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叙事，凡用典故者，多有此种情况。比如还是在无相大师一节，“遇羯虏乱华，銮旌外狩……”一大段，钱振伦就注释曰：“此下三十七句，似明皇幸蜀，无相、无住两僧并有保护之功，但正史不载，或系缁流附会其词耳。”可见，这三十七句的大意可解，但拿正史来核对，却也没有充分依据。李商隐用骈文叙述这段有关无相、无住师徒的历史，也就在可解不可解、清楚不清楚之间，读者知其大意可矣。
可见，借用典故来叙事，其坏处是清晰程度较差。典故不是人人都懂都熟悉，而且典故往往含意多端，易生歧解。但也有好处。典故含有历史内容，内涵丰富且往往带有倾向性，作者选用什么典故，如何措辞，本身就渗透着褒贬爱憎之情，可使文章不但充分雅化美化，而且自然地具有了诗性。商隐这两篇骈文（其实也包括其他同类作品）就都是优缺点并存。
但骈文和用典故叙事，如果运用得当，如果写者和读者水平基本相当，还是可以达意传情，也可以用来处理事务。故唐代朝廷的诏告制敕，都采用骈体，而是否善写骈体章奏，也成为文士进身的条件之一。
骈文把文字之美和委婉含蓄的特色发挥到了极致，是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高度发展、达到极高水平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标识。这样的文章写法，这样的文字之美，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而我们在唐代就做到了，且做得很好。
李商隐就傲然屹立在骈文的巅峰上，成为中国骈文最优秀的代表和最高典范。
虽然因为骈文有不切实用和曲高和寡的弊病，对作者和读者的文化要求都太高，后来，在文化日渐普及而水准降低的情况下，这种过于贵族化的表达方式逐渐退出了日常应用的领域。但在部分文化人中，或就其某些要素（句式整齐、对仗、谐声等）看，骈文至今仍然活着。骈俪现象是植根汉语自身本质的一大特色，只要汉语不亡，骈文家族终将继续存在。
李商隐骈文之美，已属于历史。这美，是前人智力劳动创造的一宗宝贵遗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将永远为中国人所珍惜。
因为去得多，商隐深深地喜爱上了慧义寺的环境，也熟稔了那里的僧人。
在一次与寺中长老闲聊时，商隐想到了一个计划：他要亲自用金字抄写一部“诸经中王，最尊最胜”的《妙法莲华经》，并用自己的俸银，在慧义寺的经藏院买一小片地方，在那里凿几间石室，来收藏这部佛经，以示他对佛的虔诚。
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对佛寺提出此类要求的，佛寺更不可能随便接受此类要求。但李商隐不同，慧义寺同意了。
从此，李商隐每天清早便盥洗净身，焚起一炉好香，用和了轻胶的水蘸着金粉，认真地抄写起《妙法莲华经》来。他一面抄，一面默诵，排除了一切杂念，脑海一片澄明，暂时忘却了人世的困厄和烦恼。
《经》快抄完，他又给柳仲郢写信，请他为这部金字《妙法莲华经》作一篇记文，准备将来一并收藏。
柳仲郢既与李商隐有同好，也赞赏商隐的做法，很快便把《妙法莲华经记》写好派人送来。这令李商隐十分感动，随即写了一封言辞恳挚的感谢信致柳仲郢。
李商隐写的这两封信，连同他谢绝张懿仙的信，都保存在宋人编集的《文苑英华》中，题为《上河东公启三首》，成为我们了解他这一时期生活和思想的重要史料。
信佛帮助李商隐度过许多孤独寂寞的不眠之夜，但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思乡念儿，就是一个依然摆脱不了的心结。大中七年（853）春节过了，二月来临，春色渐渐浓起来，当地的人们开始脱去棉衣，走向户外。
二月初二是蜀地民间的踏青节。这一天，衙门公署一律放假，梓州几乎是倾城外出郊游。李商隐也随俗来到了郊外。
东风骀荡，天气晴朗，桃红柳绿，蜂舞蝶飞。从神泉、万安流来的中江和从昌明、绵州流来的涪江，在梓州城西南汇合，一江春水清新而浩荡，使人心胸顿时开阔。府里有人借了一条大船，载着同事们游江。李商隐乘兴登舟饱览两岸风光，他看着迢迢隐隐的青山，看着岸上熙熙攘攘的游人，听到远处传来的笙箫和歌声，不禁想起家来。
可是，家在哪里呢？雪娘已然不在，孩子寄人篱下，自己漂泊于万里之外，不知何时才能回到长安。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雨夜声。
（《二月二日》）
这首记录当日情景的七律，开头的调子相当轻松愉快，“紫蝶黄蜂俱有情”显得亲切，“花须柳眼各无赖”不但亲切，而且调皮有趣，都说明作者是带着一份好心情出游的。但一到涉及“忆归”，情绪就变了，再也提不起兴致来了。最后甚至责怪“新滩”和江水，怪它们不懂得他这个游人的心意，江水冲激刚刚苏醒过来的沙滩，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让心事重重的他感到似乎身处“风檐雨夜”之中，愉快就这样变成了凄苦。
其实，江水和新滩有什么过错呢？李商隐写诗，常爱用这种无理的责怪来表达心中强烈的感情。责怪是无理的，但情感却真挚而强烈。这可以说是诗人的一种特权，也形成李商隐诗的特点之一。
除了这里，还有个典型例子，挺有意思，值得一说。
