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有其特殊的背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调整不相适应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局限在农村城镇化实现之前仍然十分突出，农村与城镇人均收入的差距甚至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于是，“三农”问题日益突显出来。为解决“三农”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增加农民收入、减免农业税、免除农村中小学生学杂费等政策，不断加强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农民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力度。但“三农”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中国人口总量众多，国情复杂，发展很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竞争之后，“三农”问题尤显突出，农业人口走向城市，减少实质意义上的农民，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步伐，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农业风险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势在必行。在这体制转轨、改革阵痛的特殊历史时期，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
解说：上个世纪末，当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的问题一次次被提出、引起关注之时，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开始进入我们的视线。阮梅历时三年，跨越五个打工省份，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深层次问题展开调查。
乔卫：阮梅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势在必行，一个是不可避免。刚才阮梅说到了自己接触这么多留守儿童的一个感受，就是“痛”。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痛的由来，因为任何阵痛、长痛都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很多问题产生。那么，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阮梅：是缺少父母亲情关爱，父母应有的教管。
乔卫：我们知道，孩子离开父母的庇护，也可能会同时培养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性，这是一方面。但正如阮梅所说，如果父母离开了，对于需要家庭关怀的孩子来说，应该是情感的一种缺失。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有很多方面，你觉得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会不会有一种爱能全面替代父母的亲情？
阮梅：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课堂，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对孩子的成长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家庭教育是伴随人一生的教育，没有哪一种爱能够全面替代父母的亲情。
乔卫：所以不管是隔代监管，还是来自社区等多方面的关爱、关心，都不能代替父母在孩子情感上的作用。托管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如生存、道德等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孩子的父母，你有什么建议，他们怎么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孩子呢？
阮梅：我的建议有三个。首先，外出父母要为孩子留下更多亲情之爱的空间。父母外出之前，要积极、妥善地处理好与代管父母、学校班主任老师、孩子邻居的关系，针对孩子身体状况，性格爱好等实际，主动和他们沟通，确定适合孩子的教子良策，促成孩子周围更多的人愿意担负起对孩子的教育管理、协助管理的责任，让孩子生活在一个人人都能给予爱的温暖的环境里。二是要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减少父母外出对其子女造成的不良影响，让孩子相隔千里之外仍然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疼爱。利用假期谈话或平时电话、书信等形式与孩子沟通交流。三是讲究家庭教养艺术，以孩子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身体为第一要务，激发孩子多方面潜能。留守儿童相对孤独，大多容易滋生自卑心理，形成忧郁性格，父母要给予孩子充足的自信，在经常性与子女进行情感交流和亲子互动的过程中，无论采取哪一种交流方式，都要认真倾听子女的心声，细心询问他们的生活，身体与学习情况，无论孩子做到的成绩与父母期望相差有多远，都应积极鼓励他们的点滴进步，并给予好的建议。遇到儿女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应改变****型、放纵型等简单与粗暴的管教方式。使孩子在父母浓郁的关爱中滋生积极努力、乐观向上的强烈欲望。其次是教会孩子迎战挫折的能力。如人际交往能力的锤炼，生活自理能力的锻炼，生命安全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独立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勤劳刻苦、迎难而上的顽强斗志的激发。无论父母走多远，这些都是作为父母必须对孩子履行的成长教育的基本责任与义务。其三是教会孩子抵御社会不良诱惑。要让孩子远离网吧，远离电游，远离暴力，远离火灾，远离水患，远离车祸，亲近学习，亲近同学，亲近家人。按时上学，按时回家。病了要医，饿了要吃。有了解决不了的困难一定要主动向代管父母、邻居、班主任老师求助，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快乐的生活与学习。
乔卫：听完《世纪之痛》作者阮梅这番话，我特别有一种感觉：她的文字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意识，这种意识不是顾影自怜，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自觉地关注底层大众的良心和责任。正是带着这种责任和使命感，怀着一份沉甸甸的对底层大众的良知和关心，阮梅才完成了这本沉甸甸的《世纪之痛》。刚才说了，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他们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品质，但还是要把家里的事情管好，把孩子管好。哪怕是托管，也要完成这种使命。那么对于代管孩子的监护人来说，应该怎样抚养这些代管的孩子？他们要为这些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才能使这些孩子能相对地更加健康地成长呢？
阮梅：无论谁做孩子的“代管父母”，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做到让孩子们吃穿不愁容易，让孩子感觉幸福与快乐却需要“代管父母”长期的付出。孩子最需要的环境，是整个社会环境要向良性的、适合少儿健康成长的方面发展，包括公共场所的文明秩序，娱乐场所的治理整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目前，“代管父母”已经延伸到了社会各个层面，在有一些地方，已经有很好的尝试。从大面上来说，有的学校实行住校制，对父母外出的孩子进行集中管理，在这样的学校，有专门老师指导和引导孩子们课外的生活与学习。有的地方是国家公职人员做“代管父母”。我所生活的地方，华容县万庾镇，有881个农村留守儿童，其中，有168个缺少亲情照管的孩子，都是由镇、村干部、党员代管着。万庾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在节假日带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扩大生活面，社会反响非常好。
