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分别计算现状评价指数和预期指数，以及综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的基期可以选择计算的初期为100（或50），也可以某一特定时期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基期值。例如美国会议委员会发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自1967年开始发布，基期就以1967年初为100，每两个月发布一次。从1977年6月开始，改为每月一次。至1986年起以1985年的各月平均值为指数基期值。
2009年1月28日，知名咨询调查公司尼尔森与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发布《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初，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攀升，创下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新高。
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过去九个月时间里攀升了16点，达到104。这一指数大幅提升主要归因于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信心增强，以及个人财政状况改善。63％中国消费者表示对未来十二个月的个人财政状况充满信心。其中，中国西部地区消费者信心水平上升幅度最大，缩小了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距。
尼尔森公司大中华区总裁马祺指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有所增长。这是经济企稳回升，逐渐步入正轨的迹象。”他介绍说，2009年初，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低谷，“工作稳定”与“经济状况”成为消费者最关注的问题。如今，随着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收入与健康成为消费者关心的首要问题。
这项调查也显示，中国消费者对购买高新科技产品兴趣浓厚。与其他城市相比，中国一线城市消费者更愿意将余钱投资于股市以及计划出游。
经济自由是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经济自由度指数
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是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涵盖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之一。
经济自由度指数编制者认为，国家的经济自由对社会繁荣非常重要。“在经济自由度越高的经济体当中，人均GDP明显越高。这现象在所有经济自由度水平上均有体现，而且在经济自由度提升时的效果尤其显著”。
2007年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采用百分制（0～100）的评分办法，将有关经济自由度测评的10个大类指标逐一评定，摒弃了过去5—1的评分办法，使评分和评价呈同向关系。在计算出各个大类指标得分后，进行简单平均，即得出某一经济体的具体该指数。得分越高，说明经济自由度越高；反之，经济自由度越低。依据得分情况，各个经济体被列入五个不同的自由度区间，即“自由经济体”（得分在80～100）、“较自由经济体”（70至低于80）、“中等自由经济体”（60至低于70）、“较不自由经济体”（50至低于60）和“受压制经济体”（0至低于50）。
每个国家按照10个大衡量指标获得1～5的评分——最好的得分是1分，最差的得分是5分。这10个指标分别是：银行业和金融业状况、资本流动和外国投资、货币政策、政府财政负担、贸易政策、工资和物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产权、行业监管及黑市交易。这些得分累加后的平均值就是总体指数。总体指数分值最低的是最自由经济体，其次是较自由、较不自由和受压制经济体。
2010年1月20日，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0年“经济自由度指数”在香港正式公布。香港依旧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这是香港连续十六年名列榜首。事实上，自该指数开始编制以来，香港从来没有被其他经济体超越。 亚太区还有另外三个经济体进入了全球排名前十位，分别是新加坡（第二位）、澳大利亚（第三位）和新西兰（第四位）。其中新加坡自该指数开始编制以来，一直名列第二位。
根据该报告香港2010年获得的总评分为八十九点七分，远高于全球平均五十九点四分。传统基金会指香港拥有具竞争力的税制、维护知识产权、灵活的劳工市场，再加上高学历及干劲十足的劳动人口，促使香港成为一个创新及繁荣的经济体系。传统基金会同时称赞香港是全球其中一个最顶尖的金融及商贸中心。金融界的法律和规管架构既透明又具效率。商贸业务的监管亦简单直接。此外，香港在引进外来直接投资，继续位列亚洲第二。
澳门跻身前20位，属于“较为自由”级别。该项数据指，在全球179个经济体中，澳门名列20位，较去年晋升一级，在亚太地区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澳门在10项经济自由度评分中，以政府开支一项得分最高，远高于全球平均分，仅次于缅甸和新加坡，名列全球第3。该报告认为，澳门公共财政继续录得盈余，令澳门特区政府能够轻松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推出援助措施。
在今年的指数排名中，但从得分上看，香港和新加坡的评分均略有下降。香港在十大经济自由度的评分领域内有4项获得了最高得分，而新加坡的强项是给予私营企业最灵活的雇用和解聘员工的权利。澳大利亚排名第三位，指数编制者们指澳大利亚“确立了清廉政府的榜样”。不过自金融海啸暴发以来，各国政府均加强了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全球经济自由度平均水平略有下降，较2009年得分下降0.1点。这也是自本指数编制以来第二次出现平均值下降的情况。
13个亚太区经济体的2010年自由度指数有所改善，27个下滑。亚太区经济自由度平均得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印度和中国大陆仍然处于“较不自由”经济体，不过指数编制者表示，“应当注意到过去印度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正在逐步改善”。
即使在被认为是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也有不少精英阶层认为，不能过度放纵市场。香港一些投资银行家指出，欧美各国在金融海啸暴发之后各自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与干预银行业的措施，让外界认识到，即使是在这些号称“经济自由”的国家里，也不能任由市场自行解决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去年两度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更是不断强调，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在金融海啸之后，应该予以重新调整。
而在同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8.7%。面对中国这份漂亮的成绩单，许多专家对这个同一天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提出了质疑，有专家更是直言“这个很荒谬”， 因为在2009年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一个没有经济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在世界金融危机的今天，创造出主要经济体最好的成绩来。
