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唐武宗死，皇太叔光王李怡改名忱，在宦官支持下于柩前即帝位，他便是唐宣宗。
李忱是唐宪宗李纯第十三个儿子，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就是敬、文、武三宗的叔父，论辈分是很高的，但于此时当上皇帝却纯属偶然。如果敬、文、武三宗有后嗣，如果他不是多年假痴假呆瞒过众人，那些喜欢挟主弄权的宦官也许就不会拥戴他上台。
其实，李忱为人相当深沉细心，既勤于庶事，又颇有主见，执政后处处有意效法太宗，其在位的十四年，国家还算稳定，社会基本太平，史称“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他也被史臣赞为“英主”。[1]
但唐朝在他死后十六年就爆发王仙芝、黄巢大起义，又过三十年而亡，所以也有史臣说，宣宗大中年间是唐朝一切弊端恶性发展、走向灭亡的开始。
按“母以子贵”的旧例，李忱当上皇帝，其母郑氏自然成了皇太后。这没什么；李忱更热衷的是提高自己在宗庙里的位置。在叙昭穆的时候，他刻意要把三个侄儿撇过一边，让自己直继宪宗而与穆宗并列，他与穆宗毕竟是兄弟呀。但此举有违史实，遭到群臣反对，没能如愿。这也没什么——因为这些都与李商隐没什么关系。
然而唐宣宗“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可就和李商隐大有关系了。
所谓“一反会昌之政”，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在人事安排方面。事，特别是政事，是要人去做的，人一换，政事当然也就随之变了。
会昌年间，唐武宗专任李德裕，得势的是李党。虽然李德裕信奉“君子不党”的理念，根本不承认自己有党，他在用人方面也确实比较开明，并不完全按朋党原则办事，如他任用柳仲郢为京兆尹，又推荐白敏中为翰林学士。
柳仲郢本是牛僧孺青睐的人，上任京兆尹之前拜谢李德裕，对他说：“没想到相公您会让我当京兆尹，今后我一定会像忠于奇章公（牛僧孺）那样忠于您！”李德裕听了并不以为意。至于白敏中，人所尽知，乃是牛党中坚，李德裕并未因此而反对他为翰林学士。
但李德裕执政多年，在朝中，在身边，总得有一些得力或亲信的人，否则他又怎么能办成事？而从对立面看来，这些人便都是李党了。像在武宗时期曾以钦差大臣身份去宣慰过河北镇的李回、在会昌朝升迁得很快的郑亚。
宣宗上台，首当其冲遭到贬逐的是李德裕。
久受压抑、一旦出头的唐宣宗，从极度自卑一反而为极度自尊，亟须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当然容不得位高权重、威势赫赫的李德裕继续在朝执政，而且他对李德裕确实也有点怕。
史载：宣宗一向认为李德裕专权最是可恨，又畏惧他的威严。即位那天，李德裕以宰相身份颁布登位册书。事后，宣宗对左右说：“刚才那站在我旁边的，不是李太尉吗？他怎么那么怕人？每朝我看一下，我都汗毛直竖。”[2]
李德裕竟然让新皇帝感到那么不舒服，这位皇帝还会待见他，让他待在身边吗？
再说，连皇帝见他都怕，那些同僚和下级岂不更要敬畏有加？
李德裕在武宗朝执政，在他是难得的君臣遇合，故而决心尽忠竭力、秉公为国，排除万难去力挽狂澜，从而建立了盖世功勋。但另一方面，他本来就有牛党这个政治宿敌，许多事情上都呈水火不容之势，李德裕的行事也难免种种失误和缺点，尤其是他果决刚毅、雷厉风行的脾气一定会开罪不少人。政敌与对他不满的人两股势力跟当今皇帝相结合，一齐来对付他，他的前景就不妙了。
会昌六年（846）三月唐宣宗即位，过了不到一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将李德裕撵出了朝廷，改任荆南节度使。几个月后，解除“同平章事”的职务，调任闲职东都留守。不久又改为完全没有实权的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并从此一撸到底，一直到将他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为止。崖州即今天的海南岛，治所就在今海口市。海南岛在今天是风光无限的国际旅游胜地，但在唐朝却是远得不能再远的穷乡僻壤，真正称得上是天涯海角。
李德裕在海南苦度两年多时光，终于未能返回大陆，大中三年（849）末，寂寞地死在了岛上。
与贬逐李德裕同时而相反，会昌朝被贬出朝的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人，则同日受诏北迁，一步步向首都长安靠拢。牛李两党人物的命运从此发生彻底的逆变。
受李德裕的牵连，凡被视为李党的人物，当然也都纷纷遭到贬谪。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体制下的一条铁律。
