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早已穷困潦倒——否则也不会继续呆在农村，他们对农民极尽盘剥，对自己却极端吝啬，绞尽脑汁地聚敛钱财，只为了在进城的时候能够尽情挥霍一番。他们因此得到了一个绰号：燕集（1ehobereau）。这是一种猛禽的名字，不过是所有猛禽中个子最小的。
当然，有些人会拿着个例来反驳我，请注意，我谈论的不是某个贵族，而是整个阶级，只有阶级才能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毫无疑问有很多体恤民情的高尚贵族，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绝非是其所处阶级中的主流，而且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和他们所在位置的行为准则格格不入的，不管他们承认与否，贵族阶层的普遍规律是对农民漠不关心，并且被曾经的附庸腹诽心谤。
总有人把贵族抛弃农村迁往城市的原因归咎在某些大臣、国王的特殊影响上：有些人归咎于黎塞留，另一些人则归咎于路易十四。
的确，在大革命前的最后三个世纪中，历代君主都致力于把贵族与人民分离开，并将其引到宫廷中，特别是在王权还畏惧贵族的17世纪，当时的国王曾经问总督“你的省里的贵族愿意留在老家还是愿意离开？”对此总督的回答是抱怨省内贵族不愿去辅佐国王，反而甘愿和农民呆在一起。
然而，我们决不能把贵族阶级抛弃农民的现象完全归咎于某几个国王或大臣的直接影响。当一个问题上升为普遍现象的时候，它首要而持久的原因就绝不可能只是某些人的个人意志，而必须从社会和制度的变迁上面去找原因。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贵族的迁徙伴随着贵族政治权利和地方自由的逐渐丧失，到后来，不用有人引诱他们出走，他们就已经无心留下，千方百计地到城市寻找栖身之地，似乎田园生活对他们而言已经令人兴趣索然。
当此之时，农村里几乎已经看不到第二代的富裕农民，种田的人一旦靠自己的勤勉挣到一点财产，就会立刻打发其子弟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从此在城市里安顿下来。直到今天，法国农民依然对自己所从事的农牧业表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厌恶，这种心理就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尽管导致这种心理的原因已经消失，但其影响依然存在。
当所有贵族全都离去，唯一能够和农民保持联系的“有教养的人”——或者用英国人的说法，唯一的绅士——就只剩下本堂神甫。可惜本堂神甫和本村农民的关系并不太融洽，其原因伏尔泰已经论述过，在于本堂神甫本人和政治权利制度的联系太过于紧密和明目张胆，虽然因此获得了许多特权，但是也部分地激起了人民的仇恨。
就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之间几乎被完全隔离了；即便是他们自己的乡亲，一旦有了知识，有了钱，有了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能力和机会后，也会选择逃离农村，避开农民；农民就好像被人从所有国民中淘汰下来，仍在了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
这种状况从未在欧洲其他国家发生过，即使是在法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类似的先例——即便是14世纪的农民，虽然受到更深的压迫，但他们也能得到更多的救助。那个时候，虽然贵族对农民十分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
18世纪的法国农村，变成了一个极端落后的共同体，身处其中的所有成员无不贫穷、蒙昧、野蛮，连村里的行政官都不识文墨，被人所轻视。村子里的理事不识字，村里的收税的人不识数，这些居然变成了正常现象。昔日的领主已经没有统辖农民的权力，而且他们也觉得参与乡村治理简直是件很掉价的事情。
只有中央政权还在关心农村，但它只不过是想从农村中榨取更多的油水而已。
18世纪的农民就是这样一个被抛奔的阶级，既没人剥削他，也没人领导他。
那个时候，农村居民身上所承担的封建压迫已经在无形中撤销或减轻了；但是，依然有些新的负担加在了农民身上，这些新负担或许比之前的还要更加沉重。农民不用再承受其先辈所承受过的苦难，但他们却重新背负起了一些其先辈闻所未闻的痛苦。
其中一个重要的负担就是军役税，众所周知，在短短两个世纪中，军役税增加了整整十倍，这一切的背后，几乎全是农民的血汗，军役税增加了十倍。
在这里，请容许我解释一下向农民征收军役税的方式。
1772年，总监本人给各省总督写了一封密函，其中有一段关于军役税的描述，堪称是一副精确简明军役税注解图：“军役税是任意摊派的，在征收时是有连带责任的，在法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对人不对物的，每年纳税人的财产状况有变动，军役税也会跟着发生变化。”这短短几句话，就勾勒出了军役税征收过程中的野蛮，荒唐，但全国最有教养的那些人却依然对此无动于衷。
每个教区每年都有规定应缴纳的税额，照这位大臣所说，税额是在不断变化的，以至于农民即使交完了今年的军役税，也不会知道明年自己还要应付多少税收。在征收军役税的时候，教区会随便任命一位农民为收税员，他的工作就是把税额负担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
这位收税员的处境并不比缴税人的好，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为了了解他们的真实境况，我们可以听一听1779年贝里省议会的发言吧：“既然大家都不愿当收税员，于是就由每个人轮流担任，不论其能力高低，正直与否，每个人都有机会。
收税员首先会制作一份纳税人名册的，你可以在名册上探究收税员的人品德行，因为他们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制作这份名册最大的难题是如果确切知道邻人有多少财富，以及这份财富与那份财富之间的比例。但是收税员只能依靠自己的调研和经验来判断，所以通常在两年之内，他会用一半时间在纳税人的家庭之间奔走，如果遇到不识字的人，他就会在邻居中找人替补。”这件事情收税员是丝毫都会不敢马虎的，因为他要以他的所有财产乃至人身来为自己的职务负责。
