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他能预知未来
他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不如他已经住惯了的那个地方好。虽然当年他来到那儿近乎偶然，就像被风吹起又飘落的一颗种子。不过，今天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几十年的老树，就怕连根带土的给刨出来挪窝了。
他有多大了？六十？七十？几绺稀疏的白发徒劳地想覆盖那光透的额顶，眼睛是浑沌的——眼黑发灰而眼白呈黄红色。可是他其实才四十七岁！也许，一个人有了一个妻子、几个孩子和一份山区小学老师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他那一身远远赶不上“时代新潮流”的衣服，经常受到人们的抨击：“穿这么破干什么？别财迷了！”这使他很苦恼：连穿衣都没有自由！他就愿意穿一成不变的旧制服，别人管得着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喜好么！
他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别人给他穿什么就是什么。他三岁的时候，每天都在那尼的喊声中醒来。那尼是他家专门带他的一个印尼男佣人。“明！明！”那尼轻轻地喊他。不过他知道他完全不必醒来的。因为那尼不会骂他的，那尼只会抱他，给他穿上漂亮的小衣服。他尽可以这么躺着，就是不睁开眼睛，直到他终于觉得没意思了，想上草地上玩儿了。哦，他家有那么大的花园呢！花园有两道围墙，第一道矮围墙上摆满了花盆。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嘉锡市的这所房子，对于他是那么亲切又那么淡远了，使他不明白的是，归侨子女往往比他们的父母更关心他们在国外的财产，或者说，更想去获得，获得什么呢？现在一些青年，更多地考虑获取而更少地考虑付出。他们的胃口真大啊！
一个月前他去香港探亲，带回了大彩电和录音机。归途上他想着他将给家里人带回怎样的喜悦！他想像着他们那惊喜地瞪大了的眼睛，想像着他们会喋喋不休地夸耀这些当今中国老百姓家里最时髦的玩意儿。但是怎么的，他意料中的快活，只反映在妻子一个人的身上。而孩子们觉得这些算什么？如果他同意他们申请出去，靠着他在印尼的母亲，靠着他在港的弟弟妹妹，他们能得到的岂止是一台彩电？而且，如果当年他压根儿不回国，那么他们早就什么都有了！
如果当年他能预知未来，如果他能预知他人生路上的坎坎坷坷，他还会这么走过来吧？他还会选择这条人生道路吗？
人的一生就是由大大小小的抉择联结而成的——小到每时每刻对意志品格的抉择，对坚强和软弱的抉择，大到在一个个人生的交叉路口的抉择。他从甘肃侨联这个十二层楼上的办公室望下去，对面又在兴建一座更高的办公大楼。当年他到兰州的时候，这儿只有两种路——水泥路（雨天路上全是水和泥）和扬灰路（刮风时路上的土全扬了起来），只有一种交通工具——马车。今年上半年他住在大饭店里开省人大会议时，发现怎么那么多的上海人、广东人、浙江人、四川人他知道，这些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开发大西北的历史，都是一部甘肃发展史。
他们在人生的交叉路口上，都作了勇敢的抉择。
甘肃侨联的同志又问他想得怎么样了，同意不同意从山沟里调到兰州主持侨联工作？他觉得他好像什么都想了，又什么都没有想。突然，他听到了什么声音：“哪个学校在开运动会？”
“什么，运动会？哪有什么声音？”侨联的同志们什么也没听到哇！
“肯定有个学校在开运动会！你们听，他们在喊‘加油’！‘加油！’”他对校园声音的敏感近乎一种“特异功能”了。
只有他才听得见的那个声音渐渐响了起来，终于响到常人也能隐约听见了。“是的，哪个学校是在开运动会！”甘肃侨联的同志无不感慨地望着他，他们明白了，他的心只是在学生身上。省侨联这个十二层楼的办公室，对他是没有吸引力的。
他走出这幢大楼，决定立即去买回平凉的长途汽车票。离开了小学生们，他简直浑身都不舒服，简直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了！在香港探亲时，他觉得烦闷已极，只好天天送妹妹的小孩去上小学。可是一走到小学门口，他更觉得烦闷了，更想着他的山区小学了。要不是因为母亲是特意从印尼赶到香港来会他的，他就要提前回来了。他也不要求香港的亲友们理解他，因为他自己也是逐步了解自己的，是通过一次次人生的抉择才了解自己的……
