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圈性格】
海纳中西商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大量的花园城市变成了废墟，人们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拉着货车行走，街头到处都是流浪汉。但当焦点落在了中国的上海，这里却是一片“十里洋场，万商云集”的景象，与地球的另一边有着天壤之别。
任何人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被贯之“列强”一称，令诸多被蹂躏的国家闻之丧胆，而当时的中国也在数次被欺凌的战争中心惊胆战，国家颓废。但上海却一反常态的繁华，且成了全国商户聚集的重地之一。然而，事实上五十年前的上海仅仅是个靠海边镇而已，在此处还没所谓的沪商现世，更妄谈商帮一说。
沪商跟传统晋商、徽商、潮商这类地域性极强的商帮不一样。若论起传统，可以说沪商是从江苏商人、宁波商人和广东商人那里延续过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古代的上海并非独立的商业地域，而仅仅是长江下游经济中心——苏杭商业系统的一个旁支。加之当时中国的海上贸易并不蓬勃，而上海也并非著名的港口，所以清末以前的上海很难孕育出显赫的沪商来。
真正意义上的沪商，是从晚清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为打开国门强迫中国开放诸多通商口岸。清王朝为了挽回颜面，开展洋务运动试图“救国”。作为重要通商口岸的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西方产品大量涌入，而国人经营的近代商业因受到国内鼓励和国外竞争激发作用，也日渐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主要精力都投注在了欧洲战场，对于殖民和半殖民地区控制稀松。此机遇立刻给上海的大批官僚资本家、买办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发展机会，他们纷纷投资办厂，短短几十年间，江沪等地的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那时的上海人潮涌动，居百国侨民，商户林立，一跃成为集餐饮、娱乐、销售、进出口于一体的国际型都会。而最老一批的沪商至此于沪上诞生，诸如荣氏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刘鸿生等人。
不过，如果真要追究老沪商的来历，那时没有一个沪上商人是实在意义上的上海滩大亨。毕竟当时的上海只是江苏省的一部分，所以江苏帮（无锡人为主）的商人在当地必然占了大部分，其次是浙江帮（宁波人为主）和广东帮（粤籍华侨为主）的商人，他们纷纷聚集到上海发展。其他各地商人虽在上海有出入，但却积聚不多。
三大商帮在上海尽情施展拳脚。江苏帮有朝廷官员可以仰仗，垄断了纺织业、面粉业和金融口；浙江帮靠外贸活动，后来商人们基本转战海外，化成了港商和台商；而广东帮的人靠着外贸优势和华侨资本，盯准了上海外滩至跑马场的英大马路，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海最繁华地带南京路，在这里站住了脚。
无论是哪一帮的商人，因为都在上海发展，所以大多都有一种默契，做生意一定要有讲究，大家要遵守共同的规则，绝不不可以恶性竞争。无论商人们是官僚买办，还是民族企业家，都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实业救国，和洋人竞争到底。这种竞争意识激发了从四面八方来上海发展的商人们不断吸纳和创新。
为了与洋人竞争，玩商业大战，九成以上的沪商们积极地去汲取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在无形中为沪商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沪商不但吸纳西方的先进经营理念，好为产品拉风，喜做广告营销，还将中国传统地域的经商理念尽数纳入怀中，这种海纳百川之姿，令沪商们自豪地自称“海派”商人。
非但如此，沪商还抛掉了很多由原来地域所产生的、已经不适应上海都市商业运作的经商习气，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沪上经商风格。正像史书记载的那样，今日的上海“商几非昔之商”。而上海也是一片“中外缔交，华夷错处”、“峨舸大舰，捆载百物，贩运往返，万里若咫”的胜景。昔日的“小苏州”成了今日享誉全国甚至世界的“大上海”，这里孕育的沪商与其他传统商帮相比，再非吴下之阿蒙。
从事事占先机到稳打不出头
20世纪20年代，沪商已经成了引领中国近代商业潮流的风向标。沪商的商会组织也有“第一商会”的美称。每每上海商会组织罢工或抵制活动，便能迅速影响全国工商业人口的心理动向和行为举动。翻开近代历史的长卷，在一幕幕硝烟之战中，只要出现了工人罢工、商铺停业，上海几乎都是最先发动此类活动的地方，足可见沪商的影响力之强。
