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古往今来“戏剧小说”尽管多得不胜枚举，在内涵丰富深邃、人物多彩多姿、情节曲折生动和影响深远持久方面，却鲜有可以与《学习时代》比拟者。特龙茨讲：“在世界文学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成功地描写艺术体验的作品。”[100]
小说的前五集，也即以《戏剧使命》为基础加工修改成功的部份，更是系统、完整地写了戏剧艺术的方方面面，堪称是德国当时戏剧生活的一部形象直观、色彩斑斓的百科全书。诸如儿童木偶戏的排演，节日民众戏剧演出，杂耍班的广场献艺，业余戏剧活动和宗教戏剧表演，还有流动戏班、宫廷剧团和城市剧院不同风格的演出，还有即兴表演、对台词和彩排的情况，还有剧院经理、导演、演员和提词员的工作，以及音乐伴奏、舞台布景等等具体而微的问题，书中都有细致而内行的描述。尤其是关于莎翁名剧《哈姆雷特》的排演，关于剧中主人公的性格、心理和行为的把握，早年曾狂热崇拜莎士比亚的歌德更借威廉之口，发表了异乎寻常地独到、系统、详尽和深刻的见解。小说与此有关的第四集第十二、十五章和第五集第四、五、九、十一章，完全称得上是一篇精彩的“《哈姆雷特》论”。此外，剧院经理赛罗那段论戏剧与长篇小说之异同的谈话，也不无价值和意义（见第5集第7章）。
除了戏剧艺术，书中关于绘画、建筑、音乐等的描写和议论也不少（如在第8集第7章的结尾），就不再一一列举和详述。
《学习时代》这部教育小说尽管内涵丰富、深刻，对艺术问题的探讨深入、细致、详尽，读起来却并不枯燥、乏味，不，相反倒十分引人入胜；这在以思想深邃见长的德语长篇小说中，可以讲颇为少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歌德这部作品非常讲究艺术性，是因为深刻的思想往往直接而自然地地融入了生动的故事情节中。
在歌德的所有小说里，《学习时代》的结构是少有地严谨，情节是格外地生动、曲折、起伏跌宕，而且悬念一个接着一个，隐约的伏线和神秘的暗示也很多，如迷娘和竖琴老人的蹊跷的行经和身世，演出《哈姆雷特》时自动前来救场的鬼魂和他留给威廉的警告，还有当晚来到威廉床榻上的不速之客等等，都叫人一直要读到全书结束，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歌德为了将复杂的故事情节编织得错落有致，耐人寻味，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
还有一个小说的情节结构别具匠心的例子：书中第六集《一颗美好心灵的自白》写了一个虔诚、善良的女性的一生，本身可以讲是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中篇小说，乍看起来似乎节外生枝，实际上仍紧紧地扣着人的教育、修养、成长这个全书的主题。只不过，其女主人公为完成自我修养走的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途径，即信仰宗教和回归内心，离群索居地进行内省罢了。但正因此，它与威廉的热心从事艺术，积极投身社会改良的实践，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照，起到了丰富和加深中心思想的作用。还不只此，这一集中提到过的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人物，在小说的其它部份、特别是后面两章中，还出乎我们意料地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起结构和情节的安排来，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成就还更加令人赞叹。活动在年轻的威廉周围并从正面反面给了他教育的人，真可谓男女老少，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其数量之多，性格、形象之鲜明，在歌德的所有作品中唯有《浮士德》可比。不同的是，他们绝大部分都出自现实生活，因此血肉丰满；显得超常和带有神秘色彩的唯有迷娘和竖琴老人。而恰恰是这两个与主人公关系密切的人，他们奇异的性格和遭遇，又赋予了这部基调为现实主义的小说以浪漫色彩。
以职业和等级分，《学习时代》的人物主要有商贾、艺人和贵族三类；而在每一类中间，他们又形形色色，各具鲜明的个性。甚至同样身份、同样职司的人也无一雷同，因此往往起到了相互对照和彼此衬托的作用。例如威廉与他青年时代的好友和妹夫威尔纳，虽都出身商贾之家，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越来越情操高尚、抱负远大，积极投身改良社会的事业，一个却越来越庸俗、市侩和唯利是图。同为剧团经理的梅利纳与赛罗，也个性和作风迥异，一个猥琐卑劣，与其说是从艺不如说是做买卖，一个放浪形骸，艺人的习气分外浓重。至于为数更加众多的男女演员，还有同为贵族的罗塔里奥及其糊涂迷信的伯爵妹夫和玩世不恭的弟弟等等，也是一人一个模样，叫读者过目难忘。
