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五十年前的“做个堂堂男子，别步我后尘”反差强烈，说明老诗人的心情十分沉痛。何以故？不只因为歌德现在确实老了，主要还因为他对半年以前那次令他完全绝望的爱情仍然记忆犹新。
人生似乎安排得十分美好：
白昼多么喜人，夜晚多么威严！
我们置身于天国般的欢乐中，
尚未曾享受壮丽的太阳，
心中已产生迷乱的追求，
对环境和自身感到不满；
没有什么能相互成全补充，
内心充满光明，外界一片黑暗，
外界的光明却被浑浊的日光遮掩，
幸福常被忽视——哪怕迫在眼前。
如今我们总算明白了！
女性的魅力牢牢地抓住了我们：
年轻人，快活一如健康的儿童，
青春焕发一如春天自身，
惊讶欣喜，不知谁使他这么幸运？
环顾四周，只觉世界属于他个人。
迫不及待，他要奔向远方，
城垣和宫堡都不能将他拘禁；
像群鸟盘旋在高高的林梢，
他也飘飘然，围绕着爱人飞行，
他情愿离开天空，到下界寻找
忠诚的目光，让它将他紧紧吸引。
这两节诗回顾充满着不满与追求的一生，写出了爱情的巨大魅力以及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为了获得忠诚的爱情，他不惜牺牲天国中的欢乐。然而结果将怎样呢？
可惜警觉得先是太早，后又太迟，
他很快感到飞行受阻，缧绁缠身。
重逢令人高兴，离别令人伤情，
再次重逢令人感到格外幸福，
多少年的相思转瞬得到报偿——
然而阴险地，分别已窥视着我们。
这节诗当不仅仅是写歌德自己与乌尔莉克的离合悲欢，而且指出了人生的一大缺陷和矛盾，与我国古代词人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园缺，此事古难全”的感慨是一个意思。既然如此，人能不能干脆别追求爱，拒绝相逢的幸福呢？不能啊。
朋友，你满怀深情，莞尔一笑：
一次悲惨的离别使你遐迩闻名；
我们痛惜你那不幸的遭遇，
你留我们独自将苦乐担承。
我们重又感到莫名的渴慕，
再一次堕入了爱河的迷津；
反复地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终将一别——分别等于死亡！
为了躲避分别带来的死亡，
诗人开始吟唱，嗓音多么感人！
深陷在痛苦中，自怨自艾，
愿神给他力量，述说他的苦情。
除非像维特那样悲惨地死去，人活着总得将苦乐担承，总会产生爱的渴慕，终将忍爱与爱人的离别，而离别就等于死亡。我们中国人将生离死别相提并论，认为同样地可悲可哀；全人类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应该说是相通的，而老歌德则将它明白而深刻地表达了出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写此诗时，七十五岁的老诗人不仅已忍受了与妻子克里斯蒂娜的死别，与自己年轻时的一个个恋人的死别，还有他的爱友席勒以及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也大多去世了；而且，半年前他又不得不忍痛与乌尔莉克分手。这次分手，在他犹如最后地告别青春，告别爱情，告别生活的欢乐，以他的敏感、多情和热爱生活，该是感到何等地悲惨和痛苦啊。《致维特》一诗，对人的生离死别之情作了高度哲理性的概括，是伤别题材的世界抒情诗中的一件杰作。
有没有什么战胜痛苦的办法呢？老诗人回答有，那就是将自己的苦情述说出来，使它成为诗句，成为作品。在歌德漫长的一生中，这个办法累试不爽；靠着它，靠着这种所谓“诗的忏悔”，他承受住了人生特别是爱情的巨大苦乐，战胜了生活中的一次次磨难，克服了心灵上的无数次危机和伤痛。没有它，世界文学史上就不会有《少年维特的烦恼》等一系列杰作，甚至也不会有大文豪、大诗人歌德。歌德称他的全部作品乃是“一篇巨大的自白”，确有道理。他在经受了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痛的一次离别之后，同样靠着尽情地倾吐心声、专注地进行创作的办法，来战胜痛苦与孤独，勇敢而坚强地走完他人生的旅程。
《爱欲三部曲》的第三首题名《抚慰》，不长，故全译全引——
****带来痛苦！——谁来抚慰
这损失惨重的、窘迫的心房？
现在何处呢，匆匆逝去的韶光？
徒劳啊，你为自己挑选了绝色美女！
如今你精神抑郁，行事迷茫；
那庄严的世界，已从意识中消亡！
蓦地，音乐驾着天使的翅膀飞来，
亿万种乐音在空中交织、回荡，
深深地渗进了人的灵魂，
让永恒的美在他的全身溢洋：
眼睛已湿润，憧憬在增涨，
音乐与眼泪同样是神的犒赏。
宽慰的心儿于是颤栗地感到
它还活着，还在跳动，渴望跳动；
真诚地感激这丰厚的赏赐，
它乐意将自己奉献，一改初衷。
它感受到了——愿永远永远！——
双重的幸福，在音乐和爱之中。
