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肯定律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例如，美国1979年～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4.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5.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10.3%（5.8%+4.5%）。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9.7%。与预测的失业率10.3%相当接近。
奥肯定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为防止失业率上升，实际GDP增长必须与潜在GDP增长同样快。如果想要使失业率下降，实际GDP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增长。因此，摆在政府面前的选择是，即一定要保持GDP的高速增长，这样一方面能迅速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能较好的解决未来的就业压力。
研究实际GDP增长与失业率变动的关系，必须根据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是快还是慢，以及快多少和慢多少，决不能只根据实际GDP增长，而置潜在GDP增长于不顾。
不过注意的是，奥肯所提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只是对美国经济所做的描述，而且是特定一段历史时期的描述，不仅其他国家未必与之相同，而且今日美国的经济也未必仍然依照原有轨迹继续运行。因此，奥肯定律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其所提供的具体数值。
经济增长了，就业率就提高了，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然而，这条规律如今在中国似乎不灵了，当中国正在为经济增长欢呼时，却发现失业率也在增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85－1990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9％，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61％；1991－1995年，全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1．23％；1996－1999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6％。今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与此同时，登记失业率亦然居高不下。可见，我国就业增长率并没有随GDP增长率同步增长，反而出现较大幅度降低现象。被国内外实践普遍证明的“奥肯定律”，为何在中国“失灵”？
有人认为，很多地方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都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资金、技术密集性企业替代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实际上按正常规律，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促进另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的第三产业并不发达。它只有两种合理的解释：一是虽然经济增长了，但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随之水涨船高，于是内需无法启动，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二是第三产业虽有发展，但是第三产业的劳动条件和劳工权益太差，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变成了“工时超长型产业”，自然吸纳不了太多的员工。
有资料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税收占GDP比重逐年上升，这几年政府税收是国民工资总额的2至3倍。这种现象产生了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既大面积地损害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限制了正常的就业机会增加，并损害了民生状况，进而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内需拉动力。
以往，很多人往往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一俊遮百丑，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上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不惜一切代价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资本利益。
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目的：经济增长是为了增进民众福利，还是GDP和税收的数字攀升？经济增长使人与自然、人与人更和谐，还是有意无意地加剧了贫富差距以及人与资源、环境、人与社会的紧张对立？如果是前者，经济增长的正当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如果是后者，那样的经济增长就是非正义的，不仅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反而会制造出更多的环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物价上涨pk失业——菲利普斯曲线
威廉·菲利普斯1914年生于新西兰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那年，他就因为生活所迫到澳大利亚的一个金矿里做工，晚上收工后，他在昏暗的灯光下自学电机工程。1937年他到了英国，在伦敦电力局找了一份工作，还参加了英国电机工程师协会。二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在太平洋战场上作战，还在日本兵的战俘营里度过一段艰难岁月。一直到战争结束后，32岁的菲利普斯脱下军装，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学，这时他才在课堂上接触到经济学，并深深为之吸引。
后来，菲利普斯对稳定政策和经济动态系统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4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封闭经济中的稳定政策》，其中讨论的就是反应滞后对宏观稳定政策的影响。菲利普斯有着那种工程师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倾向，他总觉得在做理论之前要先搞计量分析，于是，他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在1958年，菲利普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1861－1957年英国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后来所说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
菲利普斯曲线，就是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的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
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发现：名义工资的变动率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即使当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处在最低的正常水平，失业率仍然为正（菲利普斯的统计大约为2％～3％）。由此他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是负数。根据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工资可以表示通货膨胀率。
〖TPC4.TIF，BP〗
图中，横轴U代表失业率，纵轴G代表通货膨胀率，向右下方倾斜的PC即为菲利普斯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高（d）时通货膨胀率就低（b），当失业率低（c）时通货膨胀率就高（a）。
因此，菲利普斯曲线又成为当代经济学家用以表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此消彼长、相互交替关系的曲线。即失业率高表明经济处于萧条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都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高；反之失业率低，表明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高，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
于是，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观点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存在交替关系，两者可以并存；当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时，通货膨胀率为0；根据两者的交替关系，可以将其运用到宏观经济政策当中。
在学者们研究失业理论的时候，他们通常会结合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进行剖析，而通货膨胀恰恰就是这样被选中的一个命题。尽管刚开始，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被提出后，两者之间被微妙地牵系在一起，并成为了众多学者“不倦研究”的对象。
菲利普斯对该曲线的描述，引发了理论界更多学者的兴趣及关注。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还曾特意利用美国的现实材料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论证，发现此曲线的确适用。两大权威经济学家的证明，让菲利普斯曲线得到了学界更多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中开始使用菲利普斯曲线。
当然，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会有人发出质疑。菲利普斯曲线也不例外，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只是一种可以被有限适用的经济模型。他们指出，菲利普斯曲线之所以能被验证，是因为，人们所采用的数据都是短期的，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可能会存在交替关系。然而在长期中，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却未必会有同样的关系——“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种短期的‘交换’关系，但没有长期的‘交换’。因为，在长期中，这种关系迟早会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而被打破。”
于是，因为这条曲线，学术界展开了激烈地讨论。 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突如其来的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让菲利普斯曲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现实中反映的情况，同之前挑战菲利普斯曲线的学者们的观点更加吻合。这一事实的出现，成功地推翻了菲利普斯曲线存在的必然性。最终，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们都不得不承认，菲利普斯曲线的确需要修正。
得到这样的结论无疑将让很多人失望，但这并不能否定菲利普斯曲线的积极意义。至少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还是适用的。因此，政府仍旧可以根据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失业率低而通货膨胀率高时，采用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反之，在失业率高而通货膨胀率低，采用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换取较低的失业率。也就是说，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为政府应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法，具有较大贡献。
因此，菲利普斯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短期）可以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即作为制定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合理政策参考值，与其他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相比，可使政府目标达到的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