小说中尤以女性的形象最为光彩夺目，作者歌德似乎对她们怀有偏爱，在塑造他们时注入了特殊的、浓重的感情。拿与主人公先后有过感情纠葛的玛莉雅娜、菲莉涅、特蕾萨和娜塔莉亚来讲，她们要么善良、忠贞，要么乐天、聪明，要么干练、理智，要么气质高雅、心性高卓，没有一个身上不有许多可爱之处。就连她们中最可非议的女戏子菲莉涅，虽然性格轻浮，却绝不势利庸俗，相反倒极其慷慨大度，富于正义感。可以认为，在德语文学的人物画廊中，菲莉涅是个独具特色的典型。出身与地位低下的她与贵族出身的特蕾萨和娜塔莉亚一样，做人行事都独立不羁，迥异于其他一些作男性附庸、受制于男性的传统女性。因此可以讲，她们也是新时代的新人，新时代的新女性。其中特别是娜塔莉亚，在主人公威廉和作者歌德的眼中一直是一位Amazone，即女中的豪杰或巾帼丈夫，精神、气质不只胜过一般男性，简直可以讲被威廉当作了典范和偶像。也许正因为如此吧，她更多地是一个理想的、神圣的象征，而不如菲莉涅现实和有血有肉。
《学习时代》尽管人物为数众多，我们可以分为感性的和理性的两大类，前者多为小说上半部所写的菲莉涅这样的艺人，后者多为塔楼兄弟会周围的人物如雅诺和“教士”等等。当然，理想的人最好是具备两者的优点，摒弃他们的缺点，但要做到又谈何容易？所以，在小说中，似乎并没有一个真正理想的人物，即使罗塔里奥和威廉，也仍须在实践中继续受教育和学习成长。
在感性的人物中，迷娘和竖琴老人可谓走到了极端。特别是迷娘，她跟维特和《亲和力》的主人公爱德华一样过分地强调了感情，也认为：“理性是残酷的，心更好。”（第7集第8章）。她老是唱着心灵之歌，死于无节制的相思和渴慕。她的世界神秘、悲凉但却极富诗意。而竖琴老人则让我们想起古希腊的命运悲剧。
迷娘和竖琴老人，在歌德的经历中未必有生活的原型，多半只是作者的艺术虚构，只存在于作者的幻想中。其中的迷娘只是反映了歌德本身的渴慕与向往；向往的对象具体地解释可以是欧洲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意大利，但是恐怕又不只是意大利。竖琴老人呢，则可以说反映了歌德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迷惑，就像《浮士德》、《亲和力》等作品一样。这两个尽管只是出自幻想的人物，却以自己曲折离奇的故事和优美凄清的歌曲，给整个作品增加了不少神秘的色彩和浓郁的诗意。这些歌曲凭着本身的魅力，更是广为流传，成为了歌德抒情诗里的精品，世界诗歌宝库中的明珠。关于这两个人物，冯至老师在1943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
在全书里，歌德还以另样优美的心情，穿插一个美妙而奇异的故事，那个迷娘和竖琴老人的故事。有几个《学习时代》的读者不被迷娘的形象所吸引，不被竖琴老人的命运所感动呢？他们的出现那样迷离，他们的死亡那样奇兀，歌德怀着无限的爱与最深的悲哀写出这两个人物，并且让他们唱出那样感人的歌曲。仅仅这两个人物的故事，已经可以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上品，但它在这里只是一个插曲……[101]
书中的一个“插曲”已足以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上品”，整部小说的巨大价值更不待言了。有人惊叹于《学习时代》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宏大、深邃、严谨，便很恰当地把它比作一部交响乐。
但是，正像一部大交响乐的流传、接受往往赶不上一首小夜曲什么的，这部杰作直至目前在我国的影响不只无法与歌德的其它名著如《维特》、《浮士德》同日而语，甚至也远远赶不上小说中插入的诗歌如《迷娘曲》等等。可是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片断的翻译，已对我国的文学和政治生活产生过影响，其例证就是抗日战争中从国内一直演到了国外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102]
十年前的1988年，业师冯至教授和夫人姚可昆老师终于推出了《学习时代》开笔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全译本，弥补了我国歌德介绍的一个重要空白。就像我的学术事业得到了冯至老师的巨大促进和奖掖，使我终生收惠，永志不忘，我在研读和重译此书的过程中，也不时地参考老师的译本，同样获益良多。
