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首诗都涉及一个人：宋华阳，或称华阳宋真人，本来“宋华阳”可以理解为这位女冠姓宋，道号华阳。但从“华阳宋真人”的称呼，则应是在华阳观修道的宋道士，第二首既点明“宋华阳姊妹”，那么她们应该都是女冠。所谓“偷桃窃药事难兼”，说得明白些，便是对学道的人（无论男女）来说，偷桃（情）与窃药（得道成仙）二事是不能兼而有之的，[7]犯规偷情的结果是“十二城中锁彩蟾”——“彩蟾”应指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冠受惩尤重，被禁制在道观中，失去了自由。本来诗人渴望像从前那样与宋华阳姊妹三人一起赏月，但玉楼上的水晶帘至今仍挂得严严实实，这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只能以此诗相寄。诗的感情是渴望与失望并存，回忆与现实同在，透露出李商隐与宋华阳姊妹确曾有过一段不同一般的友谊。
再看前一首。“沦谪千年别帝宸”云云，当是兼作者与宋华阳二人而言，似乎是说两个人都遭到了“沦谪千年”的命运。所谓“别帝宸”，对李商隐而言，是离开道观，重堕尘网。请注意，《李肱所遗画松诗》也有“悲哉堕世网，去之若遗弓”的话，二者是否有关联，或者竟是一回事呢？让人不能不作此想。对宋华阳而言，“别帝宸”则是说她虽仍在道门，但亦成仙无望。
这一句是对双方眼下处境的形象概括，所述是实，而语含悲酸。然而下一句诗人马上安慰道：虽然多年不见，我们俩都未忘对方，都认为对方是有慧根的“蕊珠人”——我们相互了解很深，我们的友情和好感长存。
三、四两句用典故说明宋华阳和刘先生本是亲戚关系，并赞美他俩的道根（玄分）很深，而这些，商隐是今天方才知道，所以用“不记”、“但惊”来表达。
五、六两句的道教色彩很浓（冯浩说：“玉检、金华、凤篆、龙鳞皆道家习见语”），倘拘泥作解，则易滋纷纭，而透过一层，则所言还是二人情事：“玉检赐书”者，宋华阳曾有书信寄商隐也，“迷凤篆”言其书法甚佳而内容动人，故商隐为之着迷；“金华归驾”则指宋华阳先遭“锁彩蟾”又被转移至别的道观之事，“冷龙鳞”乃以龙鳞代指龙车，而突出其冷酷。由前句可推知他们曾多有书信来往，由后句则可想见宋华阳遭遇甚惨，但具体究竟如何，无可细说。
尾联说到作者与刘先生的关系。“周史”以道教始祖李耳比刘，“徐甲”以道教传说中李耳仆人自比。徐甲曾因犯错死去，李耳则以法力使徐甲复生。看来刘先生对商隐也有过起死回生般的“再造之恩”。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尤其是与首联相联系，不能不引起李商隐研究者的格外重视：是否李商隐曾有被教规严惩而经刘先生援手解救之事呢？本诗既是“赠宋”而“兼寄刘”的，则诗中所言之事应与三人皆有关系。李、宋之间友情至深，而刘对李恩同再造，怎样把这两件事关合起来？人们很自然地作出这样的猜测：李、宋的友情浓烈，终于超过了一定的界限，触犯了道规，二人皆将受到严厉处罚，而使打击减轻乃至危机化解，使李、宋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位刘先生必定发挥过重要作用。
因为《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诗中有“应共三英同夜赏”之句，宋华阳有姊妹三人，而宋华阳居长，她与商隐发生了恋情，她的姊妹也与商隐相熟等等，便自然被推论出来。尤其是另一首题为《寄永道士》的诗似乎也与之有了瓜葛：“共上云山独下迟，阳台白道细如丝。君今并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王屋山有名为“阳台”的道教洞天，上有阳台真人，初得道者经拜谒后才能名列仙箓。看诗意，商隐和这位永道士曾是玉阳学仙的同学，所谓“共上云山”，并肩行走于“阳台白道”也。不过商隐后来离开了，永道士则在阳台修道而“独下迟”，所以如今他倒能够“并倚三珠树”——与宋华阳三姊妹亲切相处，而“不记人间落叶时”，即无心关切人间是否有人失意潦倒了。而我李商隐正是这失意潦倒之人啊。
