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这次运动的产生以批判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为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的启蒙与批判并不彻底，之后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很多封建****的残余并没有肃清，如果真的肃清了，就不会有后来的“体制专断”，也就不会有公元1966年的实质是“个人****”的所谓**********了。新文化运动崇尚“民主与科学”，那么今天“民主与科学”的概念在中国是否已经深入人心了？在知识分子层面的文人中是否已经深入人心了？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文学的所谓各个“派别”都想得到“话语霸权”？为了这个所谓的话语霸权不惜互相漫骂甚至大打出手？“话语霸权”是“民主”的含义吗？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随意进行人身攻击是“民主”的吗？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诋毁他人是“科学”的做法吗？在文人、知识分子层面尚且如此，在普通的百姓层面就可想而知了！所谓的“话语霸权”就是一种“****”的翻版，为什么某人拥有话语霸权？依赖的是体制是暴力还是其他的什么？为什么在文人聚集的文学领域仍然存在不正常的“话语霸权”？是不是大家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民主的“人”的概念？“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应该是彼此平等的，说起来似乎都很明白，而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为了某种恩怨可以对他人随意攻击，诋毁；争夺“话语霸权”或“利益霸权”——种种现象难道不是封建余毒在作祟吗？一直以来，中国人的“人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里体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不否认我们每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其血液被封建余毒浸透的人都有责任。中国人习惯于指责而不习惯于反思，习惯于逃避而不习惯承担；因此中国的反封建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也远远没有完成——“第三条道路”提出的“再次启蒙”根本没有过时，对于中国承受封建统治长达几千年的情况，蒙昧是绝对的，醒悟才是相对的，不仅需要启蒙，而且需要不断的启蒙；所以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任重而道远。而“第三条道路”就是接过“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宏扬“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再次启蒙，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乃至文化运动，将先驱们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对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批判，而不是伤及皮毛或者流于形式。随着“第三条道路”的不断发展壮大，必将使这场运动席卷全国，使“科学与民主”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同时，当白话文替代了古汉语而成为文学的主要语言之后，直接面临的是“新汉语”和“古汉语”的断裂，这个断裂所造成的真空地带给后来的“新汉语”留下了许多几乎不可救药的后遗症，这个继承与扬弃的工作做的不好，对“新文学”贻害很深，受害最深的应该是汉语诗歌，在失去“古汉语”的温床以后，诗人们几乎变的茫然失措，无所适从，什么是新诗？什么是真的“新诗”？什么是好的“新诗”？至今都是一个超出人们认识能力的多元复杂方程式——无解。不能否认近百年来的诗人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但遗憾的是成效甚微，得到公认的“好诗”并不多，书写汉语新诗的诗人们很少得到国际大奖，至今尚无一人得到被世界公认的诺贝尔文学奖——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客观，这是铁的事实。因此，关于中国的传统语言与“白话文”如何继承和扬弃的问题，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如何对接的问题，都要有人来解决，这直接关系到“新文学”的生命，关系到社会和受众如何接受阅读我们的作品——为什么现在诗歌的读者这么少？为什么纯文学作品的读者这么少？为什么总是那些文学含量很低的东西占据市场？像什么“洗刷刷”这样的歌曲能够充斥文化市场红级一时甚至久历不衰，其中的语言不仅是“非文学”了而且是“非道德”“非人性”了，这样的歌曲广为流行，难道不是诗歌的耻辱，文学的耻辱，社会的耻辱吗？因此关于诗歌的阅读不仅仅是作者的问题，还有读者的问题，有关阅读接受学的学问，我们不仅要提升自己，同时还要提升读者；因此，关于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扬弃，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接轨，关于读者“阅读接受学”的教育，赎救自我，赎救大众，赎救心灵，提升社会和大众的文化品质文化品位，都是“第三条道路”文学运动的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2）”第三条道路”的诗学意义
关于汉语新诗的思想内容问题，什么是好诗，什么不是好诗？与社会意识形态相顺应的诗是好诗？还是逆反的诗是好诗？符合大众欣赏口味的是好诗？还是提升人们精神层面的是好诗？这些都是长期相争至今没有结论的问题。格罗塞在其《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诗歌是为达到一种审美目的，而采用有效的审美形式，来表示内心或外界现象的语言的表现。我认为诗歌应该源于思想附于情感而归于审美。也即诗歌是关于“灵魂美”的学问。我们反对“下半身写作”和“垃圾写作”并非源于偏见，而是源于理智，理智告诉我们这些不属于审美的范畴，因而也就不属于艺术的范畴，不属于诗歌的范畴——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认为，“在我们平时认定的艺术中，有相当一大部分与艺术无关，这些非审美的东西，如性爱、爱国心、宗教、伦理等，强行闯进了艺术领域。欣赏者从中看到的，只不过类似耶稣的诞生和复活、某场战争的恐怖或荣耀、某个具有性诱惑力的人体等。这样一些反应并不是由艺术引起的，或者说，它们并不是艺术的感受。文化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虽然很多事情还没有达成共识，但那些历久不衰的“经典”能够成为“经典”而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则必定有它们的道理。因此，“第三条道路”研究历时经典和共时经典，并试图寻找它们的艺术规律，从而服务于自己的诗学实践和文学实践。
