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走近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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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附录(4)

[253]见Richard Wilhelm:“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uin,Wildpark-Potsdam 1930,S.191.

[254]关于《浮士德》和“浮士德精神”在我国的接受情况,还可参阅拙作《歌德与中国》。

[255]作者陈彦谷、靳大成,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笔者引用此文为例只是指出“浮士德精神”在我国产生影响的历史事实;至于对文中的观点,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56]参见拙作《歌德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4-96页。

[257]参见闻天《哥德的浮士德》,载1922年8、9月的《东方杂志》。

[258]见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二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358页。

[259]参冯至《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260]董问樵《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7页。

[261]参见爱可曼辑录、朱光潜翻译《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244页。

[262]杨武能译《浮士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89页。

[263]同2,第87页。

[264]同上,第90页。

[265]同上,第663页。

[266]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董问樵先生意见分歧,他只承认狭义的“浮士德精神”(见《浮士德研究》第33页)。

[267]杨译《浮士德》,第27页。

[268]同上,第33页。

[269]同上,第91页。

[270]同上,第51-53页。

[271]同上,第198页。

[272]同上,第661-665页。

[273]同上,第670-671页。

[274]同上,第15、18页。

[275]同上,第679、680、682页。

[276]同上,第685-691页。

[277]同上,第698页。

[278]参加Theo Buck(hrsg)Goethe Handbuch,Verlag J.B.Metzler 1996,Band 2,S.478-498.

[279]参见杨译《浮士德》第668-671页。

[280]董问樵先生1987年问世的《浮士德研究》已谈到诗剧的人道主义内涵,指出它“特别强调‘爱’”,但未深入阐明其多方面的表现和重要性,只说“这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的问题”(13-14页),原因大概仍是时机仍不成熟。

[28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52页。

[282]K.R.曼德尔科夫编《批评家看歌德》,第1卷导言,慕尼黑贝克出版社1975版。

[283]Goethezeit一词已收入Gero von Wilpert编著的《文学术语词典》(Sachw?rterbuch der Literatur),见Kr?ner出版社1979版第315页。

[284]H.A.Korff:Geist der Goethezeit,4卷,1925-1952。

[285]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69-270页。

[286]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

[287]《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德文版第2卷第219页,转引自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70页。

[288]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我国的百家争鸣时代和汉、唐的鼎盛时期,也许可以算做这样的时代。

[289]请参阅高中甫著《歌德接受史——177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290]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4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91]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第14页,上海书店1982年印行。

[292]歌德作品的版本很多,搜集最全的为1887至1920年间出齐的所谓魏玛版(Weimarer Ausgabe),多达143卷。

[293]请参阅拙作《走近歌德》第306-3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94]同上,195-197页。

[295]请参阅《歌德接受史》第205页。

[296]Bernd Witt(hrsg.):Goethe-Handbuch,Band 4/2,S.781,Verlag J.B.Metzler 1998.

[297]请参阅《走近歌德》第330-343页。

[298]《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状态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文学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4页。

[299]Eckermann:Gespr?che mit Goethe,Insel Verlag 1981年版第1卷第210页。

[300]引自Goethe Werke,Hamburger Ausgabe第12卷第362页。

[301]同3。

[302]不排除在歌德之前使用过“世界文学”这个词,甚或提出过有关的想法;但是对其进行反复、系统而且深刻的阐述,歌德却肯定是第一个。

[303]转引自P.Boerner:Johann Wolfang von Goethe,Rowohlt Verlag 1978年版第130页。

[304]关于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可进一步参阅《走近歌德》第108-119页。

[305]参见Manfred Osten,Drahtlose Traumreise”,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法兰克福汇报》)30.M?rz 2002,Seite 47.

[306]此文原系为纪念冯至老师的88寿辰(1993年9月17日)而作。不幸的是还在他的生日到来之前,老人家已于2月22日与世长辞。今将此文收入论稿,作为对恩师的纪念。

[307]见1992年3月香港《现代诗报》载冯至先生答该报编辑部主任问。

[308]见绿原《歌德——文学史上的一颗恒星》,载《文汇月刊》1982年3月号。

[309]见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310]参见秋吉久纪夫《诗人冯至访问记》,载《中外诗歌交流与研究》1992年第1期。

[311]详见拙作《歌德与中国》,第119-121页。

[312]见冯至《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187页。

[313]有位同行批评“魏玛的孔夫子”这个比拟性的提法,以为它仅仅出自某个德国教师的文章里,刊登在德中友协不够“学术”的刊物上,算不得“权威”。这位同行似乎不知拿歌德与孔夫子相提并论者大有人在,如辜鸿铭、郭沫若、张君劢、唐君毅,还有杨丙辰和德国大汉学家卫礼贤等等。

[314]转引自彼得·伯尔内尔《歌德》,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1983年,第186页。

[3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2页。

[316]同(1),第188页。

[317]卡尔·雅斯佩尔斯《歌德和我们的未来》,同(1),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