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疾只不理他。因为按照对“牛”们的规定，是不准和家属说话的。鲁鲁再小，也是家属。马蹄疾不敢说：你走开吧。如果隔墙有耳，汇报给“人”“牛”是要挨打的。他也不能把儿子的手掰开，把他甩掉，那是他的儿啊。他只能用腿一步一步拖着儿子走。儿子还以为爸爸在逗他，越发甜甜地、没完没了地抱住爸爸的腿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只管拖着这个热乎乎的小生命走着。后来，“牛”们被关在离鞍山二百来里的潘井干校。便是连拖儿子的机遇都没有了。春节到了，“人”要回家，“牛”们给改善一次伙食。每人发一根小麻花和两根油条。马蹄疾把油条和麻花全悬挂在房梁上，但等什么时候“牛”也能回一次家了，好带回去给鲁鲁。
这油条，这麻花，终于干了，坏了，在房梁上颐享天年了。越王勾践悬个苦胆励精图治，越人马蹄疾悬根油条寄托情思。
后来，终于能回家一次取衣服了。鲁鲁却再不认识爸爸，再不叫爸爸了。贵岚教他：这是鲁鲁爸爸。鲁鲁鹦鹉学舌一般，小手指着马蹄疾说：这是堵堵（鲁鲁）爸爸，这是堵堵爸爸……贵岚哭了。鲁鲁爬上妈妈怀里，给她擦泪：妈妈不哭，好宝宝不哭……二十年后，“堵堵妈妈”在“堵堵”的新房里好像还有忙不完的事情，我在水管冲洗从沈阳到鞍山的火车上的尘土，一直听她在安排什么。我走进新房想对镜擦点雪花膏。贵岚急急地叫着：“哎呀，这屋也没个镜子！”怎么没有镜子？组合柜上一面一面的大镜子，贵岚居然熟视无睹！贵岚和马蹄疾的家里，从来没有镜子。直到去年马蹄疾的父亲送他们一面小镜子，贵岚都没能用心去照自己。没有用镜子的习惯，所以面对着这么多镜子竟然就是看不见就是不知道用！
老子这一代是伟大的。儿子这一代是福气的。那么儿子的儿子那一代呢？
用句套话：社会终究进步了。问题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们现在怎样做人？我们现在想做怎样的人？想拥有怎样的人生？
如果国家缺乏平衡机制，而个人的平衡机制极其发达……
1954年8月，胡风被送进北郊秦城监狱。
1958年，胡风在狱中自创连环对体诗，怀念亲友。至1965年他六十三岁，写下三千来首诗。
1965年11月，判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
1970年1月，胡风被判无期徒刑。
马蹄疾与一同事在厦门参加《鲁迅大辞典》的会议后坐夜班飞机抵上海机场。从机场到他们要去的招待所有二三十里地。一辆出租车停到他们身边。马蹄疾本能地说不要不要。司机说你们这是末班飞机了，你们不怕赶不上末班公共汽车啊？同事问到招待所多少钱。司机说十二元。这差旅费，本来完全可以在鲁迅博物馆报销的。同事认为十二元的价格是不贵的。不行不行，马蹄疾对司机说：你这是敲竹杠啊！马蹄疾倒也不是一定要给报销单位节约多少钱，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与出租车格格不入的本能，一种做奴隶做惯了的本能，一种活该做奴隶的本能。两人拖着笨重的行李包走到机场门口，已经很累了。再到公共汽车站，还有很长一段路。黑咕隆咚的再要走到二三十里地外的招待所的话。出租车又跟了上来，说太晚了，已经没有客人了。你们给多少钱算多少吧。
好吧，六元。
马蹄疾自己也知道，奴隶状态是非正常的，是他几十年来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异化的。1983年又评职称。院里规定申报副研究员的，一律不考外语。五十五岁以上的人报助理研究员的，也可以不考外语。只有五十五岁以下，没有大学文凭、申报助理研究员的，要考外语。在这种种特定圈圈内，必须考外语才能申报职称的，院里就只有一个马蹄疾。他当时四十七岁。他如果申报副研究员，本也用不着考外语。但是，有关人士说，假如申报副研究员而评不上，那么，连助研也不会有了。这是一次性评职称，当时马蹄疾工资六十二元。他想，如果从六十元长到副研究员的工资一百二十二元，一下子长这么多，怎么可能？他可只有小学文凭。
那张小学文凭，事过三十年，保持得那么新：
毕业证书学生陈宗棠，系浙江省绍兴市人，现年十五岁，在本校高级部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绍兴市龙山小学校长王昌涛，1951年7月。
甚至小学毕业考试的分数几十年后在他的脑子里，也是“保鲜”的。他一口背来：语文98、数学92、历史99、地理88。
他十几岁得肺结核的时候以为这是他最后的分数。没想到五十来岁了，为了申报助理研究员，只得进教室考外语。
独独他一人得考外语，好似单给他设的“小灶”。但他可没摸过洋文。于是他挂起一墙平假名、片假名，吃饭睡觉都可以读日语。他天天从夜里读到凌晨三点。开始还注意轻声读，不要吵了邻居的觉。越到夜深越读得忘乎所以，想到时间之紧迫，考试之险峻，竞争之不公平，人生之艰难，那绍兴味儿的日语不觉壮怀激烈，慷慨悲歌，那是中国人日本人都听不懂的。邻居们惊起大惑：这是什么声音？
两个月后，他奇迹般地通过了日语考试。这是马蹄疾的“轮胎说”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朋友为马蹄疾后悔：你完全应该申报副研究员的，那就用不着考日语了。马蹄疾不悔。他说一步一步稳一点，还是旱涝保收好。
马蹄疾后来才悟过来，所谓报了副研究员若评不上，连助理研究员资格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可这是会上公布的，他当然得深信不疑。他的绍兴老乡祥林嫂可以用积存近一年的工钱在土地庙捐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赎此世的“罪名”，消来世的苦难。马蹄疾被片假名、平假名黑天白日地践踏两个月，才“捐了个门槛”，获得助理研究员的职称。事后想来，不评上也不无得意：他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用两个月时间就能通过日语考试！——他的另一个绍兴老乡阿Q，关键时刻常常助他度过苦难。