这首诗1823年8月作于玛丽温泉，比《哀歌》和《致维特》都早；但出于内容的考虑，歌德却将它摆在了最后。于是，在1927年编辑在一起出版的《爱欲三部曲》中，《致维特》为序曲，提出了全诗的主要思想，定好了全曲的基调；《哀歌》作为主体和展开部，将思想情感作了充分而激烈的倾吐、抒发，使全曲的情绪达到了震撼人心的高潮；《抚慰》恰似尾声，虽然还有感情振颤的余波，但已趋于平缓。
需要说明，这第三首题为《抚慰》的诗原系为波兰女钢琴家希玛诺夫斯卡而作。她曾以她的音乐给了老诗人心灵上的抚慰，使他忘却爱的伤痛，不再沉湎于伤别、伤逝的苦闷中，而是重新与生活和解、亲近，鼓起生活的勇气，增长爱的憧憬，于音乐和爱之中感受到了“双重的辛福”。作为尾声，《抚慰》重复了序曲《致维特》的主题，将以诗歌战胜痛苦的思想作了发挥和扩展，因为在艺术的大家庭里，音乐与诗歌乃是同胞姊妹，在古希腊的传说中同属缪斯女神掌管。
不能请读者吟诵、品赏三部曲的主乐章《哀歌》，终是一大遗憾。权引其23节中的最后一节，以窥其思想内涵的一斑：
适才我还是诸神宠爱的骄子，
如今却已将宇宙和自我失去；
神们试探我，赐我美女潘多拉，
她带来珍宝，可灾祸更多些；
他们逼我去亲她多赐的嘴唇，
然后使我们离散，置我于死地。
潘多拉系希腊神话中火神用粘土捏成的美女。爱神赐给她魅力，神使赫尔美斯赐给她口才和谋略，宙斯却给了她一只装满灾祸的小盒子。在歌德的诗中，潘多拉就是爱情的化身。由神或命运或人的天性所决定，“我”不能不去追求她；但她给“我”的，不只是珍宝，还有灾祸，而且会置“我”于绝境。谁来救拔“我”，诗歌、音乐、艺术，或者说女神缪斯。这，便是《爱欲三部曲》所蕴含的丰富哲理的集中概括。
如果说，《悲歌》直接倾述诗人对乌尔莉克的恋慕和失恋的痛苦，主要写的是“我”的话，那么，在其后产生的《致维特》中，“我”变成了“我们”或泛指的“人”，绝非偶然。这意味着，歌德不只要用三部曲总结自己多恋的一生，而且还想为自古以来既赐福于人类又祸害人类的爱欲作出一个解释，为人生的这一大矛盾寻求一道答案。
为爱情所苦恼的朋友，请听从历尽情海劫波的伟大诗人和哲人劝告：“做个堂堂男子”，在艺术、在创造性的劳动和事业中寻求抚慰，获取新的生活的勇气吧！
在艺术风格方面，《爱欲三部曲》与《西东合集》迥然不同，失去了色彩的明朗欢快和语言的幽默机俏，一切都变得严肃、深沉乃至晦涩、朦胧。这固然首先是作品的思想内容使然，但与诗人的年龄和生理、心理状态的变化，恐怕也不无关系。《爱欲三部曲》标志着，歌德已真正进入老境。从此，他成了一个严肃、沉默而富于睿智的老人。除了在孤独中偶尔因回忆过去而有所感触，他对生活已无热烈追求。他要做的事仅仅还有一件，就是完成对人生和宇宙的思索，并将思索所得写进《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等伟大作品中，遗留给后世。
“幕色徐徐下沉……”
——关于《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有人认为它是歌德晚年抒情诗创作的重要成果，有人视它为那部只写到阿拉伯的“西方作者的东方诗集”——《西东合集》的补充，有人称它做歌德在写完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之后和开始巨著《浮士德》第二部之前的一个“调剂和喘息”……诸如此类的看法，都并非没有道理。然而，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之所以为人注目，之所以引起世界各国研究者的巨大兴趣，主要还因为它是歌德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可观的成绩；同时，在组诗中，还反映出了中国文学给予歌德的启迪和影响，反映出了歌德对于中国精神的理解、共鸣和接受。
以德国的歌德研究家W·彼得曼开其端，[186]一百年多年来，已有不知多少学者对组诗一首一首乃至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希望寻找出其中的中国因素。这种做法，对于西方人来说实为必要，对于我们中国读者却显得多余；因为，只要认真地读一读组诗的译文，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切身的感受，都能在稍加思考之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归纳起来，这感受和判断大致就是“似曾相识”几个字。也就是说，《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的中国味道是相当浓的。笔者不打算以过于细致的分析破坏读者亲口品尝之乐，只想先交待一下组诗产生的时间、环境和契机，以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
组诗包含长短抒情诗和格言诗十四首，大部分都写成于1827年的5、6月间。当时歌德已届七十八岁高龄。他在终于完成长篇小说《威谦·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艰辛创作之后，丢开在魏玛城中的琐务，于5月12日来到他座落在伊尔姆河畔的花园别居中小憩。