《亲和力》——“含义无穷的艺术杰作”
1774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歌德以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震动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坛。事隔三十五载，在年满六十而进入老境的时候，歌德又出版了长篇小说《亲和力》（1809），再一次于德国读者和评论界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也可以说，在歌德生前，《亲和力》所受到的注意和引起的争论，超过了除《维特》以外的其他所有作品。小说问世的次年，一位友人写信给歌德说：“我从来没有听人谈起什么像谈您这部小说一样地感情激动，一样地恐惧不安，一样地愚蠢荒谬。书店门前也从来没有过这么热闹拥挤，那情形简直就跟灾荒年间的面包铺一样……”[103]
一方面，《亲和力》获得了一些富有鉴别力和洞察力的作家和评论家的高度赞赏。卡·威·弗·左尔格说：“这是一部含义无穷的艺术杰作”；威廉·格林认为：“它只有歌德才能写出来”；福凯则断定：“这样的杰作，我认为，年迈的大师还从来没有写过。艺术如此精湛、深刻，感情如此热烈、真挚，信仰如此神圣、宁静！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倾心于他。”[104]
可是，另一方面，《亲和力》这部书却为当时的多数读者所不理解，一些个卫道士甚至骂它是“一部不道德的书”，“有伤风化”，而它的作者歌德，也就被斥之为“异教徒”，因为他据说在书里竟然为违犯基督教所谓“十诫”第六诫的人作辩护。[105]
相传在一次社交聚会中，一位夫人告诉歌德，她认为《亲和力》这本小说是极不道德的。歌德听罢沉默良久，然后才冷冷地问答：“很遗憾，它却是我最好的作品。”[106]
时至今日，人们对《亲和力》的评价虽然都已趋于肯定；但是，具体谈到它的主题和思想内涵，仍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题材和主题思想而言，《亲和力》可以讲与《维特》确有相似之处；但是老年的歌德毕竟不同于青年歌德，《亲和力》的思想内涵事实上要深沉得多。
歌德在晚年曾经说，他的所有作品“仅只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断”。《亲和力》也不例外，同样反映了他一个特定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
1807年12月，歌德在老友耶那出版商弗洛曼家中作客。弗洛曼有一个养女名叫米娜·赫尔茨丽卜。她年方一十六岁，总是穿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娇嫩白皙的脸上长着一双顾盼撩人的黑色大眼睛，眼神中总是含着忧郁、智慧和幻想，后脑勺上盘着乌黑的发辩，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初绽的花蕾一般地美丽。在冬日的寂聊中，歌德和随后到来的一位当时算是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察哈里阿斯·维尔纳尔比赛写诗，可爱的少女米娜自然成了他们崇拜和讴歌的对象。在两个礼拜里，歌德颇为她写了些自己本不喜欢写的十四行诗，不知不觉间，他已忘记这不过是逢场作戏，而真的爱上了米娜。这是歌德二十多年来又一次产生了强烈的爱欲，内心激动不已，似乎恢复了青春。然而，这却是一次无望的爱情，只能给他带来痛苦：歌德已经五十八岁，与姑娘的年龄太过悬殊，而且，他和克里斯蒂娜于1788年开始同居，第二年便生下儿子奥古斯特，在来耶纳之前不久刚好才和妻子正式举行了婚礼。没有别的办法，歌德只能努力克制自己勃发的情感，强忍着痛苦，像以往多次从自己的爱人身边逃走一样，未经告辞便离开了弗洛曼家。
《亲和力》就是在这短暂的冬日爱火中产生的。它的篇幅是《维特》的两倍多，但第一稿仅用七周便完成了。可以想像，五十九岁的歌德仍和二十五岁的歌德一样，也是在按捺不住的狂热状态和创作冲动中写成了《亲和力》。
不过，尽管如此，这部小说并非他与米娜那段短短恋情的直接和简单的记载。在弗洛曼家的经历和感爱，只提供了契机和刺激，迫使歌德去思考他曾经为之长期苦恼的一些问题。诚如同时代的著名作家亨利·胡斯所说：“在这部书中，歌德把自己丰富的阅历和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全都写了下来。”[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