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期，在古暹罗国泰国东北部的满庆村，出土了约3600年前的青铜矛头及其他手工制品。比与之相邻的中国，最早使用青铜的年代，整整早了1000年，和米索不达米亚的青铜时代同样久远，这在史学学者们中引发了激烈的论争，20世纪历史学家认定的人类文化发源地，仅限于世界的一个地区，他们相信精湛的书写技术。第一个真正的城市、车轮、使用青铜器等，都是公元前约3000年在米索不达米亚始创的。米索不达米亚文明经过现代伊克拉传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地区，对此史学家们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投进池水中的石子引起的重重涟漪，这个观念在史学界向来没有异义的意见。现在却因为泰国发现了年代久远的青铜矛头。而对这个观点产生了质疑。因为古暹罗国距米索不达米亚数千公里。在远古世界中自然是互不相干的，泰国的这些出土文物很可能就是丢进另一个水池的另一块石子。它所引起的激烈论争，不只是年代问题：这次发现似乎还要把史书改写过来。
因为，从前撰写世界史大都假设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均在某一地区肇端，尔后藉贸易、战争向外扩散。米索不达米亚文化正是这般向东扩展至印度，向西而至欧洲，流传经过几个世纪均有线索可寻。中国古代的发明也可依同样方式，探究其传播轨迹；向西传到中亚，向南传至东南亚，东及朝鲜、日本。然而，满庆出土的青铜器，使这个层叠有致，不断向外扩散的历史模式理论乱了章法。
泰国和中东的古代居民，是否各自独立地发展了青铜冶炼技术，这不是没有可能。坚硬的青铜是红铜加锡形成的，这种锡在东南亚藏量甚丰，在米索不达米亚则殊少。如此说来，米索不达米亚和欧洲的青铜时代就不是起始于米索不达米亚，而是发轫于泰国。那么中国的青铜冶炼术也是从泰国传去的，而不是像历史书中所言由中国传至泰国。
如果不是这样，泰国和中国的青铜时期相距1000年，又如何解释？为此历史学家们伤透了脑筋，毕竟一个地方一种事物的出现。总会很快影响邻近文化。没有人能给上述问题提出满意确切的答案。
满庆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考古界和史学家们，大概非要全面修订远东和西方的史前史不同。与这场论争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考古学家，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戈尔曼博士和泰国曼谷国家博物馆的差朗旺沙博士。1960年的末期，有人在满庆及附近暖诺他的古墓群，发现一些青铜器物，几年之后，两位考古学家率领了一个考古队前去发掘研究。
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共发掘到126具骨骼和18吨文物，并从这些古墓中出土了一些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3500年的陶器。俩人共同鉴定了满庆的七层遗址。地面5米下的最下层约属于公元前3600年。轰动考古学界的青铜矛头正是在这一层发掘的。与之一起起出的除了这个在一副骨骼旁边的青铜矛头。还有一副戴青铜脚镯的骨骼，和一副戴青铜手镯的骨骼。并且，他们还在年代较近，埋藏较浅的土层，挖出铁刀铁斧等物品，说明约在公元前1600年与公元前1200年间，满庆的金属冶炼技术在不断发展。
铁器的出土也引起了轰动。这些出土的铁器，要比中东希太特文化至少早一个世纪，而史学家们一直认为希太特民族是最先通用铁器的民族。这样，原先荒阒寂静的山区小村庄，过去的几年时间一跃成为世界闻名的村落，被断定为不仅只是青铜时代，并且是铁器冶炼技术的发源地。
当然，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对古暹罗的种种发现的真实可靠性仍抱怀疑和非难的态度。其理由是：戈尔曼和差朗旺沙推断年代的唯一根据，是因分析骨骼、器物附近的碎木片所得，然而，满庆的这个土堆，千百年来一直是人类埋骨之地。
由此辩称碎木片并不是鉴定器物年代的可靠材料。人们每一次埋藏尸骸都必然会破坏土层，翻动泥土中的碎木片。植物生长在地下的根茎也能改变土层位置。持不同意见的人说，要认定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主要是要断定那些骨骼的年代。
经过对一些出土遗骨的鉴定，认为其年代应该是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50年左右。假定这种分析正确无误，那么，满庆文化就是其近邻中国青铜时代工艺技术的分支，而不是发端。
直到今天，认定满庆文化可追溯到公元前3600年的观点，和仅接受其不超过公元前750年的观点，依旧争论激烈。
