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歌德究竟伟大在哪儿的问题，杨先生随后作了十分细致的分析和具体的回答。他阐发与歌德同时代的德国诗人魏兰赞歌德为“人中之至人”（der menschlichste Mensch）这句名言，拿歌德与功业赫赫的“秩血宰相”卑斯麦相比较，与“以他们的哲学奠定近代文化、近代一切理想底基础”的康德、黑格尔相比较，与“富有灿若日月的哲识理想、整个地充满了奋斗向上的精神”的席勒相比较，认为歌德真正的伟大“反而是他极端的、千百兆人们一般的平凡”，因而称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一个“十足的血肉的人”，“具有人生应有的一切矛盾，人生应有的一切长处和种种短处”，等等。
杨先生对歌德何以伟大的问题所作的这个总回答。自然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之强调歌德的伟大寓于平凡，强调他是个“十足的血肉的人”，强调他既有长处又有短处，则表现出鲜明的平民精神和民主精神，表现出一定的唯物和辩证思维的倾向，与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也不乏相似之点。由此反观杨丙辰先生，我可以不无几分骄傲他说，咱们这位泰老师不愧是一位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开明学者。
至于歌德在平凡中如何显示出非凡，显示出“极端的奇特”和“极端的伟大”，以致鼓舞人们，给予人们以“无限的对于人生的乐观”，对这进一步的问题杨丙辰先生作了三点具体的回答。他认为，歌德之所以非凡而伟大，是因为：
第一，歌德把人类的一切感情、人生的一切酸甜苦辣都完全彻底地“感觉了，经验了，吟味了”，因而对人生的真相、归宿、价值等等大问题，都有了至为明了彻底的观念和认识。
“第二，歌德自幼注重养成一种宁静和谐的精神，因此能于人生的种种矛盾面前不倚不偏，保持自身心灵的平衡——杨先生认为这是‘歌德一生上所最可珍贵的’精神，歌德之以能由一个极平凡庸常的人物一转而为一个极不平凡庸常的伟大的，‘最完全的’，甚至被现代的欧洲人们所视为可以代替了耶稣的人物的原因，就全在于此了”；还认为，歌德的宁静和谐“很有些合于”我们孔老夫子视为“修养上最高目标”的中庸之道，歌德正是愈近晚年，愈将它发展到了“园满大成的地步”，才成为高山仰止的伟大人物。
第三，歌德具有人类有史以来罕见的创作天才，并且善于运用它把自己非凡伟大的一生的情感、经历、认识记录下来，从而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不朽作品，把它们贡献给人类，使所有读这些作品的人都产生共鸣，以为歌德说出了“他们心坎中、肺腑中的话”，因此敬爱他，不再仅仅当他是一个诗人，而是视他为“人类的人”——杨先生称这样的人是“超出一切时间性、一切国际性、而与人类俱终的‘纯人’”，说歌德正因此而必然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崇仰，敬重。
杨丙辰先生在六十年前对歌德何以伟大作出的上述三点解释，自然已不能完全为今天的我们所赞同和接受。特别是其中第二点对“宁静和谐”和“中和中庸”的解释和评价，可以说更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认识大相径庭，而且也与歌德的实际不相符合。因为我们知道，狂飙突进时期的歌德的性格和精神绝不“宁静和谐”；而他到魏玛小公国以后对于“宁静和谐”的追求，在我们看来恰恰成了这位“最伟大的德国人”因循保守，与鄙陋的社会现实妥协，成为一个害怕矛盾斗争和厌恶革命的庸俗市民的内在精神根源。再有所谓“纯人”的提法，也表现出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因为歌德纵有许多超越自己时代和阶级的卓越崇高之处，却仍然十分“不纯”；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世界上自从出现阶级，就绝不可能再有什么“纯人”存在。
可是，尽管有这些明显地打上时代烙印的缺陷，杨先生对歌德何以伟大这个问题的回答仍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他强调歌德努力去完全彻底地感觉、体验、吟味“人类底一切感情，一切酸甜苦辣咸”的入世精神，认为他由此而认识了人生的真谛，从而才创作出许多的不朽作品，为人类作出了贡献，博得了世人的崇敬爱戴。他还指出，歌德的伟大在于他“超出一切时间性，一切国际性（我们现在称作民族性——作者）”，等等。
在分析歌德的伟大、歌德的价值时，杨丙辰先生异于和优于绝大多数只有皮毛之见的人的是，他坚信造成这伟大和价值的“是歌德一生各方面的生活和经历，其次才能说到他的为世人所珍贵的文艺作品”。杨先生认为，“凡所谓的生活，俱是合形体与精神内外两方面说的”，并且特别重视的是歌德的精神生活，说他的作品都是这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表现而已。这样，杨先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从而避免了人们在译介歌德时常犯的只见作品或者突出作品，不见或轻视作家本人的生活尤其是内在精神的弊病。“他的精神生活底宏富深邃，”杨丙辰先生感叹道，“更是一般地超出常人万万倍，巍巍峨峨地站在人群之上，找不出几个可以置放到他的旁边的其他人物来的。”
歌德之伟大主要在他的精神，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杨丙辰先生得出的正确结论。
