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记得啊！刚才在晚宴上，我与恩来还谈及那次悲壮的分手，历历如在眼前。”张国焘追忆着打开了话匣子。”当时恩来身患重病，他看到从战场上败阵下来的官兵，支撑着身子站起来，扯着嘶哑的声音宣布：你们这些先生们怎么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中国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用苏维埃的旗帜，单独地干下去了！你们各位先生，愿意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吧！那几位参加暴动的国民党****军官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他们走了。这是我们与国民党****最终的分离。”
“就在这种时候，中央要我和李立三同志潜返上海。我坚持要留下来，不愿离开队伍。玉阶兄急遽地跑过来说：你们快走吧！不容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在一阵急似一阵的枪声中，我和立三等几位同志跟着一个向导沿着一条小路迅速离去……”
朱德捧起瓷缸喝了一口浓茶，抹了抹嘴：“参加南昌暴动的北伐军有3万余人，起义后撤至潮汕地区，队伍被打散。当时我和陈毅身边只剩下28个人，几经辗转，会合湖南农军，到二年夏天（即1928年4月下旬）去了井冈山，与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张国焘说：“南昌暴动是在一片白色恐怖和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举行的，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向国民党反动武装打响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开始。”
朱德沉吟着说：“特立啊，我们现在的情景和那个时候很有些相似啊！”
张国焘问：“玉阶兄，此话怎讲？”
朱德的神情显得肃穆而沉重起来：“这两年我们的损失很大，一方面军过去曾像一个巨人一样，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8个月前从江西出发时，队伍是9万人，现在只剩下不足2万人了。所有的大炮都丧失了，机枪所剩无几，每人只有五六颗子弹，这和我当初南昌暴动后身边只剩下28个人的情景差不了多少。但时移势易，现在敌方力量远比七八年前为强，能杀出一条生路，实属不易啊！……”
张国焘暗暗为这位老大哥的坦诚与直率感到吃惊！俗话说，酒后吐真言。看来这俗话里蕴含着一个极朴素而又是绝对的真理！老大哥形容得不错，眼下的一方面军只是一副骨头架子了，难怪******、******等人羞于谈及自己的“实力”，这实在叫他们感到汗颜，难以启口，无地自容了！现在终于探明了，四方面军以五比一还要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一方面军！
张国焘的神情在急剧地变化着。他有点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但他努力克制着。他是个抑制力极强的人。他说：“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西进通南巴时，也是狼狈不堪。几经艰苦转战，才有今天这个样子。”
朱德瞟他一眼，似乎没发觉什么异常来，于是继续说道：“好在不幸中之万幸的是，一方面军保存了大部分干部，这是极为珍贵的。更令人欣慰的是，你这里有10万人马，而且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装备齐全。再说，西北的情况，你们比一方面军熟悉，今后作战要靠四方面军卖力了。特立啊，愚兄有一言相告——”
“玉阶兄请讲。”
“一、四方面军好比亲同手足兄弟俩，一定要胆肝相照，和衷共济，度过难关。这样就能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像巨人一样玫能克，战则胜！”
张国焘马上表示道：“玉阶兄请放心，弟这一方绝不会做龃龉之事！绝对服从于中央的正确领导！”
朱德快慰地点点头：“嘿嘿，说起两军会师的地点就很有意义——达维，达维，达到苏维埃嘛！让我们共同为实现中华苏维埃而奋斗。”
张国焘附和着笑，笑得轻描淡写：“苏维埃，呃！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哪个说得清楚？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苏维埃，没有成功一个。”
朱德说：“主要是我们的策略有些问题，太性急，搞冒进……”
张国焘抢过话茬说：“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有问题。因为共产国际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望，而这种威望造成了极大的盲从，一切不顾中国实际，死搬教条；一切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听任他们的瞎指挥！”
他愤然地点上一支烟，滔滔不绝：”如******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却被认为是失败的，因而被解除了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等前委同志领导南昌暴动是有功的，结果也全部给予警告处分；我因受中央之命，指导南昌暴动，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以除名……”