乔卫：我想“背井离乡”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是很好的词，不是让人很舒服、很惬意的词汇。但背井离乡现象对生活在农村的很多中国人来说，又一直在上演。对于很多生活还并不富裕的家庭，父母能外出打工，是一个人能力的表现。然而，对留守儿童来说，他们的父母离开了，他们将怎样生存、教育、成长，是全社会关心的问题。阮梅所说，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留守儿童问题不是一代孩子的问题，他们还将影响好几代人。如处理不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想听阮梅的看法。
阮梅：切实解决好农村留守孩子问题，既关系到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又关系到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对此，党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关爱农村留守孩子等社会弱势群体已成为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了相关保护性条款，各级各部门都有了具体的行动。全社会已经行动起来。
乔卫：我看了《世纪之痛》这本书，有一种深切感受，觉得作者阮梅不仅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客观生动的描写，而且对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现实原因进行了理解和阐释。从文学意义上说，显示了作家捕捉生活的敏锐和勇气。但从大的角度来说，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写这本书，发行到社会中，你希望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什么？
阮梅：自前年“两会”以来，党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自上而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这是孩子之幸，农民之幸，也是国家之幸。只是，我们国家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别、改善农村留守孩子生存环境的一个长效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于中国国情，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状态还将持久地存在。作为一个多达2000万人的庞大群体，谁来为他们修补破损的亲情天空、成长天空？他们的未来究竟会承载怎样的命运？我期望《世纪之痛》这部书，就是一个立起来的问号，期待它能够引起更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以及社会上更多的人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思考，行动，从而达到正视现实，群策群力，逐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目的。
至于作品本身，我没有任何企望。事实上，我并没有将它作为“作品”来看待。它只是我内心情感的一些真实反映，是我提供给有志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是我为社会喊出的一声“痛”。
乔卫：我想呐喊来自内心的召唤，来自对社会民众关切的原动力。从2005年开始，阮梅把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节假日，用到留守儿童问题调查上。我在后记中看到这样的文字：“那时候，我的确没有想到调查的路会如此艰难，以至于今天走出去的路，明天还能够安全地走回来，都是问题。最初的我，像一个没有准备任何干粮与行囊，没有一张明确的路线图，仅凭着热情和冲动，就朝一个模糊的目标出发的行者。”接下来还写道：“我动摇过，想到过放弃。但每在这时，那些留守孩子的脸——顽皮的、嬉笑的，更多的是木讷的、流着泪水的脸，就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们那么幼小，那么需要关爱，那么需要他人的帮助。”我想有情感才能创作好的作品，在长达几年的采访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哪些画面是经常浮现在你脑海当中的？
阮梅：大到2000万之多的留守儿童数字，小到孩子的一个眼神。只要提起父母就想流泪的那种眼神。孩子长期缺少父母亲情照管，一旦被人问起父母，更多的孩子虽然内心百感交集，但外表显现出的却是问不出言语的沉默，这种沉默让人极其难受。有一个八岁男孩坐在我面前，既不说话，也不回班级，只是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十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想离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不得不离开时，我看见他终于泪流满面。在调查中看多了这种眼神，我常常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直到现在，我仍然还没有从这种眼神中走出来。
乔卫：我想阮梅说这话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非常深的。经过这么久的调查，从宏观上，从社会方方面面齐抓共管方面有哪些建议呢？
阮梅：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近些年，中央政府一直十分关注与重视，并且出台了系列举措。应当说，一个全面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新时期已经到来，但仍然期待全社会的整体参与。
孩子是家庭的，国家的，也是社会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它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享受了改革带来的方方面面成果的同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的解决需要我们整体的参与，全社会的担当，而不能简单地将责任直接推给中央政府或者农民工。面对那些缺少亲情关爱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出回应。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多考虑：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完善学校德育教育，新增儿童教管资源，创立专门代管机构，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政府责任主体，强化媒体舆论监督，形成全民参与的态势。只有大家一起努力，全社会共同建立起一个相互依托，优势互补的强有力的综合性社会支持体系，才能有望彻底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乔卫：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农村个人生存发展权益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儿童，很多问题是通过家庭和家族力量进行解决，这是中国的传统。这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是不相同的，西方实行的主要是国家福利制度。我们有没有良策可以借鉴呢？
阮梅：国情不同，西方有的理念不一定有可借鉴性。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产生的特殊问题，解决起来只能靠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
乔卫：纵览阮梅的作品，给我一种感觉，作者总是带着母性的情感来进行写作。在阮梅的笔下，总是能敏感触到来自母亲的细腻、温和和宽容。说到孩子，阮梅因为写作，接触了很多孩子，这些年接触、采访了多少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身上有没有共同点？
阮梅：八百上千，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苦一点也可以。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才是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