不过马蹄疾可从来也没有喜欢过祥林嫂和阿Q这两位老乡。最能唤起他共鸣的是《水浒传》里的林冲。林冲是个双重性格的人。希望过太平日子，有相当的忍受力，能逆来顺受。
但他从本质上偏是个反叛人物。所以林冲一旦被逼上梁山，“参加革命队伍”，勇敢，坚定，不投降，不招安。马蹄疾年轻时要选择一部书研究，他这么一个弱小怯懦的人怎么就选上了《水浒》？三打祝家庄、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燕青打擂、醉打山门、打渔杀家……马蹄疾本质上若不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反叛性格，能有今天？在阿Q、祥林嫂等等后面，站着的是林冲。
或许，闰土的真传，使他能把自己缩小了又缩小，得以在险峻的岩缝里扎下根来。而他不屈地和命运的抗争，又使他得以从岩缝里成长起来，长成松树，等到人家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拔不掉撼不动了。当然，他体内闰土的遗传因子，又使他不可能成为大智大勇的时代风云人物。
1978年他被借调到京，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由他和另两位研究员一起完成两卷半的注释，并且由他主持。那时，他连个助研也不是。后来他再一次借调到京参加《鲁迅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十六名编委中，又只有他不是研究员，虽然他担任了这部大辞典中的六七十万字的写作。
1988年再一次评职称。这次院里又评上七个研究员。仍没有马蹄疾。当时马蹄疾已经出版的着作就有十二种。他不是认为那七位同志不够研究员。他只是认为他自己太应该评上了。
居然就不评上他，他太冤了！像这样的事他再不申诉，那他做人做得太屈辱了。他若不告状，从道义上都讲不过去的。
马蹄疾是光用一周一次的上班时间星期五去告状的。上班么，反正呆着也是呆着。去告告状，还提高时间利用率。但他不愿在职称问题上真花精力。《鲁迅大辞典》的编写量那么大，顾不上真去干告状这种没有价值的事。真的，他认为这事实在没有价值。说起来，他本来就没想告赢。或者说他已经赢了。他告状的本身就是对院里的职称评定的调侃。他已经笑着向昨天告别了。谁该当什么官还当什么官。他么，也要用用三中全会给的权利，可以说说话的权利。
如果国家缺乏平衡机制而个人的平衡机制极其发达，那么，异化就会持续下去。
5.悲剧意识的产生
1966年2月，聂绀弩的妻子对胡风说：“你1955年不出事，1957年也逃不过这难关的。太多了，没啥稀奇了。我们老是想不通，总觉得心是好的，我是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么，谁知会被说成****，划成****呢。这也好。受了教育，学了乖。老胡呀，今后你就老老实实地听话，没错儿！”
1983年11月，胡风恢复创作高潮。到12月完成《胡风评论集，后记》，又用半年完成十五万字的《左联回忆录》和二十万字的《抗战回忆录》和四万五千字的《鲁迅回忆录》，虽然他一直在病中。
1985年初，胡风的贲门癌已到晚期。只是尚未被发现。
马蹄疾永远也成不了鲁迅。我是说，不管多少个马蹄疾，比如一百个马蹄疾加起来，也比不上鲁迅。这是不能量比的。
马蹄疾式的人物——或许比马蹄疾表面强大，或许远没有马蹄疾对事业的坚韧不拔——但本质上大体上是马蹄疾，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数起来，怕是要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的。但是鲁迅呢？
如果不该戴上帽了的“老右”们当初都不认错、不认罪，那么就会新生一大片一大片的极右、反革命、罪大恶极者。那么，还有多少人能生存到“****”？如果“****”时所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笔杆”等等都不低头不坦白不交待不服罪，统统的抗拒从严死路一条，那么50年代的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的存活率还能有多少？可事实是，“保存”下来的是绝大多数，不过很多部件损伤了。比如很多人回弹力不行了。好比一只泄气的皮球，踢上一脚就凹下去一块，弹不起来。如今再怎么给球打气，终究不知那儿可能又漏气，蹦跶不高了。
1968年3月马蹄疾被“造反派”踢打了一夜后回到家里，贵岚一看他身上全是脚印。问是不是给踢给打了？马蹄疾说：“没有。打我干啥？我态度很好的。”他作为“牛”，态度一直很好。
那次是“人”开恩，放“牛”们从干校回家一天。当晚放的，第二天晚上必须返回。第二天清早突然下起暴风雪。贵岚说晚走一天行吗？不行。马蹄疾说。
贵岚也知道不行。
马蹄疾下了鞍山发出的郊区火车，已是晚上七点钟，还要摸黑走十五里地的雪路，才能到干校。晚九点钟的时候他走上了一个堤坝。坝两边没栏杆，坝下的河水还未结冰，狭窄的堤坝上厚厚的初雪又冻又滑，简直不可能不滑到冰河去。不上坝，就不能按“人”给“牛”规定的时间赶到干校。总要在半夜十二点之前到达，总算还是这一天之内；过了零点，可就是下一天了。今天不上坝？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