都各执一辞不肯妥协。虽说后来又在泰国其他一些地方发掘到与满庆文物时代差不多的陶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但没有找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或许满庆文化局限于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地区发展。因为这里有冶炼青铜器所必需的铜、锡。山地和森林的阻隔，也使满庆与中国文化及满庆南部的文化隔绝，当地的古人可能自己创立了这项工艺，后来可能传播出去，可那些地区的文化并没听说过满庆。
时值今日，仍然没有人能肯定事实真相，长期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着，期待找到更可信物品去证实或否定有关青铜器的年代说法，揭开这个青铜矛头之谜。
探寻上帝之门
考古需要有丰富的想像力，在这一点上，考古学家有时就像侦探小说中的主人翁。他们大胆地设想而小心求证。
20世纪3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马洛温教授从查加尔巴扎尔一处有六千年历史的聚落遗址，发掘出一只学名叫卵黄宝贝的小贝壳，这是一种原产于印度洋的贝壳。查加尔巴扎尔的遗址位于远离海洋的叙利亚北部地区。面对这只贝壳他越看越觉得好奇有趣，它出土在离原产地那么遥远的地方，有着六千年的历史，如果贝壳能说话一定能讲出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就像马洛温教授的太太、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的小说一样，曲折离奇。它是怎样来到查加尔巴扎尔的，为什么来到这里？
其后的考古学家们，经过50多年的努力，这个问题由挪威的一位专门研究古代船只及人类学的专家海伊达的试验找到了较为合理的解答。1970年，海伊达乘坐一艘纸莎草船只，渡过了大西洋，他是在吾珥出土的图章上看到纸莎草船的样子的，于是他马上想到，这种船很可能是当年航海商贾使用的货船。海伊达懂得如何制造这种船，也懂得这种船肯定能经风浪。
几十年间，在米索不达米亚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不少器物和记录的文字。可以证明远在4000年前，米索不达米亚地区早已建立起一个庞大有效的繁荣贸易网。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中心是“迦勒底的吾珥”，当年希伯莱族长亚伯拉罕，便是从这里出发周游各地的。
吾珥位于幼发拉底河畔，距波斯湾西北尽头只有几公里，吾珥商人当时用泥板记账，不少泥板一直保留至今，从这些泥板上，可以看见那时这个城市繁荣商业的一面。
吾珥是商旅来往频繁，有价货物集散而川流不息的港口。当地贸易由一帮乘船往来做买卖的航海商贾操纵，很多人应该有自己的船。他们将吾珥制造的布匹和衣服等本地商品，运往一个叫做帝门的城市，在那里换取吾珥迫切需要的铜。
考古人员在一位名叫亚纳西尔的商人所拥有的房屋遗址，发现了一块泥板，上面记载着收到帝门运来的一批铜，包括后来这批铜如何一点一点地售出。当然，他们的交易并不仅限于铜，还有一块相当购物清单的泥板，上面列着纯金、青金石、象牙及象牙制品。还有眼部化妆用的油彩、木材、珍珠等昂贵的奢侈品，这些物品在古代肯定也是价值不菲，它们都不是吾珥或附近地区的产品。可以想像出吾珥和帝门之间贸易频仍，而且无远弗届，帝门这个地方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很长的时间，人们都在考虑帝门这个城市在哪里，一些考古学家们猜想它位于波斯湾的巴林岛上，就是如今盛产石油的地方，这个猜想最终被英国考古学家毕比予以证实。
巴林岛上从事发掘工作多年的毕比，在岛的北岸发现了一个古港口遗址，从港口出土的一些器物中，找到了几枚当年用做登记运输货物种类的皂石雕刻的图章。毕比于是把这些图章的说明图样，寄给丹麦阿尔路斯的一位希腊罗马考古学家研究。这位丹麦的考古学家回信证明，这些图章和1930年在吾珥出土的一些图章相同。这便可以说明当年吾珥与帝门两地商人，确实穿过波斯湾进行交易。然而更让人惊骇的是，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谷的摩亨约一达洛城废墟下，也找到了同样的图章，而这里距吾珥以东几千公里，要经过印度洋穿过波斯湾才能到达。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贸易网，当然有出海运输物资的货船，只要证明当年具备这个条件，那么吾珥和帝门商人的贸易活动就能远及印度次大陆。以后陆续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当时的商客确实曾到达过印度。