时值春光明媚，在远离尘嚣的园子里一派蓬勃生机，诗人不禁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便在那里住了下来，一直到二十多天后的6月8日才回到魏玛城里的住宅。[187]晨昏月夕，花鸟草木，美好大自然的神奇变化激起了歌德的联想，引发了他的诗思。或即景生情，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怀，一首一首情真意切的诗歌便从老诗人的心中涌泉般地流了出来。
在上面交待的组诗产生的时间和环境两个方面中，更加重要的是时间。因为对歌德与中国的关系而言，1827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他重读了《好逑传》，并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对中国文学发表了很好的见解；[188]他重新读了《玉笺记》后边的《百美新咏》里的一些诗，而且不仅是读，还将其中的四首诗译成了德文。[189]所有这一切，值得注意的是都发生在歌德写《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之前的两三个月内。《玉娇梨》和《花笺记》的男女主人公在庭园中和花前月下的邂逅、相爱，以及白大人、吴翰林、苏御史等“日日陶情诗酒”的场面和情景，于他都还历历在目；《梅妃》、《开元宫人》等七绝五律，以及诗体小说《花笺记》和另外两本小说中的大量序诗、引诗的韵律和音调，都还回响在他耳畔。因此，歌德在开始写组诗时，可以说是刻意在模枋中国诗歌的格调，以表现中国的精神和情趣。正因此，组诗的题名一直都干脆叫《中国的四季》；直到后来经过修改补充，在1830年正式发表时，才更名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这一更改大概表明，歌德已意识到诗中还包含着他本人的思想情感和经历体验，也就是说渗进了不少德国的成分，再不能仅仅称作“中国的”了。
那么，在这十四首中国格调的抒情诗中，又隐诲曲折地反映出了德国大诗人歌德的哪些经历和思想情感呢？
我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歌德于1775年应邀到魏玛，辅佐年轻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历任公爵的枢密顾问、首相、大臣、剧院总监，备尝政务辛劳和人事的烦扰，但是于国于民并无大补。歌德在写组诗之时，可以说对魏玛宫中的政事和酬酢都已极为厌倦。组诗的第1首和第12、13首，都表现了他这种疲于为政和向往宁静、向往自然的情怀。
二，歌德一生多恋，晚年依然如此。1823年，歌德在卡尔温泉和玛丽温泉又爱上乌尔莉克·封·莱维佐夫。此时诗人已经七十四岁，乌尔莉克却年方十九，这样的爱情除去相思之苦以外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面对着满园春色、盛开的百花、成双的孔雀，老诗人不禁又心旌动摇，思念自己曾经恋慕过的女子。组诗的第2、第3、第6、第7首，似都隐隐流露着这样的情感。
三，到了晚年，歌德的抒情诗也如他的代表作《浮士德》一样，常常对人生、宇宙的大问题进行思考，因而充满了哲理和智慧，如组诗的第10和11首，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年已七十八岁的老诗人在思考人生的之时，不免也产生迟暮和孤独的慨叹：好友席勒、赫尔德尔以及狂飙突进时期乃至古典时期的其他许多同代的作家俱已谢世，唯他一人硕果仅存。组诗的第9首，就可以说是歌德的自况。但是歌德并不消沉，因为他认识到了“世间还有常存的永恒不变的法则”，所以在“匆匆离去之前”，应该抓紧时间，“于此时此地发挥才干”。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歌德在写成组诗后不久，又集中精力去从事自己的“主要工作”：写《浮世德》第二部。
了解了歌德写作《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的时间、环境和种种契机之后，就请读一读组诗的译文。在进行翻译的时候，笔者参考了冯至老师三十年代的旧译和钱春绮先生的译本。
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一
疲于为政，倦于效命，
试问，我等为官之人，[190]
怎能辜负大好春光，
滞留在这北国帝京？[191]
怎能不赴绿野之中，
怎能不临清流之滨，
把酒开怀，提笔赋诗，
一首一首，一樽一樽。[192]
二
白如百合，洁似银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