哪个城市更适合我们生存——生活成本指数
在网上，有人专门为生活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人算了一笔生活成本账：
以下成本均以没有女朋友、基本不生小病、基本杜绝朋友聚会、极少吃水果、从不打碎锅碗瓢盆……的单身男性为标准计算（单位：元/月）。
广州
房租及水电煤、宽带1100（一般房租都要800，如果一个人住一房一厅大都在1000以上）吃饭600，一般不吃大餐，周末时候偶尔和同事AA制去享受一下，一次50元以下。手机、交通费等150（平时上班有班车坐的），日用品300-400左右。目前，每月花费平均1900左右。
上海
房租及水电煤700～900（合租两室户），交通费100～200（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讯费100（因人而异，但50元是底线），餐费600（未考虑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吃饭），其他还有人情往来、充电、娱乐等，总的来说，在上海每月消费1600左右应该是一个参考指标。
北京
房租及水电煤800-1000（合租两室户），交通费200（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信费100-200（各人不同，200比较平均），餐费450（未算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大致上，在北京每月起码消费2000左右。
如果你觉得在北京或者纽约坐地铁上班太贵，那么看看东京吧。在东京乘地铁要花3.25美元，要是顺手买份报纸喝杯咖啡，11.7美元会迅速从你口袋里消失。相同的东西，在东京的价格要比纽约贵24%。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今天“地球村”里许多居民非常关注的问题。2009年7月7日，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发布了《2009年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日本首都东京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北京的排名跃居前十，香港、上海、深圳、广州排名前25位。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调查者选取了全球六个大洲的143座城市作为调查对象，对各个地区200多个项目的花费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家用品、娱乐消费等。在比较过程中，调查人员将美国生活费用最高昂的城市纽约作为评判标准，其指数为100，其他城市的指数都同纽约对比。第一名东京的指数为143.7，最后一名约翰内斯堡的指数为49.6。
在这份排名榜上，位于前25名的城市大多属于发达国家；而在这“25强”中，中国内地城市就占据了四个席位。
在生活成本升高的前提下，城市中的两类人群明显呈现出了不同的生活状态。以北京为例，大多数本地人口由于住房有保障，并且社会保障很齐全，个人收入也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因此，生活成本的提高对他们不会带来太多的压力，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但对于在北京工作的外地务工者而言，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生活成本的提高速度，这使得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质量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假设一个人漂在北京，他一个月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应该达到多少呢？我们不妨举一个北漂族的具体例子。小黄在2008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北京，在中关村的一家私营企业找到一份工作，月收入大约3000元。小黄在朝阳区某地与他人合租了一套二居室，一个月的房租为1500元。每天早餐需要3元，午餐需要10元，晚餐需要10元，每个月的食物消费大约700元。每天的交通费大约需要5元，因此一个月的交通费大约150元。每个月日常用品费和服装费用大约400元。此外，手机通信费大约需要100元。我们综合一下这些花费，一共285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计算并没有包括他的交际费用以及娱乐费用等，如果将这些也考虑进去的话，小黄真的“入不敷出”了。小黄的花费高吗？其实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了。
为什么身在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会“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成本呢？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30年高速发展的积累期，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需的生产要素很大部分都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型城市集中。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大城市在日渐繁华的同时，流动人口也大大增加，物质消费需求和住房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推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工作、生活的人，有50%以上都是外地人口。在户籍制度的保障下，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城市发展迅速上升，但外地人的生活质量并不同步。
就目前来看，在北京等大城市要降低生活成本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政府应该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控制房价及房租，减少其占劳动者收入支配的百分比，并尽量给外地务工者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可能尽力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社会贫富差距有多大——基尼系数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社会现象：富者很富，穷者很穷。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马太效应进一步显现出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状态，这种情况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用以测量贫富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应运而生。
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数据，最高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洛伦兹1907年提出的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它先将一国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队，然后考虑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将这样的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即得到洛伦兹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