关于汉语新诗的形式也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因为没有形式可依，所以各种形式俱存。关于语言文字的学问是一门艰深的学问，涉及到符号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阅读学、美学等学问，中国的汉字究竟怎样排列才具有最佳的义、声、形、悦效果？一切高级的事物都是复杂的事物，汉语比其他语言复杂，汉语诗歌比其他语种的诗歌复杂，而汉语新诗又比古诗复杂，因而判定不可能只有一种最好的形式，到底什么形式最好，科学只能证伪而不能证真，也就是说我们基本能判定什么是“不好”的，而判定什么是“最好”的就比较困难，艺术真理的客观性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应该避开“只有一种最好”或“只有一种正确”的方式。它接受内在于复杂性和多观点之中的不确定性的牵制；没有一个客观的判定标准，如何评价一个事物的优劣？而这个客观标准可以是人为制定的吗？肯定不是。只有通过不断的诗学实践来探索，批评，甄别或许才是一个最明智的做法。在这里“第三条道路”的“实践诗学”则起到它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实践诗学作为“第三条道路”的诗学理念是探索的，是反复尝试的，是经常批判的，是不断修正的；它不仅对汉语新诗的内容进行探索，同时也对其形式进行不懈的探索，也只有实践诗学才能真正切入这个过程，并有可能完成这个过程，或曰能够完成这个过程的某一个阶段。“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第三条道路’作者有可能在原有一切诗学的基础之上进行整合。而在不断整合的过程中，‘三’的诗学意义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当然，如果只是线性地思索这个问题，我们有可能永远得不到“三”的确切答案。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地追问，并在追问中转换自己的思想，方能最终逼近“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真谛……在当下诗坛处于‘边缘’状况的情境下，我们的‘开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是为了‘显一’。在这里，‘一’代表当下整个诗坛所有被隐匿的、被遮蔽的经典之作。”“第三条道路”为了彰显这个真正的蒙尘的‘一’而提出了‘三生万物’的诗学理念，就是为了拨开一切阴霾，擦掉一切污迹，使真正的诗歌呈现出它本身应有的亮度和光华。（谯达摩）
真正的“文学研究”出现，无疑是与真正的“科学研究”并驾齐驱的，因此也是随时可以相提并论的。真正的文学是严肃的，艺术真理也是严肃的，它需要具有严肃态度和治学精神的人们来完成，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诗歌或理论文本只能成为历史的口水。由于盘峰诗会的诱因所构成的历史缝隙，成就了一个新时代新世纪的主要诗歌流派乃至文学流派——“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标志着继“朦胧诗”之后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的再次回归——回归的本质是抵达真正的诗的核心；“第三条道路”流派做为21世纪的主要的正宗的文学流派，其对待诗歌和文学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前仆后继，生生不息，把寻求“真诗”和“好诗”做为自己诗学的最高理想；将汉语诗歌近百年来的“非人性化”写作转变为“人性化”写作，将近几十年来的“非文学写作”转变为“文学写作”将使“第三条道路”流派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3）“第三条道路”的文学文本意义
“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文本结构（个性的产物）和理论结构（陡度的产物），在核心意义上“蕴藏着秘密和理解这个秘密的运动”。换言之，“第三条道路”写作文本结构和理8论结构的渐趋完善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属于当下中国文学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不断出发、不断“盗火”、不断“焚烧天堂和地狱”的过程。”（谯达摩）“第三条道路”已经出现了很多优秀文本，尤以谯达摩的《凤凰十八拍》、《世界之王交响曲》、雷子的《锁链下的火焰》、青海湖的《家园组诗》最为突出；我个人认为这些基本可以看成汉语新诗迄今为止的某种经典文本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意义。此外三道方阵的众多诗人的文本都将被时间证明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我们的诗歌文本是用来研究人性的，是表现人类精神的本体世界的，是主体与客体相融一致的诗化的本体世界。是通过内在化的表现这种精神本体的形式世界，而不是表现这种精神本体的内容和理性；诗歌文本是一种非理性写作，而不是既成文化的文化诗歌写作；这种写作既不等同于那种大众审美的荒谬功利取值，也不能等同于哲学等政论文本的那种理性的学说，而是完全独立于这一切的非概念的、非抽象的追述性的感性创发机制的语言形式世界；我们的诗歌文本即是这种体现人类本体精神的、同时又是人类这种纯粹语言形式的具有与其他文本完全独立性的、直觉的、具象的、能指化的自为自在世界。海德格尔说过：“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暗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时代的真正诗人。”我们的诗歌文本写作正是这种追问人类终极价值的写作，是人类最伟大的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诗人们（作家）的工作，人类将失去一切创造能力，将失去一切想象机制而走向灭亡的机械时代；人类将在日益严重的异化中不仅失去自己的精神主体而且还要失去自在的客体——就是说，人将愈来愈依附于外力，依附于物质，变为受事物支配的机械人，人将变为外部世界的奴隶，人本性将最终演变成物质性。所以，我们的诗歌文本写作是面对人类命运攸关的的重大课题——以抢救人本精神的最神圣而又最根本的工作。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自豪地承担起我们的文本历史使命：而且我们“第三条道路”的诗人只要坚持住我们的文本，人类的终极价值就永远掌握在我们手里，人类的终极家园精神就会永远闪射着光芒，人类便会在光明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地朝着自己的本体精神家园前进——尽管那终极目的地非常遥远，但人类只要还抱有希望朝那个方向走去，就证明人类是在自我赎救的道路上健康地生息着，人类的精神本源就是人类生命的永不泯灭的文本力量！在各种外界事物对人类的不断异化的21世纪，坚持“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写作，就是“第三条道路”写作文本的历史意义和终极理想。在21世纪广袤的天空中，“第三条道路”流派像一个巨大的星座，这些互耀的群星必将在历史上空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2006年4月13日凌晨于保定三丰居。
【作者简介】周慧，女，1959年生。早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后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获管理学硕士学位。现在河北大学医学部工作，副教授，副研究员。在《青年诗人》、《诗选刊》、《诗歌报》、《诗刊》上发表过作品。著有诗集《金风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