郑亚的给事中是肯定做不成了，他同李德裕的关系太深。早在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的时候，郑亚就是他的幕僚，宾主相处甚是融洽。李德裕在会昌朝为相，郑亚入朝为监察御史，迁刑部郎中、兵部郎中兼史馆修撰并判馆事，参与重修《宪宗实录》的工作，是这项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重修《宪宗实录》是唐史上一桩公案，据说因其中牵涉到李德裕之父李吉甫的一些“不善之事”，李德裕曾加干预，为时论所非。[3]虽然此案实况始终不明，但郑亚为李德裕信用则是明显的。会昌四年（844）十月，《实录》修成。十一月，党项侵扰灵、盐诸州，朝廷决定派御史中丞李回为帅，赍诏前往安抚，郑亚又被任为元帅判官随行。回朝不久即被任为谏议大夫，后升给事中。郑亚的宦途与李德裕的提携有关，现在便随着李德裕的倒台而倒霉。
大中元年（847）二月，郑亚被免去给事中职务，改任桂州刺史兼桂管防御、观察等使。他在接到任命后，很快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加盟幕府，给他的职务是观察支使、掌书记。
至此，朝廷的人事变动就与李商隐发生了关系。
李商隐在秘书省干得好好的，郑亚为什么会对他发出这样的邀请呢？
郑亚是荥阳人，可以算是李商隐的乡前辈，也许他既是出于同乡之谊，又早知商隐文名，欣赏商隐的才华？或者，他了解李商隐在秘书省干得并不痛快，不见得多么留恋校书郎的职位？
而且，他在向李商隐发出邀请前，肯定要考虑：让李商隐同去桂州（今广西桂林），究竟是对他好呢还是会害了他？李商隐是会接受呢还是会拒绝？从郑亚的初衷来说，他是看重李商隐，希望有利于他今后的发展才这么做的；他也觉得有几分把握把李商隐收纳到自己的幕府。
郑亚的估计没有错，李商隐果真同意辞去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跟郑亚去桂州了。
我们由此逆推李商隐当时的情形，恐怕他在秘书省干得并不愉快，所以辞去此职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
我们又可据此分析：李商隐在政治上若不是极端幼稚，就是胸中尚存一股正义之气。
明摆着的，郑亚是一个政治上失势之人，他的政治生涯必然会随着李德裕的命运而浮沉，看当今皇帝的态度，李德裕恐怕还得继续倒霉，那么桂州很可能只是郑亚被贬的第一站。跟了他，危险将大于运气，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官场经验者都应该想得到的。
再说，在这之前，尽管流言纷纷，但实际上李商隐与郑亚、与李德裕并没有什么瓜葛，他一个小小的九品官，哪挨得上高级官员才有资格掺和的牛李党争？然而，如果现在跟随郑亚去桂州，那就很难摆脱政治上同情李党的嫌疑。
但李商隐竟然就是选择了追随郑亚，踏上了前往桂州的遥远路程。
往往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会不计后果地把正义之气付诸行动。
也许李商隐就正是这种情况。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因为幼稚，还是因为正义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总是难能可贵的——他没有按权势大小和现实利害来决定政治态度，相反是把同情和支持给了政治上的受冤屈者。应该说，他凭的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
后来，郑亚把为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作序的事儿交给他，使他有机会看到李德裕在会昌年间写作的大量文稿，从而对会昌政绩和李德裕的历史功勋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了解。李商隐更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即使个人有所牺牲，也是值得的。
可是，正义感固然能够给人政治勇气，能够让李商隐毅然决定接受郑亚的聘请，但真要离开长安，离开亲人和家，特别是离开出生不久的儿子和病弱的妻子，却使李商隐感到巨大的痛苦和困难。
原来，就在前不久，雪娘在长安又一次分娩，幸运地喜得麟儿，夫妻俩都高兴坏了。本来有种说法，生个儿子有利于妈妈的身体，会把某些病带走，但雪娘却像是个例外，生了儿子，不但不见强壮，反而紧接着病了一场，虽经治疗，却拖拖拉拉一直未能很好恢复。现在自己要去数千里外的桂林，家里的担子自然全部落在雪娘肩上，她怎么受得了呢！
为了商隐是否去桂林，夫妇俩着实踌躇了一番。去吧，家里困难重重；不去吧，已经答应了郑亚，不好反悔。
最后还是雪娘下了决心，反过来劝商隐，叫他放心前去，不要牵挂家里，自己和两个孩子都会好好的，只希望他在外多保重身体，别太辛苦。
商隐知道雪娘体谅自己，宁可把重担独自挑起，其实，她才是最需要自己、最舍不得自己远行的。
“义山，你在长安不痛快，换换环境也好。”雪娘见商隐还在沉吟不决，指指床上熟睡的两个娃娃，故作轻松地说，“等我身体好些，再把我们接过去！”
