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西三剑客”的说法，源自1998年初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会后我以广西三剑客为名，与读者探讨东西、鬼子、李冯的写作。两年过去了，三位作家在文坛已经是锋芒毕露，声名鹊起；两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又发生了些许变化，经历了一些考验（洪水、金融风暴和炸弹等等）；两年过去了，文学变得更加无力，批评变得更加无能；两年过去了，我们面对千年之末的鼓噪，已经无话呵说。当然，看看“三剑客”的写作，看看他们的文本，看看他们的冲刺姿态，他们的成功和困扰，又给言说提供了一些理由和动力。
准确地说，“i剑客”这种说法只有地域性的意义，超出地理学的范畴，他们三人的写作很难牵扯在一起。鬼子瘦硬奇崛，东西诡秘灵巧，李冯清峻隽永，他们三人的风格大小相同，他们也从未有过共同的组织纲领和行动准则，甚至他们的人事关系如何可能都有疑问；但“三剑客”这种说法很好听，很适合各类组织机构和刊物的操作，也很能给理论的虚张声势提供素材。
两年过去了，我希望“三剑客”这种说法没有招致更多的非议，我也决没有要把某些东西包装上市的奢望。我想强调的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阐释上的权宜之计。不管如何，这三位都是我个人极为欣赏的作家，我始终关注的是他们每个人对文学浣话的态度，他们的具体的文本和各小相同的表达方式1998年，东两的《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鲁迅文学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东西立即就成为主流作家，这不过表明，在9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本身也处在渊整之中，并且，意识形态实践最终部必须通过人来展开，处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人员结构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当然，《没有语言的生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二印证现实主义传统的再生力量。但东西的小说有一种叙述的力量，这种力量依靠小说语言在叙述时间中细致而执拗的推进来展示特殊的存在状态。继《没有语言的生活》之后，东西又写下《目光愈拉愈长》（《人民文学》1998年第1期，以下简称《目光》），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一对农村夫妇在生活的困境中互相敌视而越陷越深的故事。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并不能相互理解，却容易走向互相敌对的极端。刘井无法忍受懒汉丈夫马男方而试图离婚，但却并不能如愿，相反，丈夫莫名其妙地猜忌她与村上其他男人私通，对刘井进行肉体虐待。农村妇女刘井完全处在无助的地步，她的生存权明显遭到严重的践踏。故事的推进以刘井的层层不幸为动力，这个农村妇女对自身的困境毫无办法。
更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她的儿子居然被丈夫的妹妹卖掉，只有在这时，农村懒汉马男方才痛苦不堪，他惟一能做的也就是天天到镇派出所去打听儿子的下落。当然，悲剧还在演绎，村上的骗子又骗了他们变卖家产的钱而并没有帮他们找寻丢失的儿子。最终儿子由公安局找回来了。但儿子最后还是跑到外面去了，刘井的目光看不到儿子，她的结局很可能就是从房顶上掉下摔死。
这种苦难兮兮的故事并不少见，在当今中国的一些报刊杂志上时常可以读到类似的纪实报道。对于一个已经不再可能全方位控制新闻的社会来说，文学暴露阴暗面并不是什么惊人之举，但肖代中国文学也确实在直接面对生存现实方面无从下手。
对于现在的小说写作来说，与其说表现苦难可能发掘出某些特别有力度的思想，不如说可能找到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东西正是把乡土中国的生存困境放在叙述语言的情境中，这使得他的叙述力量住制了对苦难的单纯呈现。也许，东西笔下的生生存状况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困境”，困境给他的叙述表现提示了足够的余地。东西的叙述力量来自于他对苦难的超越，他并不沉浸于苦难或不幸之中，而是始终保持距离，以冷峻的视点从不同的侧面观看这些人物的行为和状态。小说的故事以及内在蕴含的意义其实并不重要，对于东阿来说，让事件、人物、行为和语言略加变形，偏离原来的轨迹，由此留下的空间，给叙述提示了无限的可能性。东西的小说中始终流荡着一种苦涩的荒诞感，人物总是不能恰当判断和处理自己面对的问题，以至于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马男方不去田里劳动，却怀疑妻子在地里与帮助他们家干活的邻居私通（而其他的村民似乎都不怀好意，他们神经兮兮地把这个家庭推向破碎的边缘）。马男方在毫无证据的情形下，就烧红烙铁在妻子刘井腿上留下伤痕。处在困境中的人们是如此轻易地自虐和他虐，制造困境和苦难似乎是马男方这神人的生存本能。他津津乐道于妻子刘井和朱正在南山的消息，他决不会往好处去想，相反，他迅速就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象：