2.金戒指
他小时候多少次地问父母：中国在哪儿？父母都说不上来。
因为他们也是生在印尼的。有一天，他的同学拉了他就跑：
“华明，快去看，看中国！中国在那儿。”中国怎么跑印尼来了？
哦，新中国成立了！在这儿设立了领事馆。啊，这就是中国的国旗！有一颗、二颗、三颗、四颗、五颗星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1952年，十八岁的郑华明和哥哥一起踏上了罗湖桥，又到了天津上学。
“秧歌舞来跳法多，跳来跳去就一个，你也跳来我也跳，大家跳呀跳一跳！”华侨学生跳集体舞，跳乌克兰舞，把窝头切成片烤热后涂上家里带来的黄油，就着一人一碗的水煮西红柿白菜吃。“看你把窝头片烤成炭了！还傻吃呢！哈哈哈！”“你刚才扭秧歌老是踩错点，还傻跳呢！哈哈哈哈哈！”“同学们！”一个穿着灰色干部服的领导又来看他们了：“生活还习惯吗？”“习惯！”大伙像大合唱似的。快活的心境往往使说话像唱歌一样好听。“有什么要求吗？”“没要求！”大家“唱”得更来劲了。
“没有困难？”“没困难！”“歌声”更高昂了。
“不可能没困难。”那位灰色干部服的领导也笑得像个快活的学生似的，“你们在国外的生活都比这儿好得多，现在国家还困难，困难很多啊！我们只能尽可能让大家过得好一点。”
不，郑华明觉得在这儿过得那么好呢！物质的多少并不能决定生活的好坏。其实，人一旦得到了温暖、体谅，感到了舒畅、充实，物质的东西便都在其次了，便都真正地不足道了。
因此，当1953年大西北要人时，他连续报名三次，一次不成再报一次！“华明，去大西北苦啊！”“这有什么好怕的？我有政府呢！”
他相信政府会给他安排好一切，所以他也把一切都托付给政府。当他和一群青年学生从天津坐火车到西安，然后从西安爬上卡车，在12月的大风天里要行驶到六百公里外的平凉的时候，他都没有感到一点畏惧——他有政府呢！
每个人都得在人生的交叉路口进行一次次的抉择。当我们评价谁勇敢谁怯懦、谁忘我谁自私的时候，我们是否先分析一下勇敢和忘我是怎么孕育的？怯懦和自私又是怎么造成的？
郑华明是勇敢的。他在卡车上还在引吭高歌：“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贡献出无穷的宝藏。”不过，往他的嘴里猛灌的风沙很快就把他的歌声堵塞住了。倒是一些不期的声音正此起彼伏——有人给颠得哇哇地吐了，有人裹着被子还冻得直哭。
等他们行驶六百公里终于到了平凉，在煤油灯下一看，更是又哭又笑了——人人的脸上都冻得一块块青紫，落了一层层土，谁也不认得谁了，谁也不比别人更丑一点或是更美一点。
大西北以它的大风沙一时吹散了、掩埋了这些青年的歌声。他们很快又面对一次抉择了——只有少数人才能留在平凉，大部分人得分到各县的山区小学。所谓平凉市，尚且只有一条土路，那么县里呢？山里呢？
这些日子里，郑华明是显得最轻松的。他是华侨，组织上当然会照顾他留在平凉罗。不，他轻松不是因为他可以得到照顾，而是因为他不需要得到照顾。他还要带头到山区，这样分配工作不是就好做了？他觉得这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既然能从印尼到天津、从天津到平凉，那么，他怎么就不能从平凉到山村？他回到祖国，就是为了要跟共产党走的么。他在印尼的时候就老爱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力量，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不过父母不知道共产党到底好不好。他临行前父母特意订做了一只刻着他的名字的金戒指给他，让他在每封家信上都用这只戒指盖上图章，这样，父母才能相信这封信确实是他写的，而不是别人冒充他的笔迹向他们作宣传的。他把盖上这只金戒指印章的信一封封地寄到印尼，他的一个弟弟三个妹妹都被他说得动心了，继而又动身了——动身来到了中国。那么金戒指呢？他干脆在抗美援朝时捐献给了国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啊，你激发了多少人的信念、热情、忠贞和牺牲精神！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啊，你怎么会具有这样的力量啊！
