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五四”以后的新诗，基本是“崇高”的，郭沫若崇尚神性的“高”，（凤凰、天狗），艾青崇尚祖国（故乡）的高；臧克家崇尚人格的“高”；郭小川崇尚性格的“高”；那个时代基本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所有的文学诗歌的主题基本都是“英雄”式的，英雄以外的平凡的形象与感情基本进入不了当时的文学范畴。****以后到了北岛的朦胧诗派，诗歌已经把一个“英雄”的形象“降低”到一个人的形象——“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而从“非非”诗派开始，“人”的形象继续滑坡，急剧下降，一路“崇低”，——“低诗歌正在不约而同地从下半身、荒诞、反饰、后政治、垃圾、撒娇、放肆、无限制、平民写作等诗歌的各个方向朝一起涌来，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网络诗坛汇集成了一股被我们已经命名了的低诗歌狂潮……”整个九十年代，无论是“民间分子”与“知识分子”，无论是“中间代”与“70后”，诗人写作都没脱离“私我”性。诗歌丧失了现世关怀，大众对诗歌也漠然置之。到了世纪之交，“下半身”索性使“人”变得残缺不全，“垃圾派”干脆使诗的主角从“人”变成了“垃圾”！至此，中国新诗在迂回扭曲中已将向下之路走到底线。这一从神话英雄——现实英雄——正统模范——社会人（群体崇高、理想主义、强调社会责任）——个体人（躲避崇高、务实主义，放弃社会责任）——空壳人（只玩语言）——平凡人（个体平庸、低俗粗鄙）——肉性人（人残缺为下半身）——垃圾人（非人），诗歌已经走到了最低处，崇低派也许并不知道，时代的堕落并不能成为诗人堕落的理由，反而只能成为诗人守身如玉的律令。历史上所有伟大诗人的出场，无一而不代表着时代的正面力量，混乱的时代正好为他的生长准备了空间。所谓物极必反，当一件事情跌落到低谷——低得不能再低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开始向正常的数值回归；这个道理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可以得到证明。以身高为例，高个父母繁衍高个子女，矮个父母繁衍矮个子女，这是基本的遗传原理，而正常的个头应该是不高不矮；高和矮是身高的两个极端，当两个极端本身已经走到极端的时候，后代的身高开始向正常值回归。因此，当“非非”派作为先锋，将汉语诗歌一路领低进入最低的低谷以后，他的对于诗歌的“解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历史（或曰诗学的逻辑）是以谯达摩为领袖的“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登上了21世纪的舞台，他们将要完成的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对汉语新诗的“建构”使命，这种“建构”是一种批判性的建构，一种不断解构又不断重构的建构。找回人性中的诗性并开掘和表现这种诗性成为“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的历史任务，“第三条道路”的诞生标志着“人性”的回归。
（二）谯达摩和““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
20世纪末，在1998年白洋淀诗会上，一个叫做谯达摩的人就已经开始思考当时中国汉语诗歌的走向和前景了（谯达摩，1967-；原名谯伟，贵州沿河人，1997年7月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中国当代浪漫主义诗人。著有诗集《橄榄石》、《二重奏》（与林家柏合著）等，中国“第三条道路”写作诗群杰出代表之一）。这个面孔黝黑，个头高高的小伙子是一个大胆的思想者，他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将老子“三生万物”的思想运用于中国汉语新诗理论，考虑如何发起一场诗歌运动，如何领导一个诗歌流派甚至文学流派；他在积蓄能量，他在准备行动。1999年的龙脉诗会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使得谯达摩的诗学思想在日趋成熟中卓然现身——在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打得不可开交的“盘峰诗会”之后，在“二元”强硬对立的僵局面前，谯达摩写下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本：《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他写到：“再过几天就是21世纪了。新世纪的曙光此刻不在东半球，也不在西半球。21世纪的曙光此刻在哪里呢？假设在诗歌里诗歌在哪里呢？在诗人的灵魂里。诗人是诗歌的生产者……再过几天，澳门就回归了。回归就是回家的意思。