当时的上海《申报》有一篇关于总商会的专评：“无论何种事业，皆当随世界新趋势而进，若不问世界之趋势若何，仍以数十年前之旧脑筋、旧眼光办理数十年后之新事业，未有能立足于世界者也。商业一事，息息与世界大势相关，又况乎上海之商业更与世界商业密接，故为商会领袖者，须有世界之新学识、新经验，又能有热心、毅力之做事，而后才能竞争于商战潮流之中，商业渐有起色之望。”由此言论可以明显看出，全国商会俨然把沪商视为领军人。
沪商之所以被如此高看一眼，皆因其商人大多敢为人先，勇于创新。这一点跟上海是通商口岸和外来移民者聚居有关。据说上海当时的人口非常密集，居住拥挤，有九成以上的居民是外地人和外国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生活习气有所不同，想做这些人的生意，沪商们不可能不玩转脑筋，想尽一切办法改变生产经营方式，以最快的效率做出令顾客最满意的商品和服务。因此他们总是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理念，来改变自己的经商方式，例如最早的新式会计制度和新式股份制公司都是由上海最先产生。
事事都占尽先机的沪商，自然在创业上占得优势，从而引发了他们乐于竞争和追求卓越的特性。在上海大凡做生意的人，不像其他地区的传统商帮一样论资排辈，做哪方面的生意一定要给“老前辈”几分薄面，不能抢了别人的生意。沪商们讲究谁有本事、谁的商品最好、谁的物美价廉，谁就能称霸市场。上海一早就进入了现代商品社会，完全是沪商们通过竞争一手制造出来。
沪商成为有识之士的人格外多，很多商人一开始发迹便立志实业救国，其社会责任感再次刺激了沪商的素质提高。虽然上海滩的商人皆有共识，宁做一介小小商人，不为政界所左右，但每到救国存亡的时候，他们必定第一个做出反应，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修筑铁路，安抚群众，发展公益事业，发动爱国主义运动。
因为沪商种种卓越的表现，以致上海的影响力也遍及全国。上海逐渐成了长江中下游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自建国之后，沪商大多搞了公私合营，老沪商就此销声匿迹，而新沪商是在很久之后才浮现于世。没有了外界的刺激，上海的民营企业本着稳、准的原则，虽然出了不少创造了名牌产品，可是响当当的商业大亨再难出世，而老沪商的品质也逐渐在时光的洗礼下褪去了颜色。
精明难做大，换血才出新沪商
有人说：上海人太精明，锱铢必较，无利不起早，以前那种的“海派”的气概完全没有了。或许是这个原因，很多地方的商人都不喜好与上海人做生意。上海人对此常不以为然，因为唯利是图是商人的本性，精明地做生意是不赔钱的前提。
“计较”其实是精打细算，上海的生意人之所以变得如此精打细算，能叫出三大原因。首先，与上海是旧时国际都会有关。20世纪初，上海涌入了太多的外来人口，直到60年代，人口数量才趋于稳定。由于上海的城建发展较慢，人口居多，所以大量挤在老城区的石库门里，也就是今日所说的弄堂。不管你是来自中国还是外国，只要在上海定居，九成的人都挤在弄堂里。一个弄堂十几户人，跟北京的筒子楼特别像。十户人家一个灶，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煤灰，弄堂里飘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味道。
在这种环境生存，让上海人吃尽了苦头，所以对生活精打细算决定了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被骂“小气”，格外令“大方”的北方人看不惯。例如在上海的市场里，经常看到男人女人在买菜的时候，跟商贩们讨价还价，微毫的斤两差异都要算上半天。吃饭做菜每次只做那么一点点，刚刚好够吃。这样的精打细算，常令其他地区的人咂舌。不过，上海人不是一毛不拔，只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花的钱绝对不花，就连花到自己的身上都不行。他们从不喜欢占便宜，向来好公平一说——自己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别想占自己的便宜。因为他们的这种性格，外地人与他们相处总显生分，慢慢地也就不愿意与上海人打交道，尽量避免跟他们做生意。
上海人显得“抠”，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变得相对保守了。改革开放前后，上海人对于本地的轻工业产品甚感骄傲，无论是服装、鞋帽、手表、交通工具，哪一样皆在全国市场称雄，所以这种生活环境使得上海人更相信科学实在的东西。因为有了本地优势，他们对于新鲜的事物追求变得不那么明显。上海生意人也一改当年勇于创新、敢做改为的风格，宁可不赚大钱，但绝不要出现失算的窘况。他们会对所要做的生意进行详细调查，把市场行情和竞争对手的底细弄得一清二楚，本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观点，绝不放过任何微毫的差错。这就使很多外来商人在与上海人打交道时，很难从上海人那里占不得半点便宜。