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1982年3月22日，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正举行德国伟大诗人歌德逝世150周年的纪念会。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冯至教授作题为《更多的光》的主题报告。以报告的实际内容而论，可以认为现在是轮到杨丙辰先生的这位杰出弟子来继续回答歌德何以伟大的问题了。
在报告中，冯至先生继承自己老师重视内在精神胜于具体创作成就的价值取向，深刻地揭示和分析了歌德的一系列非凡和伟大的精神表现。在揭示分析的准确、深刻和明晰方面，冯至先生无疑超过自己的老师，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杨先生只按当时心理学的解说，把人的精神活动能力分作“智力、情感力与意志力”，并据此举出歌德的多才、多产、多恋以及意志坚强过人和“严以处己”等等，来证明他精神的非凡和伟大。这样的分析尚嫌生硬、表皮而未脱西方学者评价歌德的窠臼；冯至先生却未予因袭，而是把分析的立足点提上了影响歌德一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哲学的高度。
冯至先生把自己的报告题名为《更多的光》，并不仅仅因为这四个字是歌德所谓“最后的遗言”，被世人广为传诵并赋予了象征意义，而是他要以此来概括歌德非凡的一生的向往追求，概括他丰富多彩的文艺创作——从早年的《五月歌》到晚年的《幸福的渴望》和《浮士德》——所反复体现出的思想、精神。冯至先生认为，“歌德一生所歌咏的，是要有‘更多的光’”；指出歌德的伟大，在于他不但一生追求光明，歌咏光明，而且还为追求光明而“与外在的和内在的阴暗进行斗争”。冯至先生说：
与外界的阴暗斗争，固然不易，与自身内的阴暗斗争，更为艰难，他认为与自我搏斗是一种可贵的德行。他常用蛇脱皮比喻人到一定时期必须抛弃旧我，获得新生……他也曾用飞蛾赴火比喻人不愿在阴暗处生活，渴望光明，虽焚身于火焰，也在所不惜。[312]
就这样，在一篇不过四五千言的纪念会报告中，冯先生以深入浅出、明白畅达的语言，鲜明、具体、生动的例证，十分准确地道出了德国大诗人、大思想家的伟大精神的最主要之点。这样一种不懈地追求“更多的光”并为此而英勇斗争——包括与自我斗争——，而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精神，也就是世人一提起歌德就津津乐道的“浮士德精神”；只不过很少有人能像歌德研究家冯至那样，把它与对诗人本身的评价自然而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阐明它正是歌德的主要精神倾向和伟大之所在。
冯至先生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研究歌德，到今天已经半个多世纪，在著述中论及歌德何以伟大者绝不限于《更多的光》一篇。他1986年出版汇集自己有关研究成果的《论歌德》，为此而精心地撰写了《“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一文，放在书前作为“代序”。其实，我们认真读一读便可发现这篇“代序”非同一般的重要价值；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不啻是先生对自己半生研究歌德的总结。它里面有一些文字，把歌德的伟大说得更加具体，更加详细。
冯至先生在“代序”里说，歌德“博学多能，从他狭隘的环境里放眼世界，吸取古代的文化精华和同时代的哲学和科学的新成就，融汇贯通，不只给德语国家、而且给全人类做出贡献”，因此称他是当时所谓“世界公民”中最突出和杰出的一个。他说，歌德“气势磅礴，包罗万象，好像象咀嚼了全世界文化的英华，敢于向与莱布尼茨同时代的科学泰斗牛顿挑战……钦佩富于反抗精神的拜伦……称赞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神游于波斯、阿拉伯的原野，对远方的中国也有一定的理解。他永无厌倦地在精神世界里翱翔，创造出许多名篇巨著，这功绩在人类历史上是不能泯灭的”。
总之，在中国杰出的歌德研究家冯至笔下，那位生活在两个世纪之前的“最伟大的德国人”绝不仅仅是一位大作家、大诗人和自然科学家，更是一位眼观宇宙万物，胸怀全世界和全人类，巍然挺立于天地之间的大哲和精神巨人。
歌德究竟为什么伟大？
主要因为他的精神。——杨丙辰先生和冯至先生这两代中国歌德研究家的回答是一致的，也完全正确。
歌德的伟大精神表现在何处？
两位前辈的回答不尽一致，冯至先生持论富有新意和创意。
在前辈们潜心研究、周密论证之后，问题的解答已十分透彻详尽；我作为两位先生的隔代弟子和及门弟子，很难再有多少独到见解，但却愿循着先行者的足迹和思路，作一些阐发，讲几点感想。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也作一点“回顾”，讲讲我自己是怎样成为了新一代的歌德研究者，怎样走到歌德这位在时空两个方面本来离我都十分遥远的精神巨人身边的。
真正的开始应该讲是二十年前的1978年。那一年，北方的天空升起美丽迷人的希望之星，为了实现青年时代就立下的做一名文学翻译家的志愿，也为了走出仍旧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黑狗崽子”的阴影，我不要已经获得的讲师头衔，抛下弱妻幼女，带着破釜沉舟的悲壮决心向北方奔去。非常幸运，冯至先生向我伸出了他那温暖的大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