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拉扯大一个孩子，指不定要跟孩子说上多少废话。孙旭红自上托儿所工作，和这帮孩子们说起话，就没个完了。话也多了，心也开了，脑子也活泛了。写上一个《托儿所托幼工怍改善管理条例》，交给头儿脑儿。头儿说，行了行了！你一上来这也改革，那也改革，我干这么多年了，也没这想法。孙旭红乍着胆儿把《条例》再交给更大一点的头儿。这位头儿说，我已经为你开了很多绿灯了。现在你这也先进那也先进，你怎么感谢我？孙旭红说要不是三中全会，你能为老百姓干出什么事儿？头儿说，我只说我为托儿所使了这么大劲儿，你怎么感谢我吧？孙旭红说托儿所是集体的，孩子们是国家的，我感谢你什么？莫非今天给你送条烟，明天给你弄瓶酒呵？头儿说，不听我的不成！我说了算！都给你安置好了你又要改革！你提的《条例》永远不批！你不打算干趁早说！托儿所不办了！停办！
都快1984年底了。可是，好像先头怎么当官儿，现在还是怎么当。如今甭管干哪个行当儿，即便当个托儿所保育员，都得紧着学新东西。偏有些个当官儿的，好像不用学，就一个招：我说了算。农村人，特别是农村妇女，为了生活，不，不过是为了活着，逆来顺受惯了。妇女们把自己好多珍贵的东西都丢了……
1969年的冬天，大队书记把入党积极分子香子叫到队部，突然给她一张入党志愿书，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填这张志愿书？因为我爱你。香子一家伙给吓毛了。立码儿又明白过来，心说你以为妇女都面剂儿似的随你拨弄呵？香子紧着说：我不入党了！（打这她再不申请入党，这也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可这下她是找不自在了。大队书记一拍桌子：“我是共产党！”香子抽冷子打开窗户嘁：“聂大爷，您过来给书记倒杯茶！”这天晚上，开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大会。大队书记黑着脸儿说，有些人不够积极分子的资格，怎么也来开会？香子就势站起来揭了这个“共产党汀的底儿。后来她才听说，天知道他槽毁了多少妇女，只不过没人敢揭发。有一个17岁的姑娘给书记玷过以后，从此家里容不下她，把她嫁给张家口一个45岁的汉子。她受不了那汉子的打，顺着铁轨一路跑回北京，跑进村里，又被轰了出去。后来再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不会被轰走的是大队书记。书记这回“爱”上香子以后，才被调换走。调到一家木籍厂，还是当书记，还是“共产党”，还是他说了算。
头儿说了算。说停办托儿所，就停办了。
宣布停办的这个日子，如同小香子宣布退学的那个日子，孙旭红是断然忘不了的。这一天，1984年11月21日，头儿在大会上说，托儿所太赔钱，说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为了提高大家伙儿的收入，把托儿所达赔钱的买卖关了！谁有本事，谁爱干什么干什么去！
为什么关？想拿捏人呗！我说关就关，这是生产队的权力！你们关，我自己办！我喜欢这帮孩子！你自己办你有多少钱？我，我向国家贷款！
孙旭红又休克了。丈夫埋怨说，你愣要出去工作，呆在家里好好儿的，不呆。
孙旭红有个知冷知热的丈夫，叫王德贵。黑不溜秋的看着又绵软又厚实。这门婚事当年也是老人做主撞的。要是撞上个张德贵、李德贵的，是骡是马就看你的造化了。这次“撞婚”的时间是60年代中期，地点是北京城郊交界处。“撞婚”20年后，孙旭红居然自己想做主办私人托儿所，人说真邪兴了。
20年前，香子妈病厉害了。崩漏。她说，你早点找个婆家吧，也好有靠山。妈，什么叫婆婆家？唉，香子，就是除了妈，你另外还有个妈，叫婆婆。我不！香子，你奶奶8岁就过门当童养媳，你要是个小子，顶门立柱的，你在家也吃香喝辣的。妈，丫头怎么了？我养一头猪就卖100多元！妈！你挤兑我。我也不知前边是火坑是泥潭，也不知我的命攥谁手心里！香子，妈有妈的难处呵。妈这一身病，保不齐哪天就伸腿瞪眼儿了。你要是有个主儿，你两个妹妹也好有个靠山。妹妹们出门子，你也好给做主。妈，我听您的。
进门第一天，公公说，这门亲事是我们和你妈做的主，以后我让你上东你就上东，我让你上西你就上西。你见人不要大声说笑，笑的时候不能露牙。香子直觉得瘆凉儿瘆凉儿的。第二天早起，香子得尽礼。走进公公的屋去“请安”。爹，您起来了。公公盘腿大坐，端着大半米长的东北大烟袋，养静功似的，只不吭气儿。香子扫完地刚要出屋，公公咳了一声，就骂开了：你瞅瞅是不是？这外秧子就是没家教！我叫她都听不见！婆婆一边儿紧着拦：香子，你爹叫你给点上烟呢。
婆婆背地里跟香子说，公公脾气不好，她忍了一辈子。她也就是买泔水的时候跟他要2角钱，除此不知道2角钱能干什么。别的钱是什么样儿她都不清楚。香子突然觉得，她和婆婆掉进一个坑里了。她看到王德贵的一瓶强力保泰松上写着胃溃疡等患者要慎服。香子的胃，是饿出病的。12岁胃出血，15岁胃溃疡，16岁大出血。一瓶保泰松100片，她一气儿吃了。