整个下午南山的消息源源不断地到来，马男方想他们由暗示到不说话，事情已发展到不必说话的地步。赵凡连话都不想说了，可见事情是多么严重。马男方爬上屋顶，站在瓦粱上，他的脖子愈伸愈长，他想我就不相信看不见你们。他的目光越过山粱，看见朱正和刘井钻进稻草堆里，看见刘井肥大的臀部，听到刘井发出被捅了刀子似的嚎叫，他还闻到禾秆和新各的气味。马男方终于看到了这么一个答案。他的眼睛一黑，双腿一软，趺坐在瓦梁上，差一点从屋顶上捧了下来，目光愈拉愈远——根本的问题在于处在闻境中的人们对生活采取的盲目性措施，他们越是试图看清事物、事件或生活的本质，越是偏离本质。马男方执拗地要把目光投向生活的远方，他的结果就是把生活的本质搞得面目全非。也许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来说，生活在其本质上就是荒诞的。刘井渴望儿子能改变命运，让他的姑姑带他到城里上学，但结果却是儿子被拐卖了（小说对此没有明确的结论）：儿子找回来后，终究为了一双胶皮鞋还是逃离了家乡。刘井也爬上屋顶，试图看到儿子，看到儿子的未来，结果却是从屋顶上摔下来。这些人看不到自己的生活，看不清事物的真相，看不到生活的前景。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其结果就是更深地陷入困境。东两竭力去呈现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困境及其荒诞性，从生活变形的状态中，从动机与结果颠倒的时刻，从人物的自虐和他虐的情境中，不断涌溢出黑色幽默的效果，它们在制造文本快乐的同时，也触动人们的思想。是什么东西使这些生活处在如此境地？是什么力量使这些人离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远？是他们自己吗？是，也不全是。
东西在1999年发表了《肚子的记忆》，这也是一篇奇特的小说，其奇特处不仅仅在于东西一如既往地把人物及其生存状态进行扭曲，从而为叙述建立一个延长地带；而且，这篇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参与叙述，每个人物既是叙述人也是被叙述人。
巴赫金指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给每一个人以同等的说话权力，巴赫金说的“复调小说”主要是指在对话结构中来处理人物的平行关系；东西则让每个人物直接参与叙述，人物在叙事中的地位不断变换，他在看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所看。全知全能的叙述人，现在随时被改变。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患“暴食症”的家伙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东西的小说叙述总是选取一小入说总是把生活加以扭曲，然后展开他的反常事件。这个患暴食症的邮递员同时患了失忆症，因为失忆向暴食，因为暴食而失忆。这些故事和人物当然部是反常的，东心叙述的力量来自对生活扭曲和变形产生的张力。卑琐的希望，可怜的欲求，徒劳的挣扎，这些部使东西的那些反常规的人物不断制造荒诞效果。
东两竭力去寻找生活到底在哪里出了毛病，很显然，东西过分沉浸于他所揭示的那种荒诞情境——在这些情境中，确实显示出东西超人的才华，但东西回避了牛存世界的病根，那些更根本的问题、更症结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也许答案并不难找到，但在小说叙事中如能更深刻地去洞察生活内在复杂性，也许会使东西的小说获得更深刻的力星。东西同时期还有不少作品颇为出色，例如，《我和我的机器》，《把嘴角挂在耳边》，《戏看》。等等。在这里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论及。
如果说东西是通过把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加以扭曲米建立叙述的可能性，那么，鬼子则是把底层人物的生活推到苦难的极端，通过层层加码，使他的人物遭受所有的不幸，从而建构一部苦难的奏鸣曲。1999年鬼子发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这篇小说无疑表现了鬼子对苦难的书写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鬼子两年前以《被雨淋湿的河》而令文坛震惊，中国当代小说已经多年无法直面人民的苦难，鬼子面对了，不留余地。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分析过鬼子的个人经历与他对苦难书写的关系。确实，当代中国作家也少有像鬼子那样出身于底层劳动阶级，对苦难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书写苦难的。那些享受着特权社会所有好处的人，那些在红地毯上漫步的人们，奢谈苦难就令人可疑。但鬼子有资格，他经历过，而且始终铭刻在心。反复书写底层人的苦难，表现他们无法承受的生存压力，这是鬼子写作的持续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