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家诸表兄弟
1950年5月12日，******写信给表兄文南松，询问了文家诸表兄的情况。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此复，即问
近安
******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外婆家一共有五个亲表兄，一个堂表弟，自幼关系亲密。除文运昌外，还有五位，他们是：表兄文泮香、文涧泉、文梅清、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
文泮香，名士茆，号藻垭，行十，是******的八舅父文玉钦之长子，生于1880年，在文家诸兄弟中居长，是******的大表哥，即信中所提到的“十哥”，卒于1949年，享年69岁。毕生务农，老成正直，俭朴勤劳。1927年，他参加过农民运动。解放后，******对这位大表兄十分尊敬和惦念，多次写信或搭信向文泮香表示问候。当文泮香的家人写信告诉******，文泮香已不在世时，******深感惋惜，给他的遗孀和子女寄去人民币和衣物，以示慰问。
文泮香的遗孀黄氏，1957年2月偕长媳刘媛英和女婿王先槐及孙子文泽湘等赴京叙旧，受到******的亲切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他们还饱览了京城的名胜风光。
1950年5月7日，******亲笔致信表兄文涧泉：
涧泉表兄大鉴：
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南松兄第二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
健康！
******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文涧泉既是******的表兄，又是干兄，两人关系十分密切。他名士频，字涧泉，亦作鉴泉，排行十一，即信中提到的“十一哥”。他生于1881年9月26日，卒于1967年1月29日，享年86岁。
文涧泉因为家贫，只读过两年书，一生务农。旧社会，他曾充任房经管、大坪区区总。1927年1月10日，******由韶山到湘乡考察农民运动，曾到棠佳阁外婆家召开座谈会，文涧泉深受影响，积极参加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文涧泉与******失去了联系，但他仍非常同情革命，对******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十分钦佩。
新中国成立后，文涧泉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曾七次上京与******相见，并六次与******合影。1959年6月，在韶山，他曾受到******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此外，他还与******有过数封书信往来。
文梅清是******的第四个表兄，父亲文玉瑞，胞兄文涧泉，均与******关系密切。他派名士蘩，字梅清，亦作枚清、梅青，号沼香，行十七，即信中提到的“十七哥”。生于1887年1月22日，长******六岁。他与******既是表兄弟，又是干兄弟。
文梅清毕生务农，公正勤劳。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解放后，******对他十分关心，多次搭信向他问候，并邀请他赴京叙旧。1951年至1959年他先后六次赴京，其中四次与******合影留念。1950年5月7日，******从北京写信给表兄文涧泉，提到：“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在否，便时请你告我。”十七哥即指文梅清。
1951年9月，******派人到湖南接文梅清与毛宇居、张有成到北京叙旧。
1956年，文梅清与胞兄文涧泉、堂弟文运昌及堂侄文凤良再次去北京，在京居住月余，曾两次进入中南海，与******会面并合影留念。1957年，其长女文凯元赴京，亦受到******亲切接见。1961年，文梅清病逝于大坪棠佳阁，享年74岁。
******的第五个表兄是文南松。1949年11月28日，******亲笔致信表兄文南松：
南松兄：
来示读悉，极为高兴。
祝你健康！
祝各表嫂健康！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文南松（1890—1951），是******的八舅文玉钦的儿子，文运昌的胞弟。他名士苹，字鹿秋，生于1890年10月10日（光绪十六年八月廿七日），比******长3岁。
文南松为人忠厚老成，性情温和。******说他是外婆家表兄中最老实的一个，深得******喜爱。他早年在家务农。1921年护送表弟媳王淑兰和表妹毛泽建去长沙。1925年至1927年在湘乡参加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坚持斗争，冒着生命危险珍藏******与父母兄弟合影的珍贵照片。1949年他积极迎解，鼓励次子文炳璋参加党的地下武装。1950年5月12月，******再次亲笔致信文南松，对他及外婆家诸表兄表示亲切问候。
