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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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回到西部(1)

绿色的列车越过华北平原,中原大地,一路向西,向西……

越往西,江隆基的心头越热。大西北的秦巴汉水有养育他的故土热土,大西北的黄土高坡上有他眷恋不舍的延安窑洞,大西北的几个城市都有他熟悉的战友同事;京城七年,他每每想起他们,渴望一见。现在,他就要和他们一起共事了,为大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开启新的航程了。

车到西安,蒸汽机车需要加煤上水,广播告知要停十五分钟。江隆基对这座历经周秦汉唐的历史古都有着难割难舍的情愫,人生旅途中的许多重要转折点都发生在这里:在这里完成了中学学业,从这里出发去北大求学,从这里出发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在这里任二中校长,尤其是,1938年从这里出发投奔延安,成为一名完全的革命者;1952年又从这里出发出任北大副校长,成为新中国的教育家。他和宋超带孩子们下车,在站台上遛弯,颇有怀旧的情怀,指着不远处残破的灰砖城墙给孩子们介绍说,那是明代的古城墙,一座四四方方的古城,有鼓楼和钟楼。小曼对西安有印象,说:“还有大雁塔。我们保育院离大雁塔不远。”爸爸夸奖女儿的好记性,又说大雁塔南边是秦岭,秦岭南边是巴山,大巴山深处有个叫白杨沟的地方,就是爸爸的老家,你爷爷现在还住在那里。活蹦乱跳的小召立即说:“那咱们去看爷爷,我想爷爷啦,爷爷在北京住的时间太短。”小曼说:“哪能呀!咱们要去兰州,爸爸要去兰州上班。”江隆基正想着怎么给孩子们一个可以接受的合理解释,车站响起了急促的铃声,同时有广播催促旅客上车。

列车沿渭河而上,出关中平原进入崇山峻岭,天黑了下来,西出陇关便进入甘肃境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西部是陇西郡,所以甘肃简称陇。一觉醒来,列车停在一个什么站上,而且没有走的意思。看不见站牌,远处光秃秃的山梁上积着薄薄的一层白雪,天阴沉沉的,还在下着毛毛细雪,他用力掀起车窗想透透新鲜空气,不料立即有几双脏兮兮的手伸上来,用方言土语说着什么,好像是乞讨。他们身后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扛毛毡卷的,背光面皮袄的,挑行李担的,各色人等乱哄哄,不知所为何来。江隆基探出头想看个究竟,不料有个中年汉子扒住车窗硬往上爬,他急忙躲了回来。列车员眼疾手快,快步上来关死车窗,很有礼貌地说:“首长,请您千万不要开窗,这一带乱得很。”软卧车箱里的列车员把乘客统统叫“首长”,她们知道一般干部没资格坐。江隆基习惯性地问为什么会这么乱,列车员笑而不答,只告诉他列车晚点了,等会儿给首长送早饭。

江隆基陷入沉思。他是西北人,对甘肃的情况并不陌生,知道甘肃十年九旱,土地贫瘠,老百姓的生活相当困难,近几年的情况偶有所闻,但具体不甚了了,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乱象。

每到站必是长时间的停车,严重晚点。吃早饭时他问列车员今天能不能到达,回答应该能到,但说不准时间。为打发旅途的寂寞和无聊,他让列车员去硬卧车厢把聂大江叫来,聊天消磨时间。

软卧的车厢门是锁着的。列车员亲自把聂大江带到江隆基面前,做了交代。宋超问怎么不把姚淼也带来?聂大江说硬卧车厢比较乱,留下看行李。宋超说那就换换,我去和小姚坐坐。于是带上孩子,叫列车员带她去见姚淼。

坐定之后,聂大江首先感叹严重晚点,不知什么时候能到。江隆基说问过了今天能到。聂大江在硬卧车厢里听到的多一些,说晚点是因为车站上强行上车的人很多,这一带出现了庞大的逃荒人群,他们形象地叫“盲流”,就是盲目地流动。有的西去新疆,有的东去陕西,那些扛毛毡背皮袄的多是去陕西换粮食的,背大行李的多是“走西口”去新疆谋生的。他们都不买票,见火车就爬,怕轧死人火车不敢开,所以一再晚点。江隆基“哦哦”应着感叹了几声,沉吟了一会儿,认真说:“大江,我给你说过,兰大不比北大,看来比咱们估计的还严重,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聂大江点头,说他有这个准备,不怕。