我们的诗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是不想回家，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流亡昭示着伟大诗篇即将开始，或者意味着伟大诗篇已经结束……我认为“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绝对敞开的道路，因此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道路。任何否定“第三条道路”存在的人，都是盲目的。“第三条道路”的理念，是随着英国杰出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同名著作而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最初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用它来指建立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半个多世纪前，“第三条道路”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其基本思想形成于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后期稍成规模。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诗坛出现“第三条道路”，则是历史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中国诗歌的千禧年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不是从2000年元月1日开始？我想，还是从现在就开始吧……人性写作即正常写作，但不是“常态写作”。这种类型的写作者居于绝大多数，其诗篇放射出来的人性光辉显示了人性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中国的杜甫、英国的莎士比亚，可以说是人性写作的最高典范，他们光华四溢的不朽的诗篇则是人性写作的最好文本。”在这篇文章中谯达摩清晰地阐述了他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与社会根源；他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当时的诗歌现状作了客观而清醒的描述，对中国汉语诗歌21世纪的前景做了理性的展望，此时已经显现出他诗学思想的光辉和他将要带领”第三条道路”流派登上21世纪中国诗歌舞台的雄心和信心。
谯达摩不仅是一位深刻的思想者，也是一位积极的行动者，在此之后，他以积极的社会诗歌实践来体现他的诗学思想，他编撰了代表着“第三条道路”流派的多人诗集——1999年、2000年、2001年的《九人诗选》；做为第一主编，编撰了“第三条道路”年刊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在不断地诗学实践中，他撰写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文章：《”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的技术》、《“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第三条道路”：实践诗学的诞生》、《谯达摩：“第三条道路”写作，或曰21世纪中国新诗的开端》。谯达摩更是一位出色的诗歌社会活动家。为了“第三条道路”的诗学思想之树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他带领他的诗友们进行了大量的有关社会活动，2004年6月，《”第三条道路”》在北京举行首发式，首发式由谯达摩主持。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国家级媒体寓意报道，南方日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成都晚报、文学自由谈、河南工人日报等全国40家媒体予以报道。2005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青年读书社举行人大诗歌节“第三条道路”诗歌朗诵会。温皓然、沉沙、张富英、谯达摩等诗人参加。2005年5月19日——6月16日，“第三条道路”诗派的代表诗人马莉在中国主流媒体《南方周末》开专栏——“第三条道路诗人素描”，集中推出“第三条道路”核心成员谯达摩、凸凹、庞清明等的随笔，在全国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由中央电视台中视经典影视文化中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2005年端午节北京诗歌朗诵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该朗诵会由著名诗人老巢主持。出席的嘉宾有：诗人梁小斌、谯达摩、宋琳、老巢、李岱松、刘文旋、温皓然、李祖德、金迪、阿布、刘不伟等；电视主持人刘红伟、曾颖；青年翻译家姜丹丹；2005年12月6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了“诗歌在第三条道路上”诗歌朗诵会，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蓝棣之主持，出席的诗人有：谯达摩、温皓然、棉布、老巢、刘文旋、席君秋、赵四、树才、莫非、西北龙、阿布、刘不伟、窦利亚等。诸如此类的“第三条道路”诗歌社会活动不胜枚举。“第三条道路”的诗人具有强大的群体阵容，在当今中国诗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请看“三道”诗人方阵：
