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解放和建设的境界，须以使徒般的情感去追逐；这样的使徒，已拥有了自己的一部“圣经”，便是纪伯伦的《叛逆的灵魂》一位富人用物质囿娶了一个美丽的女人，但在物质中浸淫了一些时日之后，关不住的爱情使她毅然告别了多少女人正觊觎不已的物质，投奔到她清贫的爱人的怀抱。她宣言道；
你们看吧，看看那些富翁、权贵们的豪华住宅和巍峨的宫殿吧。在用绸缎制作的壁纸后面是不忠和虚伪，在金碧辉煌的天花板下是欺诈和造作。请你仔细看看这些代表着荣耀、门第和幸福的建筑吧，那不过是隐藏着屈辱、不幸和悲惨的洞穴，是装饰华丽的坟茔。在那里，有藏在可怜女人口红和脂粉后面的狡诈，有被珠光宝气遮住的男人的自私和兽欲。那是傲然耸入云端的宫殿，假如它能嗅到自身弥漫的苦难和欺诈的气息，便会破裂、坍塌，倒入深渊。贫苦的乡下人，常噙着泪水望着这些住宅。不过，如果他们一旦知晓里面的人，没有穷人心中洋溢着的甜美的爱情，就会发出讥笑，满意地返回家园。
今人也在大声呼喊“寻找家园”，却总是住在豪华的“客栈”里，就是不回到早已找到的朴质的家园；其心之浅薄之虚伪，尚不如一介妇人。
一个不信教的青年逃出了修道院，因为他感受到，只有丧失了自我意志、思维、爱好以及一切个人的心理活动，成了教会的工具以后，才能变成修士。当追杀他的人把他捆缚刑场的时候，他镇定而庄严地说：
收起你的剑来，我的主人，因为谁用剑，谁就会被剑所杀。
这是忠于自己灵魂的人的勇毅之剑，奴才和行尸走肉，无擎持之力！
一个将军霸占一个青年的未婚妻，青年自卫却被砍了头；一个少女不愿嫁自己不爱的人，却被乱石击死；一个被修道院的巧取豪夺盘剥得一无所有的修道院苦力，为了快饿死的孩子从修道院拿一把属于自己的麦子，却被判了绞刑。宣叛者自以为主持了正义与公道，不允死者的亲属掩埋尸体。但死者的亲属不畏强暴与淫威，不仅冒死掩埋了尸体，而且还在每座坟茔上树立起了一个不屈者的意志：
青年的坟上插着一把剑；
少女的坟上植着一束野花；
苦力的坟上立着一座十字架。
为了重新确立这世间的价值，现代人应该伴着血、泪与火去耽读这部“圣经”，然后，去付之拨浊扬清，匡正世风与人心的行动。
8.品书悖识
一
意大利昂贝托.埃科的《玫瑰之名》，被国外评论界称为“最高级的惊险小说”。但读后却颇不轻松：作品中杂以大量神学的、政治的、历史的论述，描绘了人类诸如疯狂、残忍、欺诈和自私等等罪行。丑恶的人，自然逃不出这罪行的“窠臼”，然而，让人不可接受的是，这些罪行往往大量地存在于善良的人们中间，这便引起对人类病症的思考——人类所犯的罪行，不仅来源于人性的恶劣，也来源于人类的美德，如对真理的执著和热情也会导致灾难。这或许是由于真理常常伴同谬误产生，并不泾渭分明如纯净透明的冰晶。当对真理的极度热爱和虔敬追求变得狂热与偏执之时，寻求真理的热情往往就变成了掩盖真理的疯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自己民族的劫难中得到验证。因而要特别注意书中的一句话：
唯一的真理在于学会使自己从对真理的疯狂热情中解放出来。
追求真理的人，更需要冷静和理智。
二
读王润生《我们性格中的悲剧》，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丈人的清高。
文人的清高，之于人格层面，是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发生间隔与突出的产物。
理想人格是人类精神的高度凝聚，历代的思想家肩负着理想人格设计的使命身体力行之，在人类精神的发展进程中，树起了一块块界碑。理想人格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特殊功力提升和矫正着现实人格。中国文人从小就读经书子集，耳濡耳染的均是“圣人之言”，久而久之，便不自觉地以书本所描绘的理想人格自居。但环顾左右，都是活生生有欲望，汲汲自营少管他人，且情感日趋“功利”化的感性人，心灵便遭到重创，心境便大失衡。然自性修养的惯性，使丈人不甘“沦落”，便满怀忧怨自我恪守。所以，清高，是文人操守的最后一块盾牌，可怜可叹，但悲壮。
理想人格设计的起点是现实人格，只有把握了现实人格，才有可能了解两种人格的差距，才能有可能确定人格改造的重点，同时也才有可能分析和论证在现实中提倡理想人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找到提升现实人格的有效途径。所以，文人从书斋中走出来，与现实进行交融与沟通，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入俗”，而是一种剔除酸腐与迂阔，建立健康人格，更加意气风发地弘扬人文精神的必备之功。这是一种常识，可惜，常识是最易被人忽视的。
三