文南松身体不佳，体弱多病，于1951年2月病逝于家乡，享年61岁。他去世后，妻子刘氏，曾应******邀请，于1953年赴京，受到******热情接待，饱览了首都的名胜风光。临别时，******再次接见她，并一起合影。
******的堂表弟叫文东仙，行二十五，人称“廿五阿公”，是文运昌的嫡亲堂弟，与******关系亲密。
1921年正月，******回乡到大坪棠佳阁给舅舅拜年，也到堂表弟文东仙家拜访。然后，文东仙与******一同回韶山。正月初八日晚上，******的弟弟毛****、毛泽覃、妹妹毛泽建一边围炉向火，一边听******讲革命道理，教育全家干革命。文东仙也坐在一边，深受教育和启发。
大革命时期，文东仙积极参加了湘乡的农民运动，是一位革命人士。解放后，他数次见到******。
1954年1月，文东仙与堂嫂杨达昌（文运昌之妻）、刘氏（文南松之妻）及堂侄媳刘媛英等赴京，受到******的亲切接见，并游览京城名胜，临行时又与******合影留念。
1959年6月，******回韶山时，在松山寓所又接见了文东仙，并一起吃饭、照相。文东仙在韶山学校读书的孙子文锡祥也同时受到接见，并单独与******合影留念。
七、文家诸表侄
在棠佳阁外婆家，******有亲表侄八人，即文端人、文赐生、文九明、文砥澜、文凤良、文孝根、文炳璋、文端灵。他们与******关系密切。解放后，******多次写信给诸位表兄，也多次写信或搭信给各位表侄，向他们表示问候，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搞好生产和工作，同时还邀请他们上京叙旧，拉家常。******的谆谆教诲，给他们以极大的鞭策和鼓舞。
文赐生，名端木，号鹤林，生于1904年10月，是******的第二个表侄。其父文泮香，是******的大表兄。
文赐生生平刚直，自立无私。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农民运动。1930年至1938年随叔父文运昌和表叔王季范去长沙，先后在衡粹女校、长郡中学当工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文赐生曾送表妹毛远志、章淼洪等去延安，投身革命。同年，收到******寄自延安的手书一封。1948年农历9月2日，文赐生不幸病逝，享年四十四岁。
解放后，文赐生的妻子刘媛英及子女多次上京受到******的接见。1953年冬，刘媛英应******邀请，偕儿子文泽湘赴北京叙旧。1957年2月又与阿婆黄氏、儿子文泽湘等赴京，受到******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文九明，名端柯，字质彬，生于1913年7月，是文泮香的次子。他一生务农，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农会活动，任儿童团长。解放后，参加地方工作。农业合作化时期，他一度任过初级社社长。
1953年10月2日，文九明写信给******，要求去京。10月25日，******回信文九明表示同意，并交代了一些要注意的事项。信云：
九明同志：
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
十月二十五日
能于十一月上旬到京为好。
同年11月，文九明护送******的堂弟毛泽嵘、堂表弟文东仙及韶山革命老人毛月秋，由湘乡、韶山出发经长沙，赴北京，受到******的亲切接见。
文炳璋，名端桂，号笃庆，****党员。生于1919年12月25日，是文南松的次子。1949年6月参加党的地下武装——湘中纠察队。同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1年10月，文炳璋在广州中南军区防空部队通讯连服役时，******给他写信，希望他安心部队工作。
炳璋同志：
七月五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人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此复，顺祝
进步
******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信中的“乡里来人”是指到北京去的文梅清、张有成、毛宇居等人。在会见中，文梅清向******反映了文炳璋家的生活情况。
1954年，文炳璋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了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
1954年4月29日，******在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信时，提到唐家圫的亲戚文家，有些人骄傲自满，不大服政府管，要求当地政府对文家兄弟严肃批评、教育，叫他们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还特别提到了文炳璋给他写的一封信：
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付（附）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信中对文炳璋给予了表扬和鼓励。