但是在仔细也有疏漏的时候，杜尔阁曾经讲到另一个省的情况：“收税员的职务带给那些任职者的总是绝望，因为这以后他们必定会破产，村里的那些殷实之家就是这样陆续被陷入贫困的。”
然而被选中为收税员的倒霉蛋也不会一路到没到底，毕竟他手里还攥着一个重要的职权。这些人的身上绝不会缺少横征暴敛的天赋，在这种时候，他们既是牺牲品，也是暴君。在他的任期内，虽然他自己破产与否的权力掌握在他人手里，但是他却掌握着让大家破产的命运。
贝里省议会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有深入的剖析：“他往往会给亲属、朋友和邻居的各种优惠，而对他的敌人的却趁机报复，以及对给他派活的人的畏惧，已经对自己破产的恐惧，都能在瞬间把一个人同时变成天使和魔鬼。
这些情感通常会让收税人变得残酷无情，而缴税人对收税员也充满了仇视，在有些教区里，没有催税员和执达员陪同，收税员会寸步难行。1764年有位总督给大臣说：“当收税员不带执达员一同前往，该缴税的人根本就不愿缴纳。”吉耶内省议会还告诉我们说：“仅维勒弗朗什财政区一处，就有106个拘役传令人和其他执达吏助理在大道上终日奔波。”
在18世纪的全盛时期，为了逃脱这种横征暴敛，法国的农民也像中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即便有钱，也要假装贫穷到极致，因为他们害怕富裕胜过害怕贫穷。有一份文件很生动的揭示了这种心理，这是曼恩农业协会1761年的一份报告中，起初它宣布它打算用牲畜作为一个竞赛的奖品，以资鼓励。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大小了，用农业协会文件中的原话，理由是这样的：“因为获奖者会招来各种卑鄙的嫉妒，使他们在以后几年中被强派的税收搞得头痛不已。”
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个纳税人都会因为自己利益攸关而去窥探邻居的隐私，并且将邻村的财富向收税员告发邻舍财富的增加，很快，每个人都陷入了嫉妒、告密和仇恨中去了。
不要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印度斯坦的贵族领地上的，在法国，他就是这么活生生地存在。
当然，同时代的法国也有轻摇薄赋的地区：比如某些三级会议省便是这样。这些三级会议省也自行征税，但是军役税只按地产抽取，不会因为土地所有者的贫困或者富裕而变化，为此，它们还编制了固定的供查阅的土地清册。在这部编订精细、30年就重修一次的清册，土地按照肥沃程度被分为三等。这样一来，每个纳税人事先就精确地知道他该缴纳多少捐税。如果不愿意交税，自会有人让他的土地来替他负责这件事。如果他认为自己在收税过程中受了损害，他永远有权要求将他的税额与他自己选定的教区的另一居民的税额相比较。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比例平等上诉。
这些措施和现在遵循的那套规章制度如出一辙，事实上，它没有被我们做任何改进就被我们直接推广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没有去模仿旧制度政府的其他东西，我们只是从旧制度的政府中接收过来我们的国家管理形式，相当于我们接管了机器，但是抛弃了产品。更何况，这套形式是从省议会而不是从旧制度的政府那里借来的。
农村的贫困还产生很多错误的格言，这些格言反过来使得贫困更难以被消除，譬如黎塞留在他的政治遗嘱中留下的一句话：“人民一旦富裕，就很难遵章守纪。”18世纪的人们已经没有如此绝对的想法了，但他们仍然相信，若不是为生活所迫，农民绝对不愿意干活，因为“穷苦是防止懒惰的唯一保障。”这套理论本是人们谈论殖民地黑奴时宣布的，在执政者中流传甚广，以致所有经济学派不得不摆出姿态批驳这条理论。
让我们回到军役税，一开始它的作用是供国王雇佣士兵，以代替贵族及其附庸的兵役，但到17世纪，服兵役的义务重又纳入自卫队名下，就相当于完全落在人民头上，而且差不多全部落在农民头上了。
如果有谁读过总督官邸中那满满几大箱关于追捅逃跑的自卫队士兵办案笔录，他就会发现，对农民来说，自卫队简直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地方，他们宁可常常遁入林莽，忍受政府的武装追捕也不愿在自卫队服役。这种情况实在令人诧异，因为今天的强迫征兵制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激烈的反抗。
旧制度下农民极端厌恶自卫队，这种情绪应该归因于执行法律所用的方法，而不是法律本身。其中应该为此负责的是这种做法的潜在原因是行为的随意性，因为只要没成家，一个四十岁的男人都可能被自卫队征召。他们也担心朝令夕改，即使抽着免征签也无济于事，而且，农民往往不愿去干那些艰苦危险却没有出头之日的工作，但真正是尤其令农民厌恶是，这样繁重的劳役却必须由农民独立来承担，甚至由农民中最贫穷困苦的人来独立承担。
地位越是卑下，越觉得苛政难以忍受，却越面临苛政的盘剥。
我收集了很多1769年各个教区中举行抽签的记录，从中可以找到每个教区的免征者记录：其中有贵族家的仆人，有修道院的守卫；还有一个资产者的奴仆，不过这个资产者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富裕者可以免征。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农民能够连续数年被纳入最高纳税者的行列，他的子弟便享有免征的特权，他们称之为“鼓励农业”。没有人对这种不平等表示异议，就连在其他方面鼓吹平等的经济学派都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要求将这种做法推广开去。也就是说，让最贫困、最无人庇护的农民承担更多的负担。对此，一位经济学派人士解释道：“除了下层平民，对于其他人来说，士兵微薄的军饷，简陋的吃住条件和彻底的依附性都显得太过于严酷，令人无法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