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去机场的路上，忽然急了：我这次是“出国”吗？人有时会犯糊涂，是的是的，如果是出国，我得从背包里把笔翻找出来，到机场好填出境卡。让我想想，我是去香港，这次是从深圳走，那么是走国内航线，不用在首都机场就填出境卡。
去香港箅不箅出国？香港不是外国，然而深圳与香港间有海关，过关要填出境卡。罗湖海关一侧有很大的传呼机广告：越界传呼。香港与深圳的传呼声多了，界线就快超越了。
正是周末，罗湖桥上铺满了等候过关的人。忽然想，要是把罗湖桥改成长长的自动传送带，人往上一站不用走动，直接传进香港，多好。或者叫越界传送？
一到香港，又见香港这边的人群像倾城而出的马拉松赛跑似 地奔向罗湖桥。周末，到底是香港去深圳的人多，还是深圳去香港的人多？
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我说，还是建一个深圳香港直通快递双向自动传送带，现在赶紧写可行性报告，立项，招标，承建，到1997年完成这项便民措施。不过这项专利是我的。
坐上朋友的汽车。窗外的香港，是黑夜帷幕上的林立高楼。因为太林立太璀璨，反倒像舞台布景。从灯的耀眼想起港女着装的浑然，比之港人，深圳女郎的穿着更刻意，脸部承载的化妆品用量更重。社会越发展越现代，人活得越丰富越简练。
这次来港，是应香港岭南学院中文系的邀请任驻校作家。学院本说要接我，我说不用，我有朋友来接，只要记下岭南为我预订的酒店和房号即可。我怕一到某地就接风。一位男性朋友把我送到酒店，一位女性朋友在酒店大堂把我接住。我和女友走进1609房间，关上门，我笑着叫着太好了，就我们两人，无拘无束毋需应酬！我到一地，想随意，想解放，想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我用不着到七十也不会逾矩。
自由自在于我，是用来累死累活的。好像，这次是专程躲到香港闹市来写作的？
看着舒特拉
好友给我买好两场金钟院线的电彩票。她是用信用卡购票的。在家打个电话预订，这笔票钱便从卡上销掉。看电彩前把信用卡往购票机上一插，预先订好的座位票就出来了。
《钢琴》和《舒特拉的名单》都是我很知道又一直看不到的。简直想像不出《钢琴》怎么能拍得这么雍容。得有怎样的文化积累和决不浮躁的心态才能达到这至情至真至美的境界。《名单》长达三个来小时，不过这是我走出影院后好一会儿才想起来的。当时则一无感觉，完全沉浸在1943年，沉浸在纳粹的暴行中，沉浸在对舒特拉的义举的颤栗中。舒特拉冒死救下的犹太人的后代，现在有六千。这六千人的顫栗会是一场地震。这部电影实在不像是导演拍出来的，实在只像是人类悲惨史的记录。人们啊，要永志不忘人类的苦难。
看着《舒特拉的名单》，不可能不想到发生在中国的苦难，那60年代中后期的悲剧。我希望中国有人，有作家，有导演，来完成 一部像《名单》这样水平的作品，把国人“****”十年的惨剧浓缩在两三小时里，让今天的中国人和明天的中国人记住我们曾经付出的代价，知道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
去年政协会上，谢晋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至今没有一部能够真正反映“****”的作品。是的，是的，没有！谢晋是真正的艺术家，所以他能在拍过极好的《芙蓉镇》后还有这样的感叹。或许，正是那十年的浩劫和几十年“左”的侵蚀，我们失去了应有的文化积累。我们有的创作太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类苦难的关怀，太多地回归自我，太少地走向人类。
看完电影，去中国银行一楼看了华新集团在中国投资的展览。总经理卢铿在沈阳建夏宫、建锦绣花园，在重庆、成都又是花园锦绣，还有——反正他建得过来我记不过来。然而他极动情地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曾经饥饿过。那是60年代初，他在四川上学。他身上总带一小瓶用油炒过的盐，上课时饿得支撑不住了，打开瓶盖用手指蘸一点盐抹在舌头上。班上的同学也这样。我想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几乎都曾经饥饿过。不过大都不再记起了。像卢铿这样记得很牢的，才有很牢的发展根基。