1955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在中南海没有休息，他想起近来许多乡下亲友来信，或要求来京，或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提笔给文炳璋写了一信：
炳璋同志：
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二人，和他们一道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
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写毕，******把信看了一遍，觉得对“不要来京”还有必要强调一下，便在信的天头上写了一句：“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1955年6月，文炳璋与毛泽嵘、毛仙梅应邀赴北京与******叙旧。到京后，他们住在中南海外面的一个招待所里。6月7日这天，******派秘书和专车来招待所，接他们到中南海去叙旧。会见中，******向文炳璋了解了农村的生产及农民、教师、转业军人的生活情况。
除上述之外，******还有几个表侄——
文端人，字干庭，号楚儒，生于1901年3月，文涧泉之子，******的大表侄。湖南高等工业学校肄业，湖南全省地方自治训练所测量，专科毕业。1932年7月病逝，终年31岁。
文砥澜，名端柱，号笃道，生于1911年3月，是文运昌之长子，毕生务农，赋性善良、诚厚。1944年在家乡奉父亲文运昌和内弟毛特夫之旨意，充任地方保长。抗战胜利后，随父在华容一带靠佃耕度日。1979年10月赴京瞻仰毛主席遗容。1982年12月病故于家乡，享年71岁。妻子毛韶宪，生于1911年，系毛新梅烈士的长女。文砥澜之子文平山（1930—1970），是文运昌的长孙，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复员后在中南矿冶学院卫生科工作。
文凤良，名端根，宇航澜，生于1922年7月，是文运昌的次子。高小毕业，解放前曾在韶山等地任小学教师，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参加湘中纠察队，任第二大队六中队政治指导员。10月受编时，转到地方工作，参加土地改革，办农会，继而到学校任教。1951年9月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2年9月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工作，任总务处和工会秘书。1956年，随伯父文涧泉、叔父文梅清和父亲文运昌赴京，受到******两次接见并合影。1962年调湘乡县人民医院工作，1978年调任湘乡县图书馆馆长，1982年离休。其妻毛凤翔，生于1922年7月，系******的房叔祖毛裕初的女儿。1979年10月赴京瞻仰毛主席遗容。
文孝根，名端梓，号笃敬，生于1911年2月，是文南松的长子。为人忠厚，生活俭朴，一辈子务农，勤劳刻苦。1979年10月曾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其妻毛梅秀，生于1916年4月，是船山冲毛德青之女，善纺织，爱整洁，一生勤劳俭朴，贤淑堪夸。1959年6月******回韶山时，曾邀请她到松山寓所叙旧并合影留念。谈话中，******握着她的手问：“你的父亲是谁？”毛梅秀说：“我父亲叫毛德青。”******说：“你是德青大阿公的女儿，那我要叫你姑娭毑啰！”毛德青是******的房叔祖，故毛梅秀比他长一辈。******又问了一声：“你现在住哪里？”毛梅秀答：“住棠佳阁，我是文二十阿公的大媳妇。”******笑着说：“那你要叫我表叔啰。”毛梅秀莞尔一笑：“不敢，不敢！”******爽朗地说：“那么我们都不按辈分称呼了，平了平了好吗？”毛梅秀深为******的谦逊所感动。
******还有一个表侄，叫文端灵，是文梅清之子，其生平不详。
八、文家三位小字辈
在唐家圫外婆家，******大约有二十多位表侄孙，大都得到过******的亲切关怀和教诲。其中如文潞湘、文泽湘、文立、立平山等，或收到过******馈赠的礼物，或受到******的亲切接见，或收到过******的亲笔信……对于这些，他们曾深感荣幸，引以自豪，并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工作和学习，奋发进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文潞湘，1930年生，祖父是******的表兄文泮香。
文潞湘出身贫寒，在他十岁时父亲文赐生早逝，便协助母亲刘媛英担负起繁重的生产劳动。1949年湘乡解放前夕，他参加了****地下组织领导的湘中纠察队。1950年，他报名参军，当上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奔赴抗美援朝前线。1951年******给唐家圫亲戚送去两大箱礼物时，他当时正在部队服役，没有分享到主席所赠礼物的那份荣幸，只分享到了亲人们的那份喜悦。
文潞湘知道自己是******的表侄孙，是在他后来与家人的通信中。1951年，他由朝鲜战场归来，转入中南军区第四师，在汉口驻扎了一年时间。此时，他与家人通信联系，方知******就是他祖父文泮香的亲表弟，因而暗暗为此兴奋。