前苏联帕乌斯托夫斯基著的《金蔷薇》（又译《金玫瑰》），是一本能与青春伴枕的书。书中把爱与苦难的那层关系阐述得回肠荡气，致使一个叫冯蓉的湘江女作家，在泪水中一气写了一本名叫《流年似水》的有关情感的散文，我亦含泪给她写了序，对爱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爱，在这个世界中有两种存在：一是现实中的爱，一是想象中的爱。爱在社会的自然构成中，显得最没有力量，甚至产生歧义和痛苦。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曾与美国性感名星玛丽琳.梦露结缘，他深爱梦露，却惑于梦露性感名星的社会存在，他很坦白地说，他渐渐发现，如果他确信梦露的清白无辜，他就不免失去对自己的信心。与玛丽琳同居那几个年头，他简直没有什么创作；对一个艺术家，这种苦楚是最难以忍受的，他们终于分了手。因此，安徒生为了想象中的理想之爱而放弃了争取现实之爱的努力；因为现实之爱最经受不住摧残的。“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受爱情的本领大得多。”但是，愈是想象中的、理想的东西，愈没有力量；为了爱的实现，就应当让想象让位给现实。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悖论！在这个悖论面前，人很容易向现实俯首就屈，最终把爱判为“无用”对象。
索洛维约夫和舍勒尔这两位俄罗斯和日耳曼的伟大思想家，亦都一再强调过精神的、爱的东西的孱弱。精神之为精神就在于它全然不具有任何威力和强力。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因此而否弃精神和爱的价值，把决定世界价值形态的权利拱手交给所谓永远有力量的现实历史法则。回答当然是一个坚定的“否”字！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自身的强力奉献给精神性的孱弱的爱。与其相关的，我们就可以领会耶稣十字架受难的意义。它的启示在于：爱的实现是与受难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要得到的遭遇。
基于此，敢于为爱献出世俗所有的人，的的确确是了不起的；对这样的人，我们就给予足够的敬意。
9.闲读记略（之一）
一
《札记.儒行》云：“多文以为富。”这勾画出大儒的风范。而今读书人，进入儒的境界的人近于无，多为市井小雅，便无“多文以为富”的那个心理屏障，便被乌纱诱、被金钱美色诱，弄得心中忐忑，自秽自惭；若遇时机，便成官场中小走卒，钱场中小仆役，肉场中小掮哥。信然。
大儒大雅须有自己的品格。
郑逸梅有自己的品格：“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自感不贫不贱，就能常处乐境，于身心有益。”他有儒的风骨，心理不失衡，静对内心，写出了辰星般繁丽的文章，成为“补白大王”。他之补白，不是补字纸之空白，而是补自己时光的空白。人生无空白，便无失落，还追逐身外物象作甚？
安享于“纯洁的精神”。
二
聂绀弩以为，人在“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之境，一样有山川日月，一样有可歌可泣的人生。这话可信，因为聂氏是经历中人；他被划为右派，在北大荒“劳动改造”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山西坐过七年多的牢。其经历，“坎坷”二字已不能形状。却从未作自我哀怜，从悲苦中悉心体味生命的甘味，以“滑稽亦自伟”写出了乐观、浪漫，浸透着生命温暖的《散宜生诗》。“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乔木语）。
其独立无二，便是苦难中的妩媚。
“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是吴梅村送吴汉槎流放东北时写成的句子。梅村未到过东北，把东北想象得太坏；感于自己是个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已吃不起陌途之苦，所以清廷要他做官，就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从此，作为诗人的吴梅村便塌了骨架，失了往昔那高标的风采。聂绀弩悲叹：
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敢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得多啊！