那就是《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的颔联：“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我们人世本已为少聚多散而痛苦不堪，你美丽的荷花干吗也来凑热闹，非在这时候让花叶凋败零落呢！瞧，明明是诗人自己为离别而难过，却责怪荷花不该凋谢，看他说得多么振振有词，却实在是多么强词夺理。
不管怎么说，在东川的日子还是过得不错的。公务办理，各类写作，郊游寻胜，寺院访僧，抄经念佛，偶赏花酒，听歌观舞，也不免逢场作戏，谑笑调情。这些，在李商隐的梓州诗中都能找到痕迹。
闲来，他也想念老朋友。像温庭筠，还在他初到梓州时，就曾有诗问候，诗云：“一水悠悠隔渭城，渭城风物近柴荆。寒蛩乍响催机杼，旅雁初来忆弟兄。……”[5]温庭筠是把李商隐视为兄弟的，他们虽然生活作风不太一样，但能够相互理解，没有隔阂。商隐也曾寄诗问候：
薄宦频移疾，当年久索居。
哀同庾开府，痩极沈尚书。
城绿新阴远，江清返照虚。
所思惟翰墨，从古待双鱼。[6]
李商隐的梓州诗中常常提到他的身体，似乎那时就经常生病。《西溪》诗有“天涯长病意，岑寂胜欢娱”的话，《寓兴》诗说“薄宦仍多病，从知竟远游”，有的诗题目上就说得很明白，如《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如《南潭上亭宴集以疾后至因而抒情》，几乎不离一个病字。这里寄给温庭筠的诗也是一开头就说薄宦多病，并用“哀”和“痩”描写自己。哀，是因为远离家乡；痩，当是商隐的真实情况。他盼望温庭筠多多给他写信，说独自在外，最思念的就是朋友，不能经常见面，书翰墨迹也是好的呀。而当他得知他们共同的朋友去世的噩耗时，第一个念头也是给温庭筠写信。《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就是为卢献卿之死而写寄温庭筠的。
卢献卿，字著明，范阳人，一说是会昌进士，一说是大中进士，总之是多年应考“连不中第”，因遭谗被摈而仕途抑塞。[7]卢献卿一腔怨恨发之于诗文，后不幸早死，引起人们广泛的同情。他的代表作是《愍征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一卷，但后已佚失。
晚唐著名文人司空图，与卢有通家之好，又是卢的忘年交，对卢极为钦佩，曾为《愍征赋》作注（佚失），并写有《注愍征赋述》和《后述》各一篇。前者称赞《愍征赋》“且自体变《江南》，气凌邺下，胪分工拙，差可抑扬”。即谓《愍征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体格不同而可比美，其气魄则几可凌驾邺下文人的建安风骨。[8]后者则阐发《愍征赋》的价值和意义：“著明幸于弃黜，而能以《愍征》争勍千载之下，吾知后之作者，有呕血不能逮之者矣！”“且凡禀精英之气，是或有智谋超出群辈，一旦愤抑，肆其笔舌，亦犹武人逞怨于锋刃也。俾其无所控告，驱于仇敌，必贻家国之患矣。然则据权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虑哉！”[9]司空图的意思是，才士们的受压反抗，发愤为文，不但可使自身不朽，而且是一种武器，跟武人手中的刀剑匕首同样能致奸邪于死命！因此，他警告那些蔽善害贤的掌权者不要小看了他们——你们积恶多了，一定会遭恶报，既贻害自己又贻害国家、社稷！
卢献卿是李商隐、温庭筠的同辈朋友，他的死，也如刘 的死一样，使商隐格外悲伤。他寄给温庭筠的哭卢诗，虽不及司空图两篇文章的控诉和警告那般强劲有力，但其深沉的愤怒和痛楚，仍是非常感人的：
昔叹谗销骨，今伤泪满膺。
空馀双玉剑，无复一壶冰。
江势翻银汉，天文露玉绳。
何因携庾信，同去哭徐陵！
（《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
[1]李商隐《上河东公第二启》，见刘学锴等《李商隐文编年校注》，2159页。
[2]李商隐《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尾联自注：“时，余在惠祥上人讲下，故崔落句云‘梵王宫里罗含宅，赖许时时听法来’。”可见商隐曾听惠祥法师宣讲佛经。
[3]杜甫《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见《全唐诗》卷二三四。
[4]杜甫《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见《全唐诗》卷二二〇。
[5]温庭筠《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李商隐赴梓州时始得侍御史衔，论者借以考订此诗作时。
[6]李商隐《有怀在蒙飞卿》，飞卿是温庭筠的字，在蒙应该也是一个人的名字，但不详。
[7]司空图《注愍征赋述》说卢是会昌中进士。孟棨《本事诗》说卢是大中进士。
[8]《注愍征赋述》，见祖保泉、陶天礼笺校《司空表圣文集笺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19页。
[9]司空图《注愍征赋后述》，见祖保泉、陶天礼笺校《司空表圣文集笺校》，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