1952年，文潞湘随部队转驻广州。在部队的一次集会上，他意外地见到了正在戏台上忙碌的堂叔文炳璋。他感到惊奇，先猜想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辨认再三，才知道确是堂叔，便连忙跑过去喊了一声：“炳叔。”文炳璋听到台下有人喊他，忙回过头来，俯瞰台下，只见一个威武英俊的军人站在那里朝他微笑哩。文炳璋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喊着：“潞湘，潞湘！”随即奔下台来。叔侄俩紧紧握手，亲切交谈。文潞湘问堂叔自从1949年参军离开家乡以后，到了哪些地方，怎么没听到一点音信？文炳璋说，部队参加整编后，他随四野到了武汉，在中南军区高炮指挥连服役，以后随部队到了广州，现在中南军区教导队电讯队学习通讯技术。
在交谈中，文潞湘还得知，1951年10月文炳璋在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通讯连服役时，曾接到******的一封亲笔复信，信中说到文家“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希望他“安心在军队工作”。这不仅使文炳璋深受鼓舞，也使文潞湘精神大为振奋。当时，他也萌发了给******写信的念头。但是，由于自己与******这位表叔公没有任何接触，不便冒昧去信打扰主席，加之部队训练、学习紧张，工作繁忙，因此也就没有急于给******写信了。
1959年，在广州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服役的文潞湘，从家乡亲友的来信中了解到：农村粮食生产上不去，由于抽调大批青壮劳力炼钢铁，乡下无人从事粮食生产，农民生活困难。另外，农村基层干部追求水稻密植，不讲科学，瞎指挥，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口粮不足；加上食堂管理混乱，干部损公肥私，群众吃不饱、饿肚子，对此意见很大。文潞湘为此深表忧虑，觉得有必要向毛主席写信反映乡下情况，请他老人家及时采取措施。
经过几天的反复琢磨，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发出了第一封信。在信中，他首先向毛主席表示问候，然后叙述了自己的家世和工作经历，并说部队情况好，士兵士气高昂，情绪饱满。接着，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主席允许的话，我很想到北京来看看你老人家，将乡下有关情况向您作一次详细汇报。”
******因为工作很忙，没有亲笔回信，委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他复了一函：
文潞湘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已经给主席看过，他老人家叫我们转告你，请你不要来北京。
此致
敬礼
****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文潞湘自然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此后一直安心在部队工作。他在部队工作了32年时间，先后驻扎广州、海南等地，担任过某部陆军医院的副院长，立过功，并获二等残废军人证。1982年，以正团职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过湘潭市卫生局副局长。1992年离休。
在******外婆家的亲人中，文潞湘的职务和地位可算是最高的——正团职。这全靠他个人的努力，是他扎扎实实干出来的，没有沾主席一点光。虽然他是******的表侄孙，但他守口如瓶，从不夸耀自己的家世。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到地方，他都默默无闻，辛勤耕耘，不骄不躁，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赏。
文泽湘生于1937年12月，是文潞湘的弟弟。1949年8月，湘乡解放了，文泽湘和所有的穷人一样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这时，他才知道领导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大救星******，就是他的表叔公。他很高兴。1949年冬，当他从叔祖父文南松那里看到从北京寄来的******的亲笔信及解放南京时的半身像，更是欣喜若狂。1951年5月，叔祖父文涧泉、文运昌应毛主席电邀上京会晤。同年秋天，******派人护送他们回乡，并送来两大箱礼物，分赠给唐家圫文家的亲戚。文泽湘当时也分到了一支木枪、一个皮球、一条毛巾、一双袜子和两斤糖果。
******的亲切关怀，使文泽湘一家感激不已。但他们更渴望能幸福地见到******。1953年冬，母亲刘媛英护送叔祖母杨达昌（文运昌之妻）、刘氏（文南松之妻）二位老人赴京。******在百忙中接见了她们，一起合影留念。母亲回来后，向泽湘兄弟讲述了她们在北京见到主席的幸福情景，使文泽湘感动不已，因此，他有了进京拜见毛主席的愿望。
1957年2月，刚刚过了春节，母亲刘媛英应******电召，第二次护送阿婆黄桔香（文泮香之妻）、婶母赵氏（文梅清之妻）赴京会晤。同行的还有文泽湘的姑父王先槐（文泮香之女婿）、堂姑母文凯元，文泽湘也随同大人一起上京。