文人的柔弱，多不是怕死，而是畏苦。苦不堪言是也。后继的文人，若心有踌躇，便读一读苦难的花朵《散宜生诗》，若依旧踌躇，索性不做文人吧。
三
“所以贵我生，岂不在一身？一身能复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此为陶渊明的一番感慨。
这番感慨是人的感慨，不是隐士的感慨。
人生一世，只有一身，且“倏如流电”；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现世人生，愁苦再多，再不尽人意，亦不可轻言出世，须好好体验一遭才好。同意徐诗荃的说法，他说：
叫芸芸众生趋向毫无所得的仙佛，修往另一世界，骗去一生的精力和光阴，究竟是仙道，佛道，而非人道。而和尚道士之话，多是鬼话，不宜说给人听的。人生自有人生之价值和意味！
去年的《读书》杂志颇发表了几篇关于“归隐”的文章，推崇“大隐隐于市”的观点，并以陶渊明之隐为设论之据。但作为“古之大隐”的陶潜，居然说出了如上一番极入世的话，不知论者作何感。
眼下，新旧体制交替，市声繁嚣，世象纷呈，已使习惯于旧体制的文人顿感不适；然稍感不适，便生怨懑，便觉无奈，便求归隐，透出文人的落伍与无用。若自己无真心归隐，却大作“隐”之鼓噪，怂恿别人去隐，让别人远高温厚的人类情感，在枯寂黯淡的苍茫之途作无益消磨，而自己却在烟粉纸醉中陶浸，最起码，亦是一种恶作剧也。
不是不可以隐，而不是时候，须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拼搏大苦难之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对人生已有太深切的体验，对苦难已不屑作不痛不痒的评说，隐也。
四
初读汪曾祺的小说《复仇》，不禁有些惊异：那个为报父仇的少年，在寻找仇人的漫漫时光里，在想象中与那个未曾谋面的仇人对话，居然感到了仇人那不凡的情怀，以致于爱上了仇人，希望被仇人杀死。与仇人相晤后，果然失去了复仇的激情，与仇人一同开凿山路，心灵找到大慰安。
生活怎么能这样？
巴人在其《哭》中写道：
有友人死了父亲，觉得非常悲痛，然而哭不出。在父亲的灵前，香亲族皆放声大哭，于是觉得为人子的自己，也非一哭不可，然而偏哭不出。——越哭不出，越觉责任重大，应该哭；终于欲仿效别人哭声，进而欣赏别人哭声，忘掉了自己的悲痛。
这是个奇异的情形，然而却是一个真实：日前家父仙逝，自己正经历了这般情状，感到生活本身，常出入常理，超人想象。
生活是有道理的，而又是没道理的。
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
忘却宿仇，而与仇人一同开凿山路，是没有道理的；却暗合了佛教“冤亲平等”的思想，在大慈大悲大恶大善的递嬗中，让人看到人类的希望，便又是有道理的。丧父而不哭，是没有道理的；但悲痛之巨只有自知，示人何益？况身后的责任正重，比悲痛更具实在的分量，哭不出，便又是有道理的。
大彻悟的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仅四个字：悲欣交集。人生不过“悲喜”二字：大悲大喜，小悲小喜，不悲不喜，亦悲亦喜，悲中有喜……悲喜一世，没有例外，有什么大不了的？
必须想得开。
10.闲读记略（之二）
一
绝俗，有时是一种境界的高标；有时，却地地道道是一种自我封闭和自以为是。
读马时芳所著《朴丽子》便得一例证：
朴丽子与友人同饮茶园中，时日已暮，饮者以百数，坐未定，友亟去。既出，朴丽子曰，何亟也？曰，吾见众目乱瞬口乱翕张，不能耐。朴丽子曰，若使吾要致多人，资而与之饮，吾力有所不给，且又不免酬应之烦，今在坐者各出数文，聚饮于此，浑贵贱，等贫富，老劫强弱，樵牧厮隶，以及退方异域，黥劓徒奴，一杯清茗，无所毒异，用解烦渴，息劳倦，轩轩笑语，殆移我情，吾方不胜其乐而犹以为饮于此者少，子何亟也，友默然如有所失。友素介特绝俗，自是一变。
朴丽子说得好。好在他懂得众生，懂得众生之中个数的我，便是：其实我与众生“无所参异”，与众生融，反倒“殆移我情”。
而“友亟去”，容不得众生的噪杂与繁异，以为俗恶不能耐。这是人为地把自己作为个例，作为异类，与亲切质朴的众生态脱离；而俗生活是人生存的基本，没有众生态的氛围，其绝俗便无从谈起。生为俗世之人，却要厌摒息息生民，其行状，殊可讥。所谓绝俗，应该是身植芸芸众生，身披万丈红尘；却不溺于口腹情性，不动于功名利禄，独存一股清气、一股正气。绝俗其实是心性的最后一点清洁的自守，属于精神的范畴。基于此，便无须为免俗而扭捏地过日子，应率性地面对生活；吃可吃之饭，喝可喝之酒，抽可抽之烟，交可交之人……在五彩缤纷、纷繁杂沓的生态中，经世风俗雨的大浸染，经七情六欲的大诱惑，仍清洁自守，虽未曾离俗，亦有一身清爽之气和不媚不阿之态，乃真绝俗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