也是没话找话说,江隆基回忆起往事,说他1949年8月从西安出发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江为候补代表),路上走了整七天。聂大江惊问,怎么那么慢?江隆基说当时战争还没结束,很多地方还在打仗。第一天晚上到潼关,在车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过黄河,晋南行署派汽车来接,当天到运城,第三天到临汾,休息一天,第五天到灵石,晚上坐最坏的三等火车到榆次。担心不能按期到会,西北办事处向太原专门申请了一节头等卧铺车挂在一列货车后面,傍晚到石家庄,第七天黎明到德州,又将我们的专车挂在一列客车上,下午四点到天津,六点多到达北京。那时候就那么艰难,现在咱们两天能从北京到兰州,就算快的了。1951年我第一次去兰州大学是坐汽车从平凉那边走的,要翻越六盘山,遇上了好天气,挺顺利的,也整整两天。旧中国陇海铁路只通到宝鸡,1952年我离开西安时也只通到天水,天兰铁路通车的消息我是在北大看报纸才知道的。

聂大江是聪明人,知道江隆基对北大有深深的依恋也有切切的抱憾,有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所以早就想好了,尽量在江隆基面前不提北大,以免触动他的不愉快。既然是去兰州,那就说兰州,而且借助自己的历史知识,要说有趣的,能消磨时间的。他说,从旧中国的地图上看,兰州更接近亚洲腹地和中国的中心,因为那时外蒙古还没分出去,孙中山就把兰州作为中国的中心城市来规划。1912年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5月受袁世凯胁迫回到广州,詹天佑正在负责修粤汉铁路,以总经理的身份接待了他。其年四十六岁的孙中山踌躇满志,便宣布亲自担任中国铁路总监,并提出了他的“建国方略”,在一幅六英尺大的地图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亲手绘制了发展中国交通的宏伟蓝图,发誓要在十年内建造十六万公里的铁路,一百六十万公里的公路。铁路和公路编织成蜘蛛网一般,就是以兰州为中心的。最长的也是最外围的一条铁路是从上海经东南沿海、两广、云南、西藏、新疆、蒙古,又南下兰州。聂大江笑着说,长达数万公里,而且要翻越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不过是个美好的梦想罢了。江隆基一拍脑门,说他在哪本书上也看到过。聂大江说这幅“建国方略”收录在《孙中山全集》里,这次出来前他又看了一遍。又说,当时孙中山有个顾问,是个澳洲人,名叫端纳,问他从云南到拉萨的铁路需要多少钱?谁来投资?孙中山说,谁投资给他四十年的使用权,期满后将铁路无偿还给我们。又问即使修成了又能干什么,孙中山说到世界屋脊做夏季的游玩。端纳就写文章批评他“太幻想了”,文章说“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的不切实际,对于他目前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端纳认为孙大帅既是实干家又是梦想家,在做着他的“强国梦”。两人为此闹得不愉快,端纳不干了。

江隆基说,现在看,端纳的这个评价倒是恰当的。

聂大江说,是啊,实际上到1949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还不到两万公里。这几年发展快一些。就说兰州吧,短短几年,已经通车新疆、青海、宁夏了,兰州成了大西北的交通枢纽。

谈到这里,江隆基的话就多了,他向聂大江介绍起兰州的情况,说兰州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已经拥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机器制造厂等许多国家重点企业,又是国防工业的重镇,军工企业有许多也布阵在兰州周围,国家把兰州大学确定为重点建设的大学,就是因为兰州以及甘肃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之后,二人又谈起了历史上的甘肃。当然是聂大江凭他的历史知识说得多,他谈秦始皇设立陇西郡,谈唐高宗李渊东出陇关打天下,谈清朝名将左宗棠西出阳关镇边陲,直说到陕甘分省,甘青分省,又说到刚刚分出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列车进入巍峨险峻的桑园峡,汹涌的黄河翻滚着巨大的冰凌,从车窗一闪而过。之后进入一条长长的隧道,经过一阵短暂的黑暗后豁然开朗,雪后放晴,夕阳西照,灿烂的晚霞投射在市区上空,兰州到了。