由于长期处于工商业中心，上海人对经济利益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地区。北方人做生意讲究人情世故，但上海人赚钱颇图一个“利”字。这倒并不是说上海人见利忘义，相反他们崇尚公平竞争，只不过他们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无利无惠的事情不敢，但只要赚钱，就算不认识的几个上海人也可以合伙做生意，赚了钱大家分道扬镳，互不干涉。这是第三个原因。
自古以来，商人都格外注重生意场上的人情关系，社交广泛，利益来源就广。但当代的上海本地商人对这些并不是特别注重。他们做生意的社交特点非常明显：交情浅，交往时间短，社交圈子小。因为上海商人认为，双方如果合作成功，各得其利，除非还有合作空间，否则没必要纠缠在一块搞“垄断”；如果合作双方不欢而散，就更没必要套交情。
上海人也因为过于精明的商业性情，很少出现叱咤纷纭的商坛奇才。沪商难道就此一蹶不振了吗？当然不是。沪商圈虽曾一度落寞，工商业方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落后于广东沿海地区，再没有了毛纺、钟表、自行车等轻工业优势。不过，随着城建的发展和浦东的开发，上海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进入，许多当年离开上海，如今化为“海归派”的商人和台商重拾对上海的信心，纷纷来到这里发展。这些“回归商人”经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在外洗礼，吸收了大量西方最新经营理念，将之尽数带到上海。
老沪商那种海纳百川的海派劲儿、大胆创业的风格和乐于竞争的好胜心理被新沪商挖掘出来。虽然很多人都说，新沪商并不是纯正的上海本地商人，但是新沪商却承袭了老沪商的各种品质。他们的高素质的竞争手段和经营手段和最新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令人大开眼界。
【商海智慧】
实业大王刘鸿生：细处着眼打天下
有人说刘鸿生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大王”，这种赞许一点也不嫌过分。他虽是浙江定海人，但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卒于上海，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地道的上海商业大亨。一战时经营开滦煤矿起家，后来创办了著名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和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被称为“煤炭大王”、“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他一生涉猎商业种类繁多，为民族企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实业大王”当之无愧。
从民国到建国时期，能被人称道的民族企业家并不多，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刘鸿生至今为止都被称为“沪上实业奇才”。虽说上海滩在建国后出现了一批有一批的商业奇才，但刘鸿生的名字一直没有被人忘却。
端从刘鸿生的外貌来看，年轻时的他有着南方人典型的面孔。浓密的眉毛，不大却有神的眼睛，圆鼻头、圆脸，哪里生得都不出众，可算是其貌不扬。但刘鸿生的头却与他的长相截然相反。他天性聪敏，才智过人，灵活机变，口才极佳，思维快捷，善于观察，有着年轻人的不逊，也有着成年人的思辨能力。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绝对优等生，但却被老师称为“上帝的叛徒”。他天性中对科学和实业的信服，令他将神学与上帝排出在了生命之外。
愤然离开学校之后，他被推荐做了英商（河北）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经理考尔德的“跑街”，月薪100银元，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现代的推销员和公关干事。因为刘鸿生非常精明能干，对这件工作胜任有余，很快便进入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坐上了开滦矿务总公司（当年英商开平、滦州两矿务局合并）买办的交椅。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西方人无暇东顾，手握开滦实权的刘鸿生趁机增大煤的兜售量，积累了大笔创业基金，身价暴涨，许多沪上的大亨都主动与他结交。此役令刘鸿生再不甘做“洋买办”，干脆与英商开滦总公司打起了长达两年多的官司，并在此期间买下徐州贾伍煤矿的全部债权，成立自主控股的华东煤矿公司。一代令国人感到自豪的“中国煤炭大王”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