抵达北京后，他们分别被安排住在头发胡同一号表叔公王季范家和该胡同七号堂姑妈章淼洪（文静纯之女）家及外交部******（王先槐之子）处。当时******正在外地视察。他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回来了，通知王季范陪乡下客人去他家做客。文泽湘得悉，顿时兴奋不已，他在心里仔细揣摩着，见毛主席后怎么称呼，第一句话怎样讲。到底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去见毛主席，心里不免诚惶诚恐，紧张极了。幸好王季范事先对他们作了一番“训导”，叫他见了毛主席后，要先喊“主席”，然后再按辈分称呼，喊“叔公”或者“主席三公”。
文泽湘和他的长辈们由王季范和章淼洪领着来到中南海丰泽园，******站在门口迎接他们，文泽湘走进******家的会客厅，见到了这位敬仰已久的表叔公，心情激动不已，叫了一声“主席”。文泽湘与姑父王先槐搀扶着祖母黄桔香走到******跟前，亲切地喊了一声：“主席三公！”
“你是哪个的崽？”******伸出那双大手，抚摸小伙子的头，细细地打量着他。
“他叫毛伢子，是十表兄文泮香的孙，赐生二嫂的崽。”王季范向******介绍说，“他们是一路来的。”
“好！毛伢子。”******笑着说。文泽湘握着******的手，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热泪夺眶而出。
寒暄毕，******叫大家坐下来，谈论乡下的事情，询问亲友们的生活情况。
六个乡下人，旧社会因为家庭贫困，没读过多少书，缺少文化，也不习惯讲话，更何况王季范事先嘱咐大家见了毛主席后不要随便讲话，因此不多言语。只有文泽湘读过几年书，又在乡里当过互助助组长，对乡下的情况比较清楚。刘媛英见大家比较拘谨，便想出一个话题，借机“推介”自己的儿子。
“主席三叔，”刘媛英指了指文泽湘对******说，“这是我的满崽，高小毕业，如今在家务农。他还想读点书，我们这次来看您老人家，想请您介绍他读点书，让他留在北京好吗？我们家里子女多，生活比较困难，我男人又死得早，没办法送他读书。”
******听了，没有答话，只是把头偏过来，重新打量了一下坐在身边的表侄孙，然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文泽湘。”
“你是哪个泽呀？”
由于过度兴奋和紧张，文泽湘一时没有答上来。章淼洪见他窘迫的样子，连忙接上话茬，说：“舅舅，他就是你******的‘泽’呀。”
******莞尔一笑，风趣地说：“你大名叫文泽湘，小名叫毛伢子；我叫******，小名石三伢子，我俩只一个字不同啊！”
一席话逗得大家都笑了，屋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你今年多大了？”******接着问。
“20岁。”文泽湘答。
“你能不能写自己的名字？”
“能写，还能认识一些常用的字。”
“你读过几年书？”
“读过五年小学。”
“你能不能写信？”
“能写，还能写一般的材料。”
“那好啊！”******满意地拍了拍文泽湘的肩膀说，“你今后能不能经常给我写写信，反映乡里一些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
“好！”文泽湘满口答应。
接着，******又向他询问乡下的情况，主要是了解农村土地改革、查田定产、互助合作等情况，并问：“乡里的干部和群众关系如何？团结搞得好不好？”
文泽湘答：“干部群众关系比较密切，团结得好。”
“有没有吵架的现象？”
文泽湘想了想，坦率地说：“有。干部与群众吵架的现象偶尔发生。生产队长与群众吵得多。社长吵得少，上面派来蹲点的干部吵得少。”
“那么，你看这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程度不同。社长和上面派来的干部受党的教育多一些，素质好一些，思想觉悟高一些。生产队长文化水平低，受的教育少，天天与社员群众打交道，如果与群众一般见识，吵架的现象就会多一些。”
******听了这些话，满意地对在座的客人说：“看来，泽湘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学习刻苦，政治觉悟还蛮高哩！”
听到******的称赞，文泽湘心里甜滋滋的，脸上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这时，******又把头偏过来，一边扳手指一边对文泽湘说：“你呀！还是要自己去找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工作当中好好学习，学习好了有利于工作，努力工作！”
文泽湘这才明白，毛主席刚才没有正面回答母亲刘媛英提出的要求，现在不是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吗？主席素来严于律己，严格要求亲友，不为亲友推荐参加工作、介绍读书。时隔几十年后，文泽湘对此依然记忆犹新，他深有感慨地说：“主席是无私的，伟大的。在处理亲友关系上，他坚持原则，任人唯贤，不谋私利，而又很重感情，不伤和气。对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像我母亲为我求情找工作、读书这类问题，主席既不轻易点头，也不严词拒绝，而是采取说服教育、婉言谢绝或侧面回答的办法，使人心悦诚服，敬佩不已。”
接见完毕，******请客人们一起吃饭，饭后合影留念。
