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形式革新上与“五四”时期又不完全相似，那就是今天我们的艺术形式革新的规模和剧烈程度，不可能会象“五四”时期那么迫切和尖锐。我们今天总的处于形式的“蜕变”过程中、从当前创作可以看出，溶化吸收了西方表现手法的作品，群众欢迎；而主要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作品，群众也欢迎；直接“切入”人物主观意识活动、写感觉、写联想、写心理变幻的作品，群众欢迎；侧重环境和行动描写的作品群众也欢迎。这说明，传统的现实主义描写人物的手法，还大有生命力，大有读者群。现在似乎应该是传统手法与外来表现手法“共存共荣”的时期，而中围的国情、人情、史情、文情，又必然迫使文学在今后较长的时期以传统手法为主。肖然是发展变化了的“传统手法”。有的同志提出打破一切传统手法，我觉得这是离开了我国的生活实际、读者实际和创作实际的。因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在中国，在表现当代生活上，并不是发展到繁盛期已开始衰落，相反，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它一直没有得到充足的发挥，它一直没打充分的条件与当代生活、题材结合起来，它一直受到政治的干预而不能表现出它离实地摹画生活的力量。举例来说，《小镇上的将军》大家感到新鲜，它的写法其实正是恢复了久违了的“白描”手法，正是达到了白描手法与特定描写对象的统一。当然，创作中采取何种手法，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的。这里并没有独尊“白描”手法的意思，只是举例说明上述看法而已。
所以，创作上继续突破的关键仍在于兑现实的进一步深刻的把握，对时代精神的更深刻的理解。当然，这种“把握”和“理解”，不仅是在抽象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具体的、感性的，通过艺术形象的把握。《人到中年》这样的作品，为什么激动了那么多的读者，主要还是因为它创造了陆文婷等真实的人物形象，通过她们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
现在谈到艺术形式创新的原因时，有一种常见的说法：“生活的节奏加快了”。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不是抓住了当前现实的实质。如果不是一个有深刻生活体验的作家，还可能因此而仅仅在外部形式的节奏上去翻新。这样的作品并不是没有。如果说“节奏快”，那比现在节奏更快的时期不是很多吗？反右、反****、刮共产风，直至十年****，节奏都快得令人眼花缭乱。十年浩劫，阴晴难辨，风云莫测，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昨为座上客，今成阶下囚。对更多普通人来说，节奏也快得喘不过气来，人人自危，个个胆寒。当然，那种节奏，快倒是快，其实是****、“******”指挥棒下的一场别致的舞蹈罢了。它掩盖着停滞、倒退和反动。但就节奏这一点来说，总还是非常快的。可见，问题不在于节奏的快慢，而在于实质。目前的生活，表面看来，节奏不如以前那么快了，甚至不无徘徊，但它更内在，它的变化是持久的，深刻的，仿佛地壳深处的断裂。因为，它是从“神”到人，从现代迷信回到实践检验真理；它是从“鬼”到人，重新肯定人的价值；它是从****走向民主，从传统旧观念走向新的观念……的深刻变化。这是一个貌似稳定而实际上正在动荡、分化、组合的时代。它的特征要用几个字来表达，与其说是“节奏快”，不如说是“转机”更恰当些。王蒙曾经说过，他的新作的一个总的主题，就是“转机”。当前，在我国，一切都在转，都在新与旧的斗争中转化，政治转、经济转、法制转、道德转、人的精神世界内部在转。“转机”，才是时代精神的内核。真实地、深刻地写出了这种“转机”，就是抓住了时代精神。这里，应该写出真正的新与旧的斗争，而不是经过净化、过滤、涂上温和的。中间色调的“新与旧”的斗争。艺术形式的革新也应该立足于这一点，而不是削弱这一点。当前创作的继续突破，也就在于能否写出这个最重大、最核心的真实。
这里，我们还只是用了一种笼统的说法，而不是从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出发的。如果从创作的特殊规律来看，继续突破的“焦点”，正在于写人，在于塑造无比丰富多样的真实性格，在于揭示形形色色的灵魂。人是生活的主体，是现实关系的总纽结；只有写出了人，写出人物性格的内涵，才能写出真实复杂的具体现实，才能“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马克思）。有的同志提出：“我们的文学是否必须以塑造人物、塑造性格为主？这很难说。”我觉得，过去我们的文学有许多“为主”，比如，重大题材为主，工农兵为主之类，这些处置不当，就会造成对创作的禁锢。但是，“以塑造人物，塑造性格为主”，却是不应该废弃的。因为它道出了文学的最基本的原理。除非人类社会不存在了，这一条原理才会失效。当然，塑造人物的要求，对中、长篇小说和对短篇小说是不同的。短篇有时甚至可以只写出一种情绪就够了。但也必须是人的典型的情绪。我想，上述那种看法可能与我们的文学批评多年来对“性格”的狭隘理解有关，才出现了把“人”与“人物”、“性格”分开的看法。多年来，文学批评总把文学中的性格与日常人们口头上的“性格”混为一谈。如，此人“心直口快”，此人“急躁”，此人“城府很深”之类。其实，这些都只是性格的外部特征，并不是内在特征。哈代引用前人的一句话：“性格就是命运”，似乎也不能准确概括“性格”的涵义。黑格尔在他的《美学》第三章中，有一个小节《人物性格》，其中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我觉得，这一段话正确地说明了，性格不是指“孤立的性格特征”，而是“一个世界”，“一个整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了的话，那就是说，不管你是侧重写意识流动、精神活动也好，抑或主要通过肖像、表情、动作来刻画性格也好，其实都是在写人、写人的性格，只是侧重点和艺术途径不同而已。恩格斯曾经说过：“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鼓励新的探索。但他并不否认性格描绘本身。他提出了那著名的关于现实生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论点。王蒙等同志的创新的贡献，在于扩大了写人的手段，解放了人的意识，改变了过去创作中对人的主观意识、心理活动、精神世界描写的不足，丰富了艺术表现的天地。但是，正如任何事物利与弊相互依存一样，王蒙近作中某些作品的不足，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不够鲜明。我在想，假若王蒙同志能进一步把内心刻画的深刻性与人物形象的鲜明性辩证地结合起来就更好了。
试想，创作不从人物出发，不以人物为主，又从哪里出发，又以何为主呢？从对生活的片断感受吗？从思考的成果吗？从对社会学的研究吗？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些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归根结蒂，要从人出发，要“熟悉人、研究人、分析人”。而这恰是很多作者的不足。巴尔扎克的一大部《人间喜剧》，标明了由所谓“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等组成，但假若从中抽出了各种人物，还能成其为文学作品吗？文学史不必说，就拿近几年的创作来看，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是什么？还不是诸如乔光朴、陆文婷、盘老五、李铜钟、冯晴岚、刘毛妹、钟亦成、谢惠敏、唐久远、李顺大、陈奂生、许灵均、田玉堂、冯么爸等等不胜枚举的人物吗？抽去了这些人物，我们的文学会是什么情形呢？因此，更深刻、更丰富地塑造人物，塑造性格，似乎正应该是当前创作继续突破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