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已经解释过的理由，我避免想起那令人讨厌的、不受欢迎的谋杀者，而且由于他的详细审判情况对于我的讲述而言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在陪审团成员聚集在一起的十天十夜中，我尽量让自己不去提起那些与我自身经历直接相关的事情。
我被选为陪审团主席。案件审理的第二天早晨，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举证之后，我无意间看了一眼其他陪审团成员，发现很难数清他们有多少人。我数了好几次，都数不清楚，奇怪的是总会多数出一个来。
我碰了碰坐在我隔壁的陪审员，低声对他说：“帮我数一下我们有多少人。”他对我这个要求很不解，但还是转过头去数。“为什么，我们有13——，不，那不可能。不，我们只有12个人。”他突然说。
根据计算，我们那天仔细数的时候，人数都是对的，但是粗略地看起来时，我们就总会多一个人。没有人出现，也没有其他人来解释这个现象，但是我有预感确实有人来了。
陪审团下榻在伦敦宾馆，我们发誓要一直与保护我们安全的警官在一起。当然，我没有理由隐瞒那位警官的真实姓名。他很聪明，非常有礼貌，而且负责任，在这座城市很受尊敬，他就是哈克先生。他的床铺就靠近房间门口。
晚上，上床睡觉之前，我看见哈克先生坐在他的床上，便走过去坐在他身边，递给他一小撮鼻烟。在接过鼻烟时，哈克先生的手碰到了我的手，一阵奇怪的颤抖流过他全身，他说：“这是谁？”
顺着哈克先生的目光，在房间的一端，我又一次看到了我见过的那个人——在皮卡迪利大街上两个男人中的后面那一个。我站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住了，回过身来看着哈克先生。他显得非常冷淡，并以很高兴的口吻说：“一时间，我以为我们有13个人，不过我看那只是月亮的影子而已。”
我没有对哈克先生说什么，而是让他和我一起走到房间的尽头，我要看看那个人在做什么。他在另外11个陪审团成员身边靠近枕头的地方都站了一会儿，而且总是站在床的右手边，从另一张床的后端经过。
从他头部的动作看，他正焦急地看着每一张睡眠中的脸庞。他并没有注意到我，或是我的床铺。他似乎要从月光照进来的那个高大的窗口踩着空中悬梯走出去。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看起来每个人昨天夜里都梦到了那个被谋杀的人，除了我和哈克先生。我现在可以确定，皮卡迪利大街上走在后面的那个人就是被谋杀的那个人（可以这么说），仿佛他直接向我证明了这一点。
审判的第五天，在案件临近尾声时，受害者的一个小塑像被作为证据提交到法庭上。在案发现场，警察并没有在他的卧室中看到过这个东西，后来有人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发现了它，而且那个人还看见凶手当时正在那里挖坑。经证人确认之后，它被送到法官席上，随后传至陪审团以供检视。
当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警官拿着它从我身边经过时，皮卡迪利大街上的第二个男人从人群中一跃而出，从警官手中夺过塑像递到我手中，同时用低沉而空洞的声音说：“我那时候还很年轻，我的脸也没有被抽干血。”这一幕同样发生在我将塑像递给其他陪审员的时候，以及陪审员之间传递这个塑像的时候，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觉察到这一点。在所有的陪审员传阅一遍后，塑像又回到了我手中。
后来，在餐桌边，当然，我们都处于哈克先生的保护之下，我们对今天的审判过程好好地讨论了一番。第五天，案件审判结束了。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们的讨论既热烈又认真。陪审员中有一名教会成员——我所见过的最愚蠢的人，他对明摆着的证据提出了最荒谬的反对意见，还得到了两个优柔寡断的教区寄生虫的支持，这3个来自一个地区的陪审员狂热地认为，他们要对500名杀人犯实行他们自己的审判。
当这些头脑错乱的人大声宣扬他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准备睡觉了。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个被谋杀的人，他忧愁地站在他们身后，向我招着手。当我向他们走过去并加入他们的谈话时，他突然不见了。但这只是他在我们这个长长的房间里面频繁现身的开始。此后，无论什么时候陪审员聚集在一起，我都能在他们中间看到那个被谋杀的人。当他们的言语不利于他的时候，他就会严肃而又不能抑制地向我招手。