文泽湘和长辈们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游览了京城名胜，然后返回乡下。这年10月，他应征入伍，当上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部队里，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边工作边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刻苦钻研业务知识。他坚持天天写日记和学习心得，一直写了二十余年，直到1978年，前后共写了十几本。由于努力学习，他的思想不断进步，业务知识不断丰富，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善于摸爬滚打、擒拿格斗和技术过硬的侦察兵、汽车驾驶员，多次受到部队的表彰。
1959年，文泽湘在广州军区42军124师服役时，部队正在搞大比武。当时，从每个师抽调一名“尖子兵”组成一个班，实施强化训练，每天还要进行“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三句话”。文泽湘被选派参加了“尖子班”的训练。他觉得这种做法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不利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因为真正打起仗来，仅靠一个“尖子班”是不行的，而要靠全体战士。他越想越觉得这种做法不妥，不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而下面群众对“早请示晚汇报”一类做法也有怨言，他将这些情况写入信中并要求进京当面向主席陈述。
信寄走后，文泽湘心里忐忑不安。他担心此信如果落到别人手里，上面会不会怪罪下来。然而，他的顾虑是多余的。不久，一封寄自北京的挂号信送到了文泽湘的手中，只见上面写道：
文泽湘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已经给主席看过。你的意见很好，希你努力工作，不要来北京。
敬礼
****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文泽湘亦打消了去京的念头。此后，他在部队努力工作，积极上进。1964年文泽湘由部队转业，入广州市公安学校学习，1965年被分配到广州市公安局。1972年冬，调韶山特区公安局工作。1980年韶山特区撤销后，他担任韶山区交通队队长、韶山区（市）公安局局长、协理员等职。1997年退休。
文平山，文砥澜之子，生于1930年7月。
在******的表侄孙中，文平山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没有见到过******，但与******有过书信往来。那是1954年4月，即将从部队复员回乡的文平山满怀兴奋与激动之情，给表叔公******写了一封信。不久，便收到了******的亲笔回信：
平山同志：
来信收到，甚为高兴。
和你祖母合照的像片，没有多的，故未寄你。
毛雪华同志在苏联学习，现时你不必和他通信。此复。
祝你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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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这是******唯一写给文家表侄孙辈的一封信。
文平山出身贫寒。他的父亲文砥澜是******的表兄文运昌的长子，毕生务农。母亲毛韶宪，是韶山毛新梅烈士的长女。大舅毛特夫，1929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过湘潭市（县辖）市长，湘潭县副县长、县长；三舅毛慎仪，1938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在中央军委二局工作过，1940年病逝于延安；满舅毛雪华，1939年奔赴延安，一直在******身边学习，解放后入清华大学深造，以后留学苏联，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留学生。
文平山从小就读于湘乡涟滨学校，因家境贫寒，初小毕业即辍学，从此勤耕为生。1949年7月，他19岁时，就在叔父文凤良的带领下参加了****潭湘宁边区地下武装湘中纠察总队，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同年9月，部队整编，他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38师。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文平山所在部队奉命开赴朝鲜作战。他与战友们一起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战场上，他猛打硬拼，英勇杀敌，荣立三等功一次，并加入了共青团。部队从朝鲜回国后，移驻广东澄海一带，保卫海疆。
