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避讳
所谓避讳，就是在语言交际中躲开那些忌讳的字眼。由于汉字的独特性，再加上中国人的独特的文化心理作祟，一方面，避讳使古人本来简单的生活险象环生；而另一方面，避讳也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的艺术。
唐朝“赤鲟公”——国讳
鲤鱼是有名的美味佳肴，唐朝法律中却明文规定：鲤鱼要叫“赤鲟公”，严禁捕食；若偶然捕获，必须马上放生，出售者要打60大板。
唐代统治者为何禁止人们品尝这种美味呢？这就体现了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避讳制度——国讳。
国讳是指避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讳、字讳，前代年号讳、帝后谥号讳、乃至陵墓及帝王的生肖之类，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臣民必须严格遵循的，甚至连皇帝也不能例外。国讳从秦代开始，历代都严格遵守，这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维持最高统治者的尊严和地位的一种必备手段。通常，臣民们都不可以直呼皇帝及其长辈的姓名。这种神圣的国讳，甚至具有法的性质。《唐律疏议》中就规定：故意直呼皇帝的名字就是犯了“十恶”之一的“大不敬”罪。
严格的避讳制度与讳禁条例，构成了中国封建****统治的一个特殊画面。唐朝皇族姓李，根据避讳制之中的“嫌名”原则，“吃鲤(鱼)”也就是“吃李”。在执政者看来，这不仅是大大的“不敬”，而且是对李氏王朝公开的挑衅，于是就有了一个禁止捕鲤的通令，鲤鱼被尊称为“赤鲟公”。
据《左传》等史书记载，避讳大约起源于西周，秦汉时期渐渐完备。1975年底，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代《语书》竹简之中，有“以矫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文。在这之中的“端”本应是“正”，这显然是因为避讳秦始皇名字中的“政”而改的。
汉代时，为避汉高祖刘邦的讳，“邦”变成了“国”；吕后叫吕雉，雉就成了“野鸡”了；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恒山”被改成了“常山”；汉代著名大臣蒯彻，因为汉武帝叫刘彻，只好改名叫蒯通。最严重的是，东汉明帝叫刘庄，姓庄的只好改姓严。
唐宋时，避讳的禁令则更加严格，不只当世皇帝的名号不允许有丝毫的触犯，连已死皇帝的庙号也要避讳。唐代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讳，将晋朝《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改成陶泉明；唐代哲学家李翱的《平赋书》中有一句“为政、理人”，让人颇有些难解。原来“理人”其实应为“治民”，只因为唐高宗叫李治、唐太宗叫李世民，“治民”只好变作“理人”；唐高宗太子李弘死后，被追封为孝敬皇帝，姓弘的因而改为姓洪；唐代姓姬的为了避玄宗李隆基的讳，只好改姓周。
到了清朝，尤其是雍、乾之世，讳禁之严格，更是登峰造极，触犯讳禁成了文字狱中重要的判刑根据。
乾隆年间，江西举人王锡侯批评《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以贯穿。于是他自己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用字义贯串汉字，编成了《字贯》一书，以弥补《康熙字典》的不足。没想到被江西巡抚海成以私造典籍罪向皇上告密。乾隆皇帝亲自审查了《字贯》，见书中对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没有避讳，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结果王锡侯被满门抄斩。告密者海成及其上司也因未看出此书有避讳而受牵连，革职治罪。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搞了帝制复辟后，大肆实行避讳。北京煤铺上原有的“元煤”两字，都一概涂掉，因为“元煤”与“袁没”谐音。“元宵”也成了“汤元”，怕真的“袁消”了，但袁世凯还是没当满三个月的皇帝就“消失”了。
封建帝王之所以避讳他们的名字，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又有历史文化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封建帝王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保持他们神圣、至尊的威严，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许臣民随意呼叫。谁要冒犯了，便是不恭、不忠、不孝，便要无情地进行惩罚。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封建时代的中国臣民受历史意识潜流的影响，对名字有一种迷信思想，认为说出了帝王及其尊祖的名字，便是对他们的亵渎、轻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讳
北宋时，有个州太守名叫田登，为人心胸狭隘，****蛮横。因为他名“登”，所以，不许州内的百姓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同音的字。谁要是触犯了这个忌讳，便要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判刑。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要到来了，按照以前的习惯，州里要点三天花灯表示庆祝，州府的衙役贴出告示，让百姓按时来观灯。这次可让出告示的小官感到为难，用“灯”字要触犯太守的忌讳，不用“灯”字意思又表达不清。想了好久，写告示的小官灵机一动，把“灯”字改成了“火”字。这样，告示上就写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告示贴出后，百姓们看了都很惊慌，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大火，纷纷收拾行李，争着离开这是非之地。
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避讳——官讳。“官讳”是权势的产物，它体现的是封建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在封建礼法上并没有明文规定。官讳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一些官僚自恃权势，私下规定某一范围的人避他的名讳，这在封建社会里，被称为“自讳其名”。例如下面这个故事：宋徽宗宣和年间，有个名叫徐申的徐州知府，自讳其名。一次，州属某邑有位县官向他回报公务，陈述道：“有件事一申再申，已经三次申报察署，也没听到回音。”徐申大怒，责备道：“你是县官，难道不知道我的姓名？竟然有意不避讳！”谁知那县官是个务实而不肯拍马屁的人，干脆大声禀报：“为民请命，应该申，必须申，非申不可！如果这件事申报府署不作处理，我便要申报到中央户部，申报到尚书台，申报到尚书省，申来申去，直到申死才罢休。”说完，拱手而别。徐申虽然怒火攻心，也只是长嗟短叹，却无法定他的罪名。
官讳的另一种情况是，有时上级长官或有权有势的人并没有明说，但一些下级官员或身份低微的人却敬畏他们的权势，或出于对他们的尊敬，避其名讳。有关这种情况，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些笑谈。例如，五代时期，有一个叫冯道的人，曾做过几个朝代的宰相。他曾经提倡雕版印制，对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有一天，冯道令一个门客讲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中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道”与冯道的“道”同形同音。“道”乃官讳，门客敬畏主人的威望，于是就念道：“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听了，也不觉笑倒。
杜甫诗中无海棠——家讳
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红楼梦》中，林黛玉在写到“敏”字时总少写一笔，读作“蜜”，因为林黛玉的母亲名字是“贾敏”。杜甫和林黛玉之所以这样做，起因于古代的家讳。
所谓家讳，就是在日常言谈或行文用字时，要求回避父祖以及所有长辈的名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族的血亲祖先是最重要、最该供奉的，父祖被认为是宗族或家族血统的象征。正是出于这种敬祖的思想意识，中国人的家讳思想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