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人口多少？我不太清楚，我只能采取官方的数据。现在讲第三个问题就是基尼系数可能没有一个更好的测量平等的指标，要从基尼系数上来看，如果你说得是对，只有有钱的人经济状况才有改善，这个基尼系数应该有变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看有一个指标不是收入的不公道，是财产分配的不公平，这个在印度是有恶化的。因为印度有很多的富人不是挣高工资，是靠资本的高回报。从这个指标来看，印度可能比我们中国从公平角度来讲更公平，这是有可能的。
第三我要说，印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清楚，而在美国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你挣钱多了挣钱少了之间的不平衡。而中国的不平等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是一组人和另一组人之间的不平等，我觉得这种不平等是在恶化。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话，如果是你教育程度比我好，也是你比我聪明，所谓这种跟市场组合原则的不平等，即使这个问题存在的话，我觉得也不是特别严重。因为你比我聪明，你当然挣钱比我挣得多了，但是实际情况是相反的。就是你受教育高，你就应该获得比我多，但是仅仅是作为一组人，你是一个城市人，你是一个农民，因此造成一个收入差别，我觉得这是一个体制问题，这是政府可以改变的，比如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就造成城乡之间差距的最大因素。
再讲到第一个问题，首先从统计上来讲，首先讲到机构消费，你刚才讲的是投资，你不是消费比例，我刚才举的这个数据是什么？就是零售数据，就是你买东西了，你买个暖瓶，收音机之类等这些东西，而你刚才所有说是三块，政府的消费、投资、进出口。你说所有都在中间这个投资里面。我倒不觉得中国的公共产品投入，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缺少了医院，缺少了学校，但我觉得是体制上的问题。是有学校但他不让你进去，有医院但不给你公费医疗。就是建多少医院多少学校，就是你缺少公共产品的销售和缺少这些设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是有疑问的，中国从人均医生、人均老师在世界上指标都不低的，我觉得并没有缺这些设施，主要还是一个体制问题。
为什么印度的消费占了GDP的50%还多？
现场嘉宾：黄博士，我觉得有一个数字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印度的消费占GDP的比例这么高，跟发达国家的美国都接近，你提了一个理由我还不是很理解。中国从这个当中可以学到什么？
黄亚生：一般的国家都是这么高的，要解释的不是印度，大多数国家都是60%、55%，而美国是过高是70%。就是说50%是一个正常的状况，所以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这么低，而不是要解释印度为什么高。因为我刚才提出了从个人的储蓄率来讲是解释不了，因为这十几年没有增加，主要是收入占GDP在下降。农民工的例子很好说明，中国统计局讲，中国农民工在2008年年底是有2.3亿，很大的一个数据，而农民工要做好的话都是在农民里面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工龄都是30、40岁就是最能干的这活人，他从农民到城市来打工，对产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本来生产这么多，一来生产很多的东西，但是他的消费基本上停留在过去的水平。对农民工来讲有一个考虑，可能就是小孩的教育，小孩的医疗，所以他的消费几乎停留在以前那种水平。
那么产出GDP的贡献非常非常大，但是他的消费贡献非常非常小，所以才出现了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持续10年，那么这个消费水平和GDP的水平肯定是在下降。这是第一。
第二，对农民工来讲，有一个社会保险，有一个户籍的问题。对城市居民，对于农村居民来讲有一个个人收入增长的问题。个人收入增长的问题，要从统计上来有几年还是觉得不错的。比如这几年政府有时候报纸上叫做被增长，有时候增长9%。城市的调查我不清楚，而农村的调查是在2005年以后，农民的GDP增长有所加快，但是我很怀疑是不是快到了8%、9%的程度。我发现统计局在2006、2007年以后改变的调查的办法，更多是调查比较有钱的人，就像李先生说的更有钱的人。就是最高收入在调查者以前占的样本是在2003、2004年左右是占10%左右。而到了2006年一下子变成了32%，当然这样变化可能有他一定的道理，如果你增长的话，就会到另外一个高的收入层次上去。但是他这么快我就有点怀疑，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有所改善，但是改善的程度很可能官方公布那么多的改善。
现场嘉宾：我给你一个比较权威的数据，去年2009年我们GDP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我们用电量是平衡的，甚至后来是下降的，工业经济增长下降不成为正比，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人提出的一个数据。
