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元家可谓世代将门。他的父亲王栖曜，从天宝末参与平定安史之乱起，到贞元中讨伐叛镇李希烈，累积军功做到了一方节度使。王茂元自小跟着父亲东征西战，以勇敢和谋略闻名军中，后来也读了点书，顺利入仕，从校书郎做起，比较早就当上了节度使，而且当过一任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这向来是一个肥缺。
在多民族的岭南，王茂元显示出相当的治理才能，政声不错，但其个人也捞了个盆满钵满，在长安、洛阳都建有豪华府邸，家中财产巨万。他聚敛的财富也早就引起宦官的羡忌。甘露之变中，宦官一举抄破早已死去的贪官胡证的家（胡也是在岭南节度使任上发了大财），下一个目标便是王茂元。
宦官放风说，王茂元乃是因为走了王涯、郑注的门路，才接替胡证当上岭南节度使的，这就有附逆之嫌啊！好家伙，光“附逆”二字，就足够抄家灭门的了。幸好王茂元消息灵通，更兼能识时务。在此紧要关头，倾其家财贿赂左右两军宦官首领，这才化险为夷，没被触动，保住了节度使的官位，不久还升官晋爵，被封了个濮阳郡侯。
由此可见，王茂元为人相当机敏果断，在朝中已建立了较深厚的根基。至于他的文才武略，倒并不见得有多高明。
李商隐进入王茂元幕府，第一个任务，是为王茂元写《让加兵部尚书表》。
原来，唐朝官场，有个“让官”的传统习惯。当朝廷给你个什么官做的时候，你可以上表辞让或推荐别人，以示谦逊和忠直。朝廷多半还是坚持原议，并且会加以表扬勉励。这次朝廷在王茂元原有官爵之上加“检校兵部尚书”衔，虽然“检校”只是虚衔并非实任，他仍要循例恳辞一番。而这辞让的表章，就是李商隐写的。
这篇文章写得很是诚恳，而且华丽典雅。从兵部尚书的位高任重说起，说到自己不够资格担当，其中回叙自己的宦历，自入仕为校书郎始，直到眼下为泾原节度使，既处处颂恩谦抑，又不卑不亢，末了更强调“葱岭犹膻，雪山未复”的边疆形势，表现出忧心国事的姿态、高瞻远瞩的胸怀，同时也就进一步说明自己不应在这种情况下加官晋爵。由此引到最后的表决心，便说得十分铿锵有力：“苟臣重凭庙略，粗振兵威，少能断臂扼吭，下城徇地，此而进律，庸敢自媒？俟陶侃之书勋，方加羽葆；待班超之立绩，始议鼓鼙。”一句话，愿为国效忠，收复失土、安定边疆，等到建立殊勋，朝廷再予褒奖不迟！这篇表章把王茂元忠于唐朝的立场和谦让实干的态度表现得十分鲜明恳切，王茂元一边读一边赞赏不已。
“这是我幕府多年来未有过的好文章！”
王茂元立即签署，抄清照发，飞送朝廷，一面暗暗庆幸自己得了一个杰出的才士。
果然，朝廷不但没收回成命，还派中人（宦官）把敕书、手诏、官告（委任状）等送到泾州来了。
这本是王茂元预料中事，接下圣旨，设宴招待，厚礼赠过使者，这才送其回京复命。同时便请这位使者捎去给朝廷的《回状》和给当朝宰相们的答谢函。这些文书，当然又是商隐的差事。这类文章，讲的是同一件事，内容完全相同但语气和用词却必须变化而出彩，所以对作者的文才是个考验。好在李商隐的腹笥丰厚，写来游刃有余。
接下去又是一组写给朝中几位宰相的信。王茂元深知朝中情况复杂，当时正是牛李党争复炽之时——甘露之变前，李训、郑注用事，用各种借口扫荡了朝中的牛李党人。甘露之变后，一个比较中立的宰相李石，受不了宦官威胁，宁可辞去相位，到荆南去当节度使。唐文宗不得不平衡地起用两派人物。于是，朝中四个宰相，两位属牛（杨嗣复、李珏），两位归李（郑覃、陈夷行），每逢议事，便鹅争鸭噪争执不休，连皇帝也拿他们没办法。
看到这种形势，王茂元便采取了与两派等距离交往的办法。当朝廷加给他检校兵部尚书头衔之初，便向四相各致一《状》以申谢忱；后来杨、李、陈三人由准相转正位，又各致一函祝贺。再后来，牛党魁首牛僧孺由东都留守进京为尚书左仆射，这更是一件大事，特寄一《状》相贺。
王茂元这个人非常关注朝局的变化，而对执政者总是礼数周到，出手大方，所以与牛李两党的头面人物关系都不错。这从后来文宗病死、武宗继位，李德裕受到倚重时，他对李德裕同样恭敬有加，李德裕同样重用他，也可看出。
李商隐只是个掌书记，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个文字秘书，大不了是个首席秘书而已。他代王茂元撰文，只是奉命代笔，无论致牛致李，他都是一样地认真用心，但都不能随便羼入己意，所以从这些信函是分析不出他个人对牛李两派态度的。其实，别说是李商隐，就是王茂元，也不能明确地被判为牛党或李党。他只是出于巩固官位、搞好关系的动机，对当朝宰相，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表示应有的恭敬和臣服罢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你想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并不想卷入纠缠胶葛的党争，却无法限制那些有党争癖的人用党派的眼光来看你，甚至是诛心式地看你，把你的一举一动往党争的利害上去套和靠。