3.海上有路吗
人，下决心容易，难的是实践他的决心。灵台县什字小学的一切实在是超乎了｛，九岁的郑华明的想像力了。
这所小学其实是一座破庙。土墙、土地，一个个学生也好像都浸到土堆里蘸过了似的。郑华明一走进教室，一股搅拌着葱味、蒜味、汗味和土味的、又经过发酵酿制而成的陈年朽味，使他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但是，他立刻感到憋闷和恶心，生存的本能又使他深深地吸进一口这种怪味气体，就好像他吞下了一大口污水似的。
水！他想喝水！水愈少愈是叫人想喝啊！这里的农民要从五六里外担一担水，来回走上两小时山路！学生们都是五六个孩子一起用半脸盆的水洗脸，而且谁也不用毛巾，就用两只手捧着水往脸上抹一抹。至于肥皂，他们连见都没见过。郑华明刚到学校用肥皂洗脸的时候，学生们远远地站着光看那肥皂了：“老师拿着块什么？”“大概是硷。”“跟硷不一样。”“兴许是洋硷，外国人用的。”“哦，洋硷！”“老师干吗要把脸洗那么干净？”“就是，我才不愿意洗干净呢！洗干净了，亲戚们就不认得我了，就该说：这是谁家的娃？”
这些被重重高山与外界隔绝了的孩子啊！这些被贫困和落后这两座大山压迫得麻木了的孩子啊！
和郑华明一起分配到什字小学的一个上海老师有一台收音机，这件事立刻成了全村议论的中心：“老师有一个匣子，约摸是把一个娃娃装进去了，一整天的都在那匣子里唱歌说话呢！”老师的宿舍也因此而像插秧似的站满了学生。这些腼腆的、拘泥的孩子们被这个“匣子”迷得如痴如醉，功课也不做了，让他们回教室也不回了。“谁再这么站着，不去做作业，就把谁塞进这只匣子，让他天天在里边一直唱歌！”学生们的阵脚开始乱了——你往我身后躲，我往你身后躲，然后，大家挤着叫着夺门而逃。
这些天真的孩子，这些可怜的孩子啊！
“郑老师，你是外国人吧？”
“不，我是华侨。”
“华侨？”
“我是中国人。我爷爷在旧社会活不下去了，跑到了印尼。我呢，新中国一成立又从印尼回采了。”
“印尼在哪儿？”
“远了，要过一个海。”
“海很大很大吗？”
“大，天连水，水连天啊！”
“那么，海上有路吗？”
“海上没有路。”
“不信！没有路你怎么能回来呢？”
“我坐船。”
“船很大吗？”
“很大。”
“不信！船很大，怎么能浮在水面上呢？”
郑华明觉得他是怎么也回答不完这些问题的。孩子们知道的太少了，这使他讲课很困难。
“同学们，看这道算术题：火车每小时开——”
“老师！”
“怎么了？”
“见过火车吗？”
“见过。”
“你坐过火车吗？”
“坐过。”
这下教室里不得了了：“老师！老师！你给我们讲讲吧！什么叫火车？”“讲！讲！”
讲吧，这一节课又不能按计划上完了，不讲吧，孩子们都在想着火车究竟是什么样的，没心思做算术题了—这些饥渴的孩子，这些好学的孩子啊！
学生们一般都得走十几里山路来上学。星期一来的时候，每人都用一个布兜装着连皮带土的大葱、萝卜、辣椒、蒜头、馍馍，然后一口蒜一口冷馍、或是一口辣椒一口冷馍地吃上三天。
到星期三晚上再回家取一袋干粮。学校里没灯。学生们每人用一只墨水瓶盛上煤油，又用棉花搓个芯插在瓶里点上“灯”做功课。这里因为交通不便，煤运不进来。在零下十度的教室里上课、自习，学生们的脸都冻紫了、冻裂了、破了、烂了。学生们如果没有相当的吃苦精神，早就半途辍学，回到家里的热炕上了。
但是，他们那一张张冻坏了的小脸，凑着一个个墨水瓶做的灯，他们那一双双冻得龟裂了的手，艰难地捏住笔一个字一个字写着，好像对冻、对苦、对难，并无什么知觉似的，好像觉得上学就是应该这么冻、这么苦、这么难似的。这里一个高小毕业生有多了不起啊！哪个孩子高小毕业了，他所在的那个村就派上几个吹唢呐的，再牵上一匹马来接他回村。一路上唢呐高奏，真像办结婚喜事呢！这是喜事啊！村里有了识文断字的人了，有了可以当会计的人了！
了不起的小学毕业生啊！尤其了不起的小学老师啊！
一天，一个学生站在郑华明的宿舍门口，磨磨蹭蹭的，又想走，又不想走。怎么了？他眼泪都掉下来了。
好吧，郑华明只好跟他上他的家去。郑华明不是不想去他家，他实在怕太惊动了家长——他一去，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递烟、沏茶、砸核桃的。可是他不去吧，学生家长不高兴—是不是老师不喜欢自己的娃啦？是不是自己那娃在学校不出息啦？家长只要能把老师请到家，那真觉得在全村都显着光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