上面提到的李商隐诗都是抒情诗。虽然任何诗歌创作都是因事有感而发，抒情诗也不例外，但抒情诗，尤其是篇幅有限、格律森严的近体诗，往往会略去事因的叙述、事件的描写，而集中抒发感情，只写所感而将引发感情的事实或背景淡化，甚至故意加以遮蔽。然而即使如此，诗中仍会留下蛛丝马迹，多少有一点故事的影子。研究者读抒情诗，特别是像上举李商隐诗那样影影绰绰仿佛含有某种事实的抒情诗，除了通过感受其情感的倾向和色彩来把握它，往往会被其中透露的那点儿叙事成分所吸引，于是抓住一鳞半爪，联系诗人的其他作品，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的线索，像身负破案重任的侦探那样一路追究下去，以努力形成对诗人有关经历的完整认识。人们对李商隐玉阳学仙阶段恋爱生活的探索，大抵就是如此。
应该说，这是非常艰辛而有趣的探索过程。人的心灵是那样复杂深邃，李商隐诗的表达是那样曲折隐晦，研究者要揭示那被深藏或变形的故事，简直有点像是探险，很难不遭遇迷茫，不走错路径，当然也会因有所发现而兴奋不已。这里要紧的是在追索中保持清醒，应该把根据有限而朦胧含混的资料所复原（其实是建构）的诗歌本事，置于有分寸的假设的地位。假设是允许的，甚或是必要的，但不能说过头或说得绝对，因为那是会离真实很远乃至于很荒谬的。
对于李商隐的玉阳之恋，我们大致只能说到这种程度：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道观中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女性，其时道观中似乎有比较普遍的恋爱风气。青春焕发的李商隐，结识了某位女冠，双方产生了友情乃至爱情。他们交往渐深，因而可能触犯道规而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但在教内有力者的庇护下，危机终于过去。然而他们的恋爱也就没有结果。不久，李商隐离开玉阳山的道观，仍然回归读书士子应举求宦之路——幸好这段恋爱行径并未给他的求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他的恋人有可能就是后来还曾重见的宋华阳。唐京城长安有华阳观，宋华阳或华阳宋真人的称呼显示宋氏后来有可能是从玉阳到了京城的华阳观。可是道观同名的情况并不鲜见，李商隐与宋华阳重会是否一定在京城，也很难断言。作为一个女子，宋氏能够走的路更窄，李商隐离开玉阳山后她的命运如何，研究者们做过种种假设，但既无史料依据，从李商隐诗中也找不到可靠线索。
李商隐在学仙玉阳前后，一方面陷入热恋，一方面正用心学习李贺，而李贺诗风正是在抒写年轻人浪漫情怀中建树起来的，自然也最适合宣泄年轻人对爱情的渴盼和初尝此味的激动。这段时间里，李商隐常常沉溺在爱情的遐想之中，道教中众多的女仙故事和学仙生活中与女冠接近的机缘，常触发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模拟李贺风格，写出了一系列热烈讴歌爱情、特别是爱情难遂之痛苦的诗，形成了一次小小的诗歌创作高潮。
[1]见《唐会要》第五十卷，其中包括“尊崇道教”“观”“杂记”三目，以下所引皆出该卷。
[2]李商隐结过两次婚，广为人知的是娶王茂元幼女，那已是二娶。会昌四年（844）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说道：“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犹子之谊，倍切他人。”这里“别娶”指与王氏婚，可见前此曾有妻子，但初娶的时间和详情则不明。
[3]《旧唐书·司马承祯传》。
[4]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北新书局，1927年版。多次重版，曾改名《玉溪诗谜》。
[5]见《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北新书局，1927年版，4—5页。下引苏雪林语，若出此书，仅标页码。
[6]陈贻焮文见其《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7]偷桃用东方朔偷食西王母仙桃典（见《汉武内传》），窃药，用嫦娥窃药升仙故事。朱鹤龄注：“偷桃，方朔事；窃药，嫦娥事。”冯浩注：“偷桃是男，窃药是女。昔同赏月，今则相离。”实际上，偷桃窃药乃互文兼言男女，借偷桃喻男女偷情，不可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