不幸李商隐就碰上了这样的事情。自打他离开长安前往泾州，就有人注意到了。王茂元对商隐欣赏和厚待的情况，更是频频传到长安。于是，“这小子改换门庭、另抱粗腿了”的说法便如起于青苹之末的小风一般，在长安无形中刮将起来。
消息传到令狐绹耳中，他起初并不怎么在意。李商隐简直像自家兄弟一样，他的进士还是自己帮忙弄上的，他怎会改换门庭？再说，自他中了进士，陪奉父亲灵柩回长安，长安城里谁不知道他李义山是令狐家的门生和从事？门庭是那么好改换的吗？粗腿又岂是那么容易抱得的？
但所谓“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谣言听得多了，又不见商隐本人来申诉，难免令人起疑，何况令狐绹本来是个耳朵根子很软、心眼儿又不算大的人。
时日一久，令狐绹心里终于犯起了嘀咕。
是啊，这个义山，自宏博考试后就再没登过一回家门。去泾州前既没来商量，也没来辞行，怎么回事啊？是宏博落选怪罪于我吗？人家说你“不堪”，把你榜上除名，我事先也不知道呀。你有委屈，也该来找找我嘛！就像那年你进士落第给我写信，发的牢骚不也够狠的吗？到头来还不是我帮了你。不错，你肚里有点学问，写文章有两把刷子，我父赏识你，将来我也许也用得着你，可你不该太傲气，不该和我疏远，不该摆架子，不把我放在眼里嘛！
就在令狐绹打算找个机会给李商隐寄封信去问问情况的时候，忽然传来李商隐在泾州结婚的消息，娶的就是节度使王茂元的小女儿。
这是真的吗，他真要改换门庭了？他到泾州才几天呀，婚姻大事，有这么草率的吗？义山义山，难道你竟没出息到做人家赘婿了？
后来搞清楚了，李商隐确实已在泾州成亲，但不是入赘，而是王茂元太喜欢他的才华，一定要把小女儿嫁给他——但这并不能减轻，更不能消除令狐绹对李商隐的不满。
王茂元基本上是个武人，比较豪放开通。据说曾利用一次府中宴集，让女儿隔着帘子偷看过李商隐。
这小闺女平素就爱读义山的诗，及至看到他清秀文雅的外表和谈笑风生的姿韵，就更倾慕不已。
过了几天，正好王茂元一个在外地做官的儿子前来省亲，王府举办了一次家庭小宴，王茂元特邀李商隐为唯一的嘉宾。想不到的是，家宴上王家小妹雪娘竟也在座。[6]
那天，李商隐虽未能与她交谈，但她的清纯美丽、天真聪慧，却给商隐留下很深很好的印象。因此，与她结为连理，商隐心里是情愿的。但他想把婚事延宕一下，说这事须得禀告母亲，再说自己明年还要应制举，最好能缓一缓。但王茂元说，男儿当然要考试做官求上进，但结婚又有何妨？亲家母那边，商隐可以修书一封由使府派专人送去，或干脆把她接过来，估计老太太不会反对吧。
于是，李商隐与雪娘，在王茂元的积极操持下，很快便成了婚，既没有大事铺张的婚礼，也没有给他们盖建什么朱楼。他们就暂时住在节度使府的后院。
一边是令狐绹在长安大生闷气，一边却是李商隐和新婚妻子在泾州度着他们的蜜月。王茂元极其喜爱这一对小儿女，尤其喜欢和他们一起谈诗论文，常常是李商隐出示新作或对流传的新诗发表高见，父女二人总是由衷赞叹，欣赏不已。所谓“中堂评赋，后榭言诗”[7]，所谓“樽空花朝，灯尽夜室，忘名器于贵贱，去形迹于尊卑”[8]，就是李商隐对那段生活的真实记忆。
在这样的生活中，小夫妇俩之间的了解日益加深，感情日益浓密，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都庆幸天赐良缘，都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无边幸福之中。
他们追求的不是物质的奢侈豪华，而是精神的丰富高洁。用李商隐的话说，便是“纻衣缟带，雅贶或比于侨、吴；荆钗布裙，高义每符于梁、孟”[9]，岳父家虽然豪贵，但翁婿间若有所馈赠，不过是“纻衣缟带”那样很普通的物品；而这正符合商隐夫妇的婚姻理想：过俭朴清高的生活，像古人梁鸿、孟光那样和谐宁静而心心相印。
李商隐和雪娘的幸福生活并不妨碍任何人，但却有人不让他们安宁。
“雅贶”句用吴公子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国侨），如旧相识，赠予缟带，子产回赠纻衣之典。“高义”句用后汉梁鸿、孟光夫妇相敬如宾典。
从长安传来消息，说是令狐绹生气了。据说，当他确信李商隐已经结婚而始终不告知自己之后，说了些很不好听的话。这些话被七传八传、添油加醋地发酵放大，慢慢传到泾州，等李商隐夫妇俩听到的时候，有的话已近乎人身攻击了。
沉醉在新婚燕尔之乐中的李商隐，这才悟到，自己真的是把令狐绹疏忽了，没想到他竟那般计较。可事已至此，怎么办呢？现在报喜是太晚了。写信致歉？会有用吗？唉……算了，等以后到长安见了面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