每一个人都会记得：我曾经年轻过，但是很可能不大记得自己曾经饥饿过、苦难过。这种善忘有利于身体，不利于思想。或许聪明的中国人生就的善保健？
最做不来的事
昨天岭南学院李先生问我可有时间，我说有事。我总觉得人家邀请我来，我要做好我应做的事，譬如讲一课。但要尽量少惊扰对方。今天早上李先生又来电，问是不是上午先和学院的老师们见见谈谈。我说明天下午讲课，早一点去学院课前见一见也好。李先生说那就这样。
我高兴把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会面，三次并作一次。我可以一个人关在酒店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时候想自己支配自己也是要动点脑子的。我住的卫兰轩酒店，几位香港友人都不知道。总要问：靠近什么地方？明明说了在轩尼诗道，明明是一千五百港币一天的挺像样的酒店，偏偏都不知道。当然，是家新酒店。还当然香港酒店太多璀璨的大厦太多，又多一幢酒店，不过是又多一处街景而已。酒店的房间是蓝色和灰色和蓝灰色和灰蓝色的组合。上午在蓝色和灰色的拥融中写了两篇随笔。好像觉得在像样的房子里，人也应该是像样的。刚写完李先生还是来了。与我商定明天讲课的时间、内容，问我是不是一起去吃饭。我特明白地说讲课之前不吃饭。
我说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心态，是讲课之前没有心思正经坐下来吃饭。李先生诚厚又现代，绝不勉强别人。我们三句、两句很快把日程定下。
李先生走后，我再没有开过房门。讲课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上，从北京压到香港。实在不会讲话不会讲课，早就想准备了，可是总有文章要写，总想只写文章。事到临头了宣布一概不应酬，只准备讲课，可是一上午又只是写随笔。讲课，实在是我最不愿做最做不来的事。
岭南学院从去年开始聘请驻校作家，每年从内地请一名，酬金悦人。我想总要对得起人家的信任人家的酬金。本来最不愿做最做不来的事也要做好。李先生说去年底我在香港大学讲的那课很好，就讲那些。我也明白可以就讲那些，可是好像觉得不重新付出一些劳动不换些新内容，对不起人家似的，虽然岭南的学生又没上港大去听过我的课。
于是想到，如果内地给教师的酬金美丽动人，教师自然要克尽职守地做好教师，做不来教师的也会有人去做好教师。
早上开始电视里播六十六届奧斯卡奖颁奖典礼的实况。这是我最爱看的。然而下午要讲课，再不用功准备就没有时间了。我用煮水、冲咖啡吃面包的时间“理所当然”地看了会儿。然后就坐下 来继续准备。桌子前的墙上，是一面质地极好的镜子，正好映出身后电视机上的影像。这样，可以一边看镜中的电视一边准备。我真是最坏的学生了，一边看电视一边准备考试。
想记下一点想法的时候，眼睛也还看着镜子里的电视。每到精彩处，赶紧转过身来直接对着电视机，然后再装模作样转回桌子前。如此转来转去转了一上午，其实还不如老老实实坐在电视机前看呢。
再想想，或许人常有自欺欺人的时候？两点半，可怕的时刻来到。李先生正在大堂等着接我。李先生说去年我在港大讲课有三十来人听就很不错了。香港文学讲座的昕者很少。港大请海外某某著名作家来讲课，只有两名学生昕。讲座几近变成个别辅导。
今天在岭南讲课，听者少，讲得也箅好。然而讲文学创作讲写作体会，终究是我最不愿做的事。还包括不爱写创作谈，不愿开文学会。为什么？说不清楚也没有工夫去弄清楚也完全可以不弄清楚。
讲完这课松下一口气，晚上可以和潘先生夫妇聚会。我说你们供两个女儿在美国自费读书，负担太重。潘先生说她大女儿还领养了两个黑人孤儿，小女儿领养了一个黑人孤儿，他自己在港也领养一个。两个女儿加四个孤儿。潘先生夫妇养了六个孩子。女儿是没有收入的，打工也不赚钱，因为她们只做义工。
我与潘先生本来已熟了，就是从来没昕他讲起过他家的四名新成员。今天吃完饭潘先生把剩下的莱都打包，说最不喜欢浪费，说一百八十元就可以养一个孤儿，于是讲开了这个话题。这世界上，可以讲讲的事真不少，实在不大轮得上文学。
爱笑的港人
正看岭南学院学生的作文，港报记者来，要请我一边吃东西一边谈。我说不用，问她要不要喝水，她说不用，我也就不客气。两人干谈。我喜欢就事论事，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谈快谈，该吃再吃，该笑就笑。