谯达摩、马莉、亦言、老巢、赵丽华、王代生、温皓然、冉冉、雷子、王爱红、夕婉、王客枫、莫非、上帝的拇指、哑地、黑白、元谷、梅笛、李霞、赵思运、斯如、树才、凸凹、杨然、墓草、马永波、十品、娜夜、王寅、冉云飞、刘文旋、竹临石、严家威、胡亮、朱子庆、罗唐生、庞清明、孙汝春、静庐听雨、原野牧夫、纤手太阳、齐凤池、康也、紫陌红尘、月亮、华北风、周慧、云外野鹤、青海湖、花未眠、沈河、白祺瑞、兰紫野萍、苍鹭、陈人华、雷火、北★巴桥、古剑、简简柔风、秋风、选子、作二、路人、大可、天淡云闲、西北龙、何山川、李白不明白、伊莲、君度、宋世安、乐思蜀、百话争言、宁明、陈志传、阿卓务林、竹露滴清响、紫裕含风、易颦儿、元蕾，旗烈、陈肖、林溪、海恋、局部、烟波渔者、宋兵乙、冯帅、张立群、徐慢、殷龙龙、杨拓、阳阳、史幼波、庞华、采耳、虚云子、楚中剑、山里弟、郭希明、林溪、黑白、三味小雨、渭波、陶春、杨通、路也、杨青云、兰马、刘汉通、吴情水、张选虹、玄鱼、牧野、张作梗、金辉、王征珂、孙慧峰、沈河、李明月、邵风华、郑小琼、梁山剑客、邢昊、李滨、聆听、沉沙、林忠成、罗铖、姚园、冰儿、陆华军、侯平章、丁、朱枫、丁燕、老德、汪文勤、子梵梅、长征、李浔、邓诗鸿、冉冉、红杏、胡应鹏、谢银恩、龙照峰、西边雨、鲜娅、张后、孙启泉、林西、隐石、李满强、野松、远观、紫衣、温永琪、蒋楠、衣水等（注：这份名单有不少遗漏，定稿时将继续补充。资料取自于“第三条道路”综合网：http：//www．dstdlzhw．com，等）。
（三）“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的社会历史意义
1、“第三条道路”诗人的社会历史地位
一个人的寿命一般在80年左右，而一个时代的寿命一般在300年左右，汉朝延续了400多年，唐朝不到300年，清朝基本上300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持续了300年左右；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断，我们假定汉语新诗的“一个时代”也在300年左右，那么已经诞生了将近100年的汉语新诗应该正处在它的青年时期。汉语新诗诞生的生日就是母亲古汉语诗歌死亡的忌日，在中国当时的这块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土上，由于“五四”运动的不彻底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等因素，使得汉语新诗童年时期充满坎坷，它曾经是一个孤儿，一个流浪儿甚至一个弃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应该进入它的少年时期，而它仍然逃脱不了被虐待被欺凌的命运，在畸形的“红色”的氛围中的汉语新诗的成长是畸形的，它具有硕大的肢体却有一个奇小的大脑，几乎不能自己思想，只是按照别人的意愿而发出听上去很古怪的声音，那些英雄格言式的叫嚣，那些千篇一律的虚伪说教；它一次次被政治、权利、斗争所利用所强暴。****后的汉语新诗逐渐恢复了自己的血色，恰又逢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接连不断的强烈打击使得它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一路下滑，下滑到“下半身”，又滑到“垃圾堆”——汉语新诗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饱受磨难，它似乎注定命运多舛而历尽艰辛。历经了漫长的坎坷，在富裕起来的日子的滋养下，在诗人们泣血的呼唤中，汉语新诗从昏迷和狂乱中渐渐复苏，恢复了她红润的血脉和肤色；知识时代的到来和网络的普及运用，诗歌生产成本的降低与传播迅猛，终于使得诗歌从诗人心灵的避难所走向社会，走向广阔的地平线——在阳光明媚的21世纪，在一个风和日暖的春天，汉语新诗终于迎来了她的青年时期。“第三条道路”的诗歌流派恰逢此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那么，由“第三条道路”的诗人来举行它进入青春期的仪式吧——送给她一束鲜花，一个微笑，一句温暖的话语——“孩子，你终于成人了。”“第三条道路”的诗人将在她的青春期用自己非凡的智性劳动开掘她的绚丽与辉煌，美好与荣光。如果说科学是人类之父，那么文学就是人类之母；诗歌以其承载着特有的忧患和慈爱而成为人类精神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