1954年，文平山上书******，向老人家报告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情况。同时，他还得知，这年元月，他的祖母杨达昌和叔祖母刘氏等赴京，受到了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因此，文平山在给******的信中提出请寄他一张照片。另外，他还向******询问了满舅毛雪华的情况，想和满舅建立通信联系。然而，此时毛雪华正在苏联乌克兰基辅工程学院机械系学习机床专业。因此，******在复信中说：“现时你不必和他通信。”直到1956年毛雪华留学归国后，文平山才与舅舅取得联系。
1954年，文平山复员后到中南矿冶学院卫生科任卫生员。1960年，文平山申请回乡务农，被批准离职。他勤耕守法，深得当地政府和群众称赞。1970年2月不幸因病医治无效，英年早逝，年仅40岁。
九、两次接见文涧泉
******的表兄文涧泉是一位有经验的老农，在家乡种了几十年的田，对水稻的栽培和管理，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水稻要合理密植，才能增产。可是，“******”中，他的观点受到了批判，被贬为“经验主义”、“保守”。文涧泉不服气，一气之下来到了北京，要向表弟******问个究竟。
这是1959年冬，文涧泉来到了北京城，住在一个条件较差的招待所里，要求见******。但主席很忙，一直未见他，他就等着，硬要等到******接见了才回去。他每次去中南海打听主席是否在家，总被挡驾，回答是：“主席外出视察，不在家。”就这样，他在北京“等”了半年之久。
有一天，文涧泉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个报道，说是******主席在北京会见了一位外宾。他才知道******在北京。于是他向中南海走去，可是在新华门即被挡了驾。他进去不得，正不知所措时，******乘坐小轿车出来，看见了文涧泉，即示意秘书下车，把文涧泉接上车，到中南海屋里交谈。谈话时，******问文涧泉：“十一哥，来多久了？”
文涧泉怏怏不乐地回答说：“来了几个月了。”
******又问：“住在哪里？”
文涧泉有些生气地说：“人还没死，瘫了门板（意即睡门板）。”
******不知其原因，追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文涧泉才把他来北京受冷遇，住最差的旅店，又进不了中南海等情况，一股脑儿抖落了出来。
******听了，平静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吧，马上给你换个地方。”
“算了！”
文涧泉对******说：“主席，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认真地听着。
“我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行，种田不能搞密植，要合理密植。我种了一辈子的田了，还没有看到如今这么个‘密法’。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不服。我人虽然老了，但脑子还清白，还可以为生产队看水。这么密植会要减产的。我要在北京住下来，等政府改变了态度，等我的孙子写信来，我再回去！”
******知道文涧泉心直口快的脾气，也知道他有种田经验，难怪他为“密植”问题如此恼火，******先安慰了几句，叫表兄熄熄火，在北京住几天，再回家乡去。经这一劝，文涧泉气消了、心平了。他在北京饭店待了几天，即回到乡下继续种田。
1961年7月，经过“******”之后，我国农业遭遇严重灾害，又有苏联逼债，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党中央正采取措施，纠正前一时期的“左”倾错误。文涧泉与赵迎（毛泽覃元配赵先桂的继子）再一次来到了北京。
7月6日，文涧泉和赵迎由******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陪同，穿过林荫大道，来到中南海丰泽园侧门。由此进去，到了客厅门前，******笑容满面地走到门口迎接。见到表兄文涧泉和一个后生来了，连忙与他们握手，问过赵迎姓名之后，连说：“欢迎！欢迎！”再邀两位客人到厅里坐下。
******最关心农村群众的生活，他询问了许多情况，提了许多问题。文涧泉、赵迎均做了简要汇报。******听了，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苏联又天天逼债，国家暂时有困难，过几年会好一点的。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你们公社（指当时的湘乡沙田公社）了解一下。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
******又对赵迎说：“赵老师，你就做我的通讯员好吗？”
赵迎回答道：“好。”又向******汇报了农村教育工作情况。
******听后，说：“我对农村教育工作确实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应当高度重视教育。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夜校。我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谈话风趣，态度和蔼，像拉家常一样与文涧泉、赵迎谈着话，言谈中对家乡充满了深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62年，文涧泉还到过北京一次，并受到******接见。此后再未去过北京，直到1967年去世。
十、道是无情却有情