电话铃响，大堂说有先生找我，才想起十二点四十分岭南学院李先生来接我去座谈。李先生见我没吃饭，说买点吃的，三明治？我说不，我可以不吃不喝，座谈完了再说。我有一次与采访对象不吃不喝地一口气谈了整十个小时。李先生说还是买份三明治。我说你放心，等你来教室接我时我肯定还活着。
今天座谈的是大三学生。个子真大。问一个前排男生，你一定比你爸爸妈妈高吧？他说：我妈只到我肩，我爸也比我矮一头。再问，都比父母髙。就是笑起来都单纯得像小学生，好像永远也长不大。
他们不需要听父母讲不要得罪老师，他们不需要讲自己也不明白的庄严大话，他们不需要在爱笑的年华去肩负忧患意识。和同龄的内地学生相比，他们就像开口就笑的大个子小孩。
李先生驱车送我回酒店。香港的车价，中档的都涨到两千港币一个月，停车场中档的十五港币一小时。港人说养车比养孩子难。人也贵了。文化提髙，年轻人喜欢去大公司任职。饭馆的侍应生不好找。晚上香港大学宴请，到我们这桌来服务的三位小姐，来自北京、东北、新疆。港大教师向我介绍如今不少侍应生是从大陆招来的。我也很快看出这几位小姐不是香港的：笑容少。又想起岭南学院那些一开口就笑得可掬的大个子小孩，想像中，如果他们来这里服务，一定笑的。
不潇洒
上午在王先生办公室。墙上是画，地上是画，书柜里有调色盘。我有他的画册，真正的不同凡俗。别人看他是老板，我看他是艺术家。他女儿的画上，有一位前辈大画家长长的题款。说到王先生因为不怕画卖不出去，所以天地不怕。说王先生若以画为业，以画为生，自有压力。但王先生业余着做，虽然出画集，虽然真画得好，不过可以此谋生，更可以此称雄，所以画来潇洒超脱。然而潇洒的前提是成功。
王先生是位很成功的老板，让人觉得生意追着他来，机遇追着他来。王先生说他做生意也是业余着做，声音轻轻的。如果光听声音不见其人，或可能以为这轻的声音是从一个单薄的身体里发出来的。然而王先生是非常地魁伟非常地举重若轻。有重的力才会运用这样轻的声。这样轻的声后必有重的力。于是想到，总是声势不足才需要虚张。也有声势很足的还是虚张，总是心态尚不足。
下午接到谭小姐？狄，特意告如今晚去AmiGo不要穿牛仔服穿旅游鞋。去年底友人请我去香港文华酒店吃法国菜前，也叮嘱我要穿裙装。大概我一年四季的运动装便装叫人不记得我是不是还会穿别的。
AmiGo是香港著、名的西餐馆。墙上的小彩画都是真迹。我问楼道拐弯处那幅水彩多少钱买来的，说是十几万。一楼有人弹钢琴，是北京皆乐学院钢琴系毕业生，在这里收入不菲，不过我有点为他可惜，觉得很年轻的在这里，难有发展了。友人说来这里的顾客口味很高，一般钢琴师来AmiGo是不合格的。也是。再说，何必一个思路一种活法要求个个都成钢琴王子？
平时来AmiGo吃正宗法国菜的，百分之九十是正宗洋人。只周末假日，洋人不愿再被西装领带架在那里，港人就多些。侍应生把餐车推到我们桌前，餐车上的食品堆放得像高高的水果蛋糕似的漂亮。侍应生一一介绍这是比利时的苦心菜，美国的芦笋，英国的龙利鱼，新西兰的羊肉，美闰的牛肉，法国的鹅肝，爱尔兰的蚝……我说哪样是中国的？龙虾，那么这顿饭得多少钱？谭小姐笑指林先生，说只有他那份菜单上是有价钱的，我们手中的菜单不写价钱，叫你吃个轻松。
好吧，我点个酥皮蚝汤和法国鹅肝，还有红酒。林先生说有一次他请内地来的人在这儿吃饭，也是要了一瓶红酒。那位先生说不喝这酒，要另一种。但瓶口已经打开，酒就不能再上另桌了。侍应生偏立即答应另换一瓶。内地先生夸这里的服务令人感动。林先生对我说，其实这瓶酒钱也结在账上了，对于到这里请客的人嘛，也不计这点酒钱了。这叫三大欢喜。
林太太说今天在这里小聚，气氛真好，可惜忘了带相机。大家说是啊是啊。正说着便有侍者变出一个一分钟相机为@我们照了两张，显影出来后送上。侍者给林先生送上账单的时候，给女宾送上一人一支鲜活的玫瑰，养在一只只精美的烫着AmiGo金字的花插里，里边有保鲜液，外边有金饰等。
在AmiGo，点点滴滴都是兢兢业业在做的。王先生潇洒的前提是大成功，AmiGo成功的前提是不潇洒。
凌晨两点睡的，六点多又醒了，大概心里有事。七点起床，冲洗自己，再冲咖啡，再吃芝士面包。百佳芝士十二片一包是十点八港币，在北京买至少要三十来元，当然包含运费等。如果我们在内地生产，价钱不就便宜了么？
认真想想，还有许多的空当儿和机会等待肯动脑子的人去发现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