他越说越激愤，简直是在宣读控诉词：“总之，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的错误，导致一次次武装斗争的失败，使中央苏区丧失殆尽。这些惨痛的血的教训，我们还不应该作深刻的反省，好好地总结吗？！”
朱德瞪大眼睛注视着这位老友激愤的神情，他突然对面前这张熟悉的面孔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朦胧感，他发现张国焘身上有许多令人琢磨不透的东西。
的确，张国焘是位颇有个性的人物，他喜欢独立行动。他曾为自己起了不少的笔名和化名，如“特立”、“凯音”、“特”、“天师”等，以此表达他的超凡脱俗的个性和他的不同凡响的独特的见解。他的资历在中国共产党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和******都在党的12名创始人之列，并且他和陈独秀、李大钊是筹备建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因此他常常以他的“元老派”资格自居，与**********发生争议。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因主张共产党独立干，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而被落选排出了中央，由******接替他的组织部长职务。尔后他在莫斯科待了3年，直到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四大上，他又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在五大、六大上他走进了政治局。1931年，中央政治局派他去了他所“为之向往”的鄂豫皖当上了“红色山大王”。1932年，他率部从鄂豫皖转移到川陕边境，因未得到**********的批准便擅自行动而受到批评——但他始终认为，他的转移是成功的，他的战绩与******在中央苏区的战绩相媲美。1935年春，他又一次转移根据地来到了川西北——这显然是他和他的四方面军自己作出的决定，因为此时中央红军正在长征中，通讯联络几乎中断。对此次转移行动，眼下中央还没有作出任何倾向性的反映与裁决。
“特立，你说的这个教训，我们是应该深刻反省，认真总结。”朱德深有同感地说，“今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对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评，恩来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遭到的严重损失进行了总结，推选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常委进行了分工，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泽东、恩来负责军事。从遵义开始，中央红军才有了一个新的转折。”
直到现在，张国焘才知道了有关遵义会议的大概情况。他不免有些情绪，于是便说：“谢谢玉阶兄告知这些。我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可是在此之前，我是一无所知啊！”
朱德解释道：“特立你多虑了，我们等盼了你好几天，你今天刚到，大家只顾相逢聚首之喜，哪还来得及谈这些哩，呵，我这不正在给你讲吗！”
张国焘这才有所释然，心里也好受了一些。
朱德接着说：“我们抢渡了大渡河之后，就决定与四方面军会合，大家都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噢，你刚才说到苏维埃究竟该是什么模样，可你在不久前宣布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不也同样打出的是苏维埃的旗号吗？”
张国焘眉宇间荡起几许春风：“玉阶兄这个问题提得好！对于苏维埃有各式各样的理解，这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100个读者里就有100个哈姆雷特。关键在于你只相信你自己的‘苏维埃’，你自己的‘哈姆雷特’。至于西北联邦政府，它不是正式的苏维埃组织，而是一个符合当地少数民族情况，以利于红军发展，彼此能和睦共处的混合政权。……”
张国焘在讲述他的“西北联邦政府”时确有几分豪壮。因为他的再一次擅自行动，使他此时已控制了很大的地盘——大金川、小金川、理番、茂汶和黑水等县，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0多万。尽管国民党部队和四川军阀频频派兵对这些地区构成威胁，但他领导的8万战斗部队（包括一支有两三千人的妇女战斗团——谑称四方面军男性指挥员的“配偶团”。但这种配偶是十分严格的，不经过有关政治部门的审批是不准结婚的。但这支女性部队在西路军西进新疆时命运很惨）和两万多的非战斗人员，足以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任何军事进攻！
朱德无法一下子读懂他脸上的全部内容。殷切地说：“特立，你赶来了就好哇！明天将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商决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泽东、恩来他们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张国焘抿动了一下嘴唇，想说什么，却又没说。转眼向窗外瞥去，见天色已亮，于是便说：“促膝而谈，不觉话长，眨眼工夫一夜便过去了。玉阶兄，你抓紧睡一会吧，咱们改日再叙谈。”说罢，起身告辞。
朱德送至门口，望着张国焘那副大块头的背影，舒展的眉头皱了一下，心情有些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