我注意到，在那个小塑像出现在第五天的法庭上后，我就再也没有在法庭上看到那个人出现过。现在那个人就出现在法庭上，只是他不再对我说话，而是冲着正在发言的人讲话。
在公开辩论的时候，有人暗示受害人的喉咙可能是他自己割断的。就在这时，那个人——他的喉咙就像被提及的那样（这里不得不提前隐去）——紧紧地站在发言人的身边，一次又一次地用手划过自己的气管，一会儿是右手，一会儿又换成左手，他强烈地向发言人暗示自己用任何一只手都不可能造成那样一个伤口。再比如，一位证人——一位妇女，说犯人是最和蔼可亲的人。在那一刻，那个人站在她面前，直直地看着她的脸，伸手指着犯人那张邪恶的面容。
让我印象最深的变化也是所有变化中最显著、最令人震惊的，我并没有将它理论化，我只是很精确地描述它，然后将它放在那里。
尽管那人的出现并没有被那些他对着讲话的人察觉，但是他靠近这些人时我总能发现他们在颤抖或心神不安。对我来说，这些迹象似乎是可以预防的，但依据法律，我没有向其他人揭示这一点的责任，而且他仿佛能够无形、无声地并且暗暗影响他们的思想。
当首席辩护律师暗示案件为自杀时，那人站在那位学识丰富的绅士旁边，锯开了自己已经受伤的喉咙，不可否认的是，辩护律师这时候突然支支吾吾起来，大约几秒钟的时间里都无法继续他的发言，他用手帕擦着前额的汗水，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当那位证人面对被害者的时候，她的眼神直直地顺着他手指所指的方向，非常犹豫地看着犯人的脸。
另外两个例子更具说服力。在审判的第八天，我和其他陪审员在法官返回之前一小会儿回到法庭。那人站在陪审席上看着我，我一直以为他已不在那儿，直到我无意间将目光转向走廊时才看见他向前弯着腰靠在一位非常端庄的夫人身上，好像无论法官是否回来，他都要确保自己为人所信服一样。
突然，那位夫人大叫了一声，晕了过去，随后被人抬了出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主持审判的那位令人尊敬的法官身上。当案件结束时，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并收拾好文件……突然，被谋杀的人从法官门中走进来，走到法官席前，非常急切地看着法官手中的文件。法官转过身来，脸上的神情发生了变化，他的手停在空中，紧接着我非常熟悉的一阵颤抖流过他的全身，他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先生们，混浊的空气让我感觉不太舒服。”直到喝了一杯水后，他才恢复过来。
在单调的6天里，同样的法官坐在法官席上，同样的谋杀犯关在被告席里，同样的律师坐在桌边，同样的问题和答案回响在法院的屋梁间，同样的人流涌进涌出，有自然光的时候，在同样的时间灯就被关掉，下雨天落着一样的噼里啪啦的雨水，日复一日，狱吏和犯人在同样的木屑上留下同样的脚印——所有这些千篇一律的单调让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陪审团主席，皮卡迪利大街在同样的时间里如巴比伦一样闪耀，我能够看到被谋杀的那个人每次的现身。
作为一个事实，我不能省略的是，当我叫着被谋杀人姓名的时候，我从未见过被谋杀的人看着那个杀人犯。我一次又一次地想：“他为什么不去看他呢？”他从来都没有那么做过。
审判最后时刻来临时，晚上差7分钟10点的时候，我们退席考虑。那个愚蠢的教会人员和那两个优柔寡断的寄生虫给我们带来了大麻烦，我们不得不两次返回法庭，请求从反复宣读的法官记录中摘录部分内容。我们陪审团中的9个人对这些记录毫不怀疑，我想法庭上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时，被谋杀的人站在陪审席的正对面。当我坐下时，他极为关注地看着我，看上去很满意。当我给出陪审团认为“罪名成立”的裁决时，一切都不见了。
在执行死刑前，法官询问谋杀犯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他模糊不清地嘀咕着什么，而他所说的话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那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话语，好像是在抱怨对他的审判不公平，因为陪审团的主席对他有所反感。
实际上，他所说的话是这样的：“我的上帝呀，当那个陪审团主席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命运已定的人。上帝呀，我就知道他不会放过我的。因为，在我被捕之前，那天晚上他不知怎么来到我的床边，叫醒我，然后把一条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