商隐的眼眶湿润了，他俯身细看儿子，对妻子说：“衮师还这么小……”衮师就是他们的新生儿。
“小才好，等他长大，就得你来教他了，我可管不了啦！”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李商隐为去桂林做起了准备，雪娘撑着病体为他料理行装。
正在这时，礼部的大中元年（847）进士金榜公布。李商隐的弟弟羲叟榜上有名。这可是他家的大喜事，可惜一直期盼着的老母亲已经看不到了。
羲叟只比商隐小一岁，但进士及第却晚了整整十年。这些年，羲叟很努力，而为了弟弟的成名，当哥哥的也没少费脑筋。现在总算如愿以偿，商隐自然十分高兴，高兴之余，便以兄长的身份给主考官礼部侍郎魏扶写了一封信，并附五律一首，说了许多感谢和恭维的话。
《献侍郎巨鹿公（魏扶）启》是一篇应酬之作，但因谈到魏扶所写的一首诗，故在一般的赞美揄扬之外，也涉及对文艺创作的看法，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李商隐的文艺观，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下面一段：
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自鲁、毛兆轨，苏、李扬声，代有遗音，时无绝响。虽古今异制，而律吕同归。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至于秉无私之刀尺，立莫测之门墙，自非托于降神，安可定夫众制？
对整个唐代的诗歌创作发表评论，表达了显然的不满——他对唐诗的总体评价竟然是“偏巧”二字！认为它们不是因自命清高而陷于枯寂无趣，就是因取媚权贵而庸俗浮靡；而对一味的怨刺或过分的绮丽，李商隐都是不赞成、不欣赏的。
任何人对旁人的批评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自己做参照物，甚至以自己为标准。由这批评，我们可以想见李商隐自视之高。说别人“偏巧”，那他自己大概总是不偏巧的吧。
同时，他又宣布认同“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传统诗学教条，把写诗与表现个人情志视为同一回事。以此观点对照李商隐本人的诗作，有助于我们认识他诗歌创作的根本特征。
那就是从自己的生活遭际、内心体验和社会政治观点出发，在充分展现自我心灵、表达情感志向的同时，有分寸地触及国家和民生的种种问题。确实，李商隐诗无论写何种题材，无论是与社稷苍生有关的大事，还是家庭友朋间的琐事，或者是宴饮游赏、风花雪月之事，总是有诗人自己的形象在或隐或显地活动着，总是努力将抒情言志、比兴美刺、诗情画意和丽辞佳句完美地相结合，而竭力避免偏巧之弊，触及时弊既不过分尖锐激烈，奉献酬呈也很注意身份，至少主观上是如此。
当然，事实上这只是李商隐的理论表述，反映了他对诗歌的理想要求，连他自己也未必能不折不扣地做到。而且，即使做到了，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未必就是最好的诗。李商隐毕竟只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高明深刻的诗论家。
大中元年三月，郑亚要动身前往桂林了，作为幕僚的李商隐当然要随之出发。
按惯例，郑亚给了商隐一笔丰厚的安家费，使商隐行前能妥善地安排家事。但桂林长安相距数千里，何时得归无法估计，他同雪娘告别的情景何等凄惨，不难想见。
三月七日清早，当郑亚派来的车马停在他家门口，等得着急开始一遍遍催行的时候，是羲叟在忙前忙后地打点招呼，商隐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叮咛雪娘，迟迟出不了房门。几乎过了一个时辰，房门才打开，商隐自己抱着衮师，雪娘牵着刚会走路的女儿（衮师的姐姐），衮师的奶娘跟在后面，一路把商隐送出来。
雪娘在大门边与商隐最后泣别，羲叟则送哥哥直至灞桥。
到了灞桥，羲叟不肯回去，坚执着要往前送。商隐跳下马来，羲叟一把抱住哥哥，兄弟二人痛哭一场，这才无奈分手。
[1]参《旧唐书·宣宗纪》。
[2]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3]《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元年）四月辛丑，敕：‘《宪宗实录》旧本未备，宜令史官重修进内。其旧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同进。’时李德裕先请不迁宪宗庙，为议者沮之，复恐或书其父不善之事，故复请改撰实录，朝野非之。”当时主持此项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是宰相、监修国史李绅，郑亚副之，而实为主要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