，助教47名，护理教员4名，基本上可以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
1952年7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医学院校整编问题的决定》，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时光如梭，穿过历史的隧道，相信你已经看见，—群忠勇的魂灵在血与火大面积种植英雄的岁月里，他们披胆沥胆，呕心沥血，将救死扶伤的使命与信仰，播洒在黄河两岸！继而，在战争的废墟上缔织天使的摇篮，在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耕耘出军医大学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