王德贵下班回家，看见还剩一口气的香子，心疼得泥人儿也上了土性儿：咱们家干吗这么挤兑她？快送医院！公公说，她不是吃毒药吗？咱有毒法子，把鸡毛拴筷子上，往喉咙里捅，让她吐！
香子醒来了，看见婆婆悄没声儿地抱来一罐自个儿剥的瓜子仁儿。她抱着婆婆哭出了声。婆婆说分出去过吧，左不过落个不孝顺的名儿。
王德贵在一旁愁得快怄出病来了。香子心里抓挠儿似的。再不犯小性儿了。咱俩都是经过磕碰儿的人了。这世上的路，虽然坎坎坷坷的，可都在我们脚底下！
搬出来过了。没桌，没柜，没得可归置的。倒是觉得地儿大了，空气多了。得空儿就把被垛当桌，趴那上边写小说。一写还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了，哭了，病了。王德贵急得心里绞扭着似的：唉，你就不能悠着点儿写？别又伤了身子。你怎么老拔不出来？孙旭红说：你叫我拔出来？你拔萝卜去吧！
唉，由着她写吧。她就这么一个爱好。王德贵挠着头。香子只有在他跟前儿，才又犟又痴的。也难为她这么个性气儿的人能挺到现在。他望着她那一头黑发，那个浓，那个粗，那个黑压压的一堆，黑云压城似的，支撑不住似的。王德贵也是一头黑发，黑发下还有一张又黑又俊的厚实脸儿，随时准备帮助香子撑起一天乌云似的。
王德贵有那么个浑不讲理的父亲，他娶个糙媳妇怕也得凑合着。偏娶了个透着水灵的香子，人说是他的好心眼儿积攒的。
王德贵不是要把妻子看在家里的人。他是看着孙旭红快40岁了，既喜好写作，就别办什么没谱儿的私立托儿所。再说，私人办托儿所，这设备，费用，这孩子磕了碰了的，怎么弄呵？家门口偏又守着一条大河，孩子掉河里怎么办？孙旭红说，你也长一双眼，我也长一双眼，尽心了就不会出事。王德贵说，这托儿所最牵扯精力。你干什么都行，就不能干托儿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孙旭红说，都不干怎么办？现在搞智力开发，我们村的孩子，不能让他们连乐器都不认得，连算术都没学过！我要为孩子们争取教育经费、教育机会。咱也别抬杠。你要觉着实在拧不过我，我也不想招你不痛快。你先跟你妈过去。多会儿你开窍儿了，就回来。你也甭惦记我。我胡打海捧的惯了。万一我这托儿所招不来孩子，我自个儿寻觅寻觅，看干些什么，做蜡制玩具，剪铁花，横是把贷款还了，还要办托儿所。
孙旭红说这一番话，又戳了她自个儿的心了。“外秧子”香子自小就“不值钱”。后来她头胎生了女儿，公公说生丫头片子，甭侍候她。往后丫头不准上饭桌。第二胎她就不想生了，上医院要求做人流。公公、婆婆赶到医院：为了家族的烟火，不能做人流！兴许这胎是男的呢？这胎又是丫头片子，而且是双胞胎！一年半以后，孙旭红把这对女儿送到妈那儿，请她照看。自己一边教小学，一边学师范课程。当年吴老师对小香子说：“丫头怎么不值钱？我就是丫头，也能当老师。”如今孙旭红又当老师又学习的，可对心劲儿了，豁出来干了！这劲头，如同当年小香子豁出来丢下书包挑起了菜苗。
晚上还要改作业什么的，妈妈家又远，孙旭红没功夫去。几个月下来，这对快2岁的孩子全佝偻了。双手耷拉着，小猴似的。脑袋恨不得贴到两个屈起的膝盖上边。胸大肌和肚子，全鼓着。胯变形，胳臂也弯成两截。这形状，就像娘胎里团着的，没出世的孩子，又像眼看就要打发回娘胎的，不让出世的孩子。莫非因为她们是丫头，就逸么不当人，就该糟毁了？
孙旭红和王德贵抱起她们到北京的一家家医院求治。医院说，在医学史上像这么极度变形的，没见过，没法治。打针，一针好几元，一天隔一天打，还不定有没有用。长期针疗，你怎么花得起这钱？孙旭红说，甭管多少钱，打吧！人说这样的孩子活着也受罪。你不如离家两天，孩子就饿死了。孙旭红说谁让我是孩子的妈妈。
孙旭红夜夜绣花、剪铁花。铁片是罐头的下脚料，在灯光下直晃眼。一般人一宵剪不了太多的。王德贵每次去工艺加工厂领剪铁花的钱，厂子说，你爱人这一天天是怎么干的？怎么每次都是她挣的最多？
借钱，还药费，再借，再还。小学校的工作也辞了，不能连累学校。干脆在家狠下心来要让一双女儿站起来。公公说，他大媳妇儿没给他立下一个后，倒给他留下两个瘫。孙旭红说，爹，我这两个孩子也许治得好，也许冶不好。不过3年后您再说这话。
她在墙上每十厘米打一个钉子，用背包带给女儿吊臂。又在树上拴了绳，给她们拉腿，按摩、薰敷。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地往上升着吊臂。光是吊一次臂，一个孩子50分钟，每日5次，然后，练走。妈妈，我怕，我不走！走！给我走！妈妈，我磕得疼，抱抱我。自己爬起来！女儿爬着。她们连爬都不行——手掌是朝后的——全都畸形了！
3年后。中秋节。
孙旭红买了点心，交给俩女儿：提了上爷爷家过节吧。
“爷爷，妈让给您送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