黄亚生：中国的用电量和中国GDP的增长是反的关系，在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没有看到一次，而在中国出现了三次。90年代末期，还有一个时期我忘记了，还有去年，这非常非常奇怪，但这主要是工业问题。我们调查也问农民工的家庭问题。我们就看人家用几度电，你会发现人家根本不消费，你到他家里，看不到什么消费品。
龙象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走下去，是不是死路一条？
现场嘉宾：你好我是北京邮电大学的教授，我比较关心中国和印度共同的问题。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不是能够走得通？黄教授对于中国出口的数量和数据比我更清楚，比如中国每年出口服装，全世界每个人几十件，出口玩具，全世界的儿童每人几十件，在中国当然拉动了一部分就业，但是在100多年前，也就是六七个国家，美英法德意日率先工业化了。为了争夺市场材料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现在占世界人口的21%，13亿人，那么不打世界大战，把全世界的工厂全关张倒闭，全世界的工人都失业，世界市场的规模是不是足以支撑中国的工业化。去年3月份我在海南岛地区开了一个大会，我问今年与会的国家代替世界总人口的2/3，我们都说亚太地区中国的模式好，那么这么做起来我们生产东西卖给谁？所以在出口方面，我想得不是龙象之争，而龙象在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是不是死路一条。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黄亚生教授有什么看法？
黄亚生：我觉得像龙象肯定是一种竞争关系。生产得多市场规模太小。因为这种金融关系也是一个是市场规模在增长，主要原因是什么？一般来讲，印度官方、中国官方有时候会这么想，我们中印是合作互补的关系，这实际上是瞎说八道。中国跟美国是互补的关系，印度跟美国是互补的关系，中国跟其他第三国家肯定是竞争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现在跟印度能源方面的竞争，以后肯定愈演愈烈，这是我的预测。市场上稍微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在生产、在消费。按理我们生产这么多衣服，生产20件衣服，应该有10件是我们自己穿的，有15件是自己穿的。之所以出现这位老师说的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自己的经济失衡。
现场嘉宾：这个不成比例，中国2007年出口300亿件服装。中国这种大部分出口，他的出口比例远远超过国内，有可能消费的数量。
黄亚生：咱们不是说生产一件衣服就要消费一件衣服。那300亿服装相对来说有一个收入，大概这个收入按说收入就应该用于消费，卖给其他国家生产的东西，为什么现在中国成了一个生产大国而没有成为消费国家。我觉得跟我们的经济政策、经济制度是有一定的关系。我自己认为，贸易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而且中国的这个过度的这种出口其实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反常的情况。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进口加上出口，占中国GDP的60%，本身是一种反常的情况，而这种反常情况而不是减少进口、减少出口，而是要解决我们内部的问题。
嘉宾精彩观点——
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一直都不足。当时为什么要改，是国有企业实在办不下去了，拖垮了财政。没有办法当时才进行放小、改制。为了国有企业脱困，想出了一个理论叫”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造”，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从一些竞争性领域中退出，然后把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在公共财政上，俗称”国退民进”。
入世以后，对于民营资本放开了很多领域。但有很多的领域，从政策上看是放开的，实际上进不去。这个被人称为“玻璃门”“弹簧门”，还有“玻璃顶”。有很多无形的障碍，从行业上看放你进去了，但是没有其他的配套政策。或者某一个产业的某一个阶段放开了，但是产业的上下游没有放开，进去了也会逼迫你出来。
美国是充分利用国内消费市场，把消费市场做起来，然后依靠它的技术驱动、消费拉动，这种经济是一种大国经济，而靠出口驱动和投资驱动的这样的经济是一个小国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
我们从上个世纪90代就讲启动消费，为什么这些年启而不动？原因就在于民营经济不发达，民营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充分，城市化程度不高，老百姓收入不高，第三产业搞不上去，只有依赖出口，依赖出口最后就让外国人赚钱，我们赚了一大笔美元，结果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我们的外汇就这么消失掉一些。所以，中国要走向一个大国的经济，应该发展民营经济。
国进民退的五大后果：第一国民福利的损失，第二是市场经济的秩序无法建立；第三是结构调整永无可能，第四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如果说国有企业进一步地扩张，国进民退，那么中国还会出现其他社会问题。当然，这其中也孕育了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