在吾珥发现的一些记录贸易的泥板上，还提到了玛甘和麦鲁哈这两个地方，可是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却不得而知。
有人估计，玛甘可能在波斯湾北岸，就是如今的伊朗；麦鲁哈应当是吾珥需求的贝壳和象牙的原产地，所以应该在印度洋岸更深入印度河之地。麦鲁哈也可能就是摩亨约一达洛城。
在帝门曾出土过五个打磨精细的石制小砝码，是一种外表像燧石的石英所制。这些砝码与从前摩亨约一达洛及其姊妹城哈拉帕所使用的，无论在形制和重量上都相同。麦鲁哈发掘出的其他器物也同帝门及吾珥两城有关连，表明摩亨约一达洛就是帝门和吾珥两地居民称做麦鲁哈的城市是离他们几千里的海外贸易伙伴。
为了证明这一切，1977年海伊达在底格里斯河畔靠近吾珥城的地方，利用底格里斯河畔和幼发拉底河三角洲沼泽地带的阿拉伯人用来盖房子的纸莎草，动手建造了一艘巨筏一样的纸莎草船。这艘船被命名为“底格里斯”号。他乘着这条纸莎草船经过了一次十分艰险的航行。
“底格里斯”号，沿着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驶进波斯湾，抵达帝门，然后从帝门航向印度河的摩亨约一达洛，最终开往非洲东岸的吉布提港，“底格里斯”号吃水仅一米，可以在河流中行驶，也可以穿过帝门港外的浅滩。
就如海伊达想象的那样，纸莎草船实用有载货能力，在海洋上航行经得起风浪。当海伊达的草船抵达印度河时，看到沿岸也长满大片纸莎草。和底格里斯河畔的纸莎草基本一样，也可以用来造船，可见当年的摩亨约一达洛人，有着与米索不达米亚人相同的资源条件，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是极有可能的。
米索不达米亚的轮子
史前的米索不达米亚人，似乎是一个神奇的人类，人类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好像都是出自那里，在促使人类进步的所有发明中，没有任何一项比轮子更为重要，这个使整个世界进步的发明，好像也是米索不达米亚人创造的。
大约在5500年前，米索不达米亚的陶开始使用做成了轮子，最初用于陶器生产的轮子是个厚重扁平圆盘，用木料或石料制成。盘底的中心凹入，戴在地面安装的石制或木制圆顶座上，这就成了一个可以转动的用来制造陶制品的工作台。操作人可以非常轻松地转动工作台，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在实践中陶工发现，轮子的使用不仅轻松方便，而且有助于陶土的成形工作，于是这个发明在米索不达米亚更多的陶工中间普遍得到采用。在米索不达米亚的吾珥古城，出土了不少这些用黏土制成的陶轮的碎片。
人们发现，从公元前3250年起，陶轮的周边上多出了一些小孔，这大概是在转动陶轮时，可以使手指抓得更紧，使用起来更为方便的缘故。
今天的考古学家在研究使用陶轮作业生产的陶罐时，他们依据罐身黏土的指痕以及泥痕方向，颇能详尽地探讨陶轮的发展情况。然而，究竟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最先开发了轮子的用途，依其轮动的原理将其应用在交通工具上，则尚无人知晓，因为现在可以找到的早期使用的车轮非常罕见。
轮子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其影响非同寻常，作用颇为广泛，作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类，假如离开了轮子，那生活将是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
一般人认为人类使用的第一辆车子是四轮车。大概是在有了陶轮之后不久出现的，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吾珥王室旗标，上面绘有一辆早期战车和数名士兵，战车车轮由两块木料拼成，以横木条固定。这幅图画让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看起来，会感到十分亲切，因为图上的两个轮子，一看就是汉字的两个“车”字。
对这方面颇有造诣的研究人员指出，有两个地区应该是率先使用这个新的“机械”的，一个是米索不达米亚各城邦，另一个是中亚的干旱草原。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最具可能性的是米索不达米亚。对于这种观点在学者们之间有所争论。
有人认为干旱辽阔的中亚草原，更有可能最先使用四轮车，只不过是因为游牧民族不曾建立城市，现在的考古工作者无法对其遗址进行发掘。他们认为，广阔平坦的干旱草原，比米索不达米亚的软沙，更适合车子行驶。另外，米索不达米亚各城市绝大多数货物是水上运输，在城市还未曾修建道路的时候，这当然是最方便最有效的运输方法，所以米索不达米亚人并不急需安装轮子的车子。最多是看到别人使用，并认识了车子的好处，很快得以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