这天是1959年元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农历小年腊月二十三。

兰州大学对江隆基的到来翘首以待。

学校委派教务长陆润林带领中层干部十多人到车站迎接。

火车严重晚点,天气太冷,陆润林劝说几个年龄大的系主任回去了,只留下几个行政负责人。当时兰州火车站还没有贵宾候车室,一行人就在站台上靠墙晒暖,听陆润林讲他所了解的江隆基。他说他在北师大读书时因为参加“一二.九”运动成了流亡学生,回到陕西老家。1937年第一次见到江隆基,那时江是西安二中校长,因带领学生积极参加“西安事变”,威望很高。“他劝我投奔延安,我听他的去了,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5月西安解放,我从东北调回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主席彭德怀,副主席是习****和张治中,下设十多个部,江隆基是教育部长,咱们林校长是副部长。他们正在研究接管西北地区大中小学校的工作,决定派我和辛安亭接管兰州大学,辛是主任,我是副主任。1951年他来过兰大,任务是贯彻落实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研究解决兰州、西安几所院校的专业调整问题。1953年我代表兰大去北京接苏联专家,他代表北大,在北京饭店宴请苏联专家时见面。他很关心兰大,问这问那,还叫我回来向几个老同志问好。”这种忆旧式的聊天几个同事很感兴趣,颇能消磨时间,也忘了寒冷,都希望他能多讲点。陆润林说他接触就这么几次,但又十分肯定地说,江校长来兰大,是兰大的幸运,兰大肯定能办好。理由有三:一、他既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又是老资格的教育家,有很深的功底;二、他是西北人,老延安,甘肃的干部有许多是他的同事、部下、学生,工作好开展;三、北大和兰大有很好的校际关系和学缘关系。1954年教育部确定北大对口支援两所大学,一所老大学就是咱们兰大,另一所是新成立的内蒙古大学。1955年兰大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后,北大每年给咱们分配一批青年教师,最多的是1957年,咱们进了九十名新教师,八十四名就是北大应届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人不太相信,问有那么多吗,他说怎么没有,我当教务长最清楚,中文系十一个,九个就是北大来的,说着还扳指头数了一遍。还有人玩笑说,兰大快成北大分校了。他说那好啊,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他们把北大的优良学风和校风带到兰大来,这就是学缘关系,教育上很讲究师承关系的。

好不容易等到火车进站。接到后少不了互道辛苦,嘘寒问暖。江隆基说:“火车晚点了,让大家久等了。我坐软卧,你们站这里等我,你们才辛苦。”

出站后江隆基回望了一眼兰州火车站,与国庆十周年的献礼项目北京火车站不可同日而语。候车室是用席子围起来的两个大棚子,每个可容纳三四百人。车站广场用沙土铺就,融化的积雪被行人踩踏成稀泥浆。唯一可比的是人流,似乎比北京站还拥挤,还杂乱。江隆基明白这种反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全国各地涌向西部的建设者、拓荒者、淘金者数以十万计,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兰州火车站广场如同几十年后的劳务市场,不要什么户口证明,更无身份证一说,只要你有个小学文化,就可在国营大工厂里当上工人。若是目不识丁的老农民,也没关系,再往西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股民工潮到1958年底还高涨不退,再加上沿路看到的庞大的“盲流”人群,焉能不挤?焉能不乱?

江隆基穿过这样的人群走出广场,融化的雪泥水打湿了裤腿。眼看到了汽车旁,一只粗糙的老手伸在眼前,用嘶哑颤抖的声音哀求:“后人(儿子)死在洮河了,家里没一口粮了,爸爸爷爷,可怜可怜吧。”

转眼一看,是位穿着破烂皮袄的老汉,有六十多岁。江隆基愣怔了一下,陆润林敏捷地拉转他,巧妙地岔开:“林校长要亲自来接你,可他住着院,天气太冷,我们没让来。”

“怎么,林校长住院了?什么病?”江隆基对此话更在意。

陆润林没回答,而是请他上车。

“这个江隆基是中央给咱们派来的大干部。大干部的家眷多,行李多,家具多。”在研究派车的时候,总务处长邱贤道这样说着,坚持要派两辆大卡车拉行李,还要派七八个总务处的工人去搬家具,还怕汽车打滑把贵重家具摔了,坚持要上防滑链。他资格老性子直说一不二,连牛皮哄哄的司机也不敢多嘴。火车晚点,七八个工人冻得直打哆嗦,候车室里的两个大煤炉子根本挤不到跟前,只好到车站附近的饭馆里烤火取暖。好不容易等来了,赶去卸车时却只有几个行李卷和几个旧箱子,最多最重的是书箱,家具没有多少更不用说有多贵重,连同聂大江的,一车都没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