******对亲朋故旧的困难，均给予同志式的关怀和帮助，但从不凭借自己享有的权力给予特殊照顾，为他们谋取私利，对文家诸表兄也是如此。
建国初期，文运昌曾给****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写信，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外婆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不久转到******手里，他看了之后，便在名单上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此后，******外婆家的人又陆续给他写了一些信。凡是要求他给以照顾之类的事，他都婉言拒绝，就连表兄文南松写信请求******为胞兄文运昌介绍工作，也未能获准。******1950年5月12日在给文南松的复信中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文运昌没有辜负******的期望，后来，他通过自己努力工作，赢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尊重，于1950年光荣地当上了湘乡县人民代表。1951年1月又担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3年起改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0年1月，文涧泉曾写信给******，请求他为自己的本家好友文凯介绍参加工作。******也没有同意，他在1950年5月7日给文涧泉回信时说：“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
文凯（1883—1955），******的远房表兄，又名文涛生，今湘乡市白田镇石村人，日本东京警官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湖南汝城县警察局局长。对于这位远房亲戚的要求，******没有同意，婉言拒绝了表兄文涧泉的要求。
1953年，文涧泉的岳家赵氏有一个亲戚要到北京读书，文涧泉写信请******介绍入学；同时，文涧泉也想去北京一游，于是给******写了一信。同年9月8日，******回信给文涧泉，婉言拒绝：
涧泉兄：
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
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
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
此复，顺祝
康吉。
并祝各戚友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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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文涧泉提出的要求，又一次被******拒绝了。
五十年代初，文涧泉多次到北京见******。有一次到北京时，他见******曾为许多乡亲添置衣服，要求******给他缝制一件长袍。******摇摇头，说：“平均每人只有一丈多布票，哪有这么多布来制长袍。”说完，嘱咐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一件旧长袍拿出来，送给文涧泉。文涧泉这次去北京住了一多月，临走时，对******说道：“我汽车、火车、轮船都坐过，只有飞机没有坐了，我想坐飞机回去。”******劝说道：“坐飞机太贵，坐火车好。”文涧泉不同意：“你一个国家主席，我不相信买不起飞机票。”******语重心长地说：“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而是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国家主席更应该带头啊！”说得文涧泉心服口服。******又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给文涧泉作返家路费。
十六表兄文运昌，生性诙谐，不拘小节，他爱喝酒，好讲大话，喝起酒来有时不免失口。在******心目中，文运昌是一个“摇鹅毛扇”的，善于出主意，点子多。
1954年秋，文运昌到北京见毛主席，住了一段时期后，仍舍不得离开北京。恰逢韶山毛泽连、邹普勋等几位乡亲去北京，见了******后，打算回韶山，******便叫文运昌与乡亲们一同回乡。文运昌不高兴了，说：“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呀！”******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文运昌无可奈何，只好和毛泽连等人一同乘火车返回湖南。
对于文运昌在粤军一师师部任过咨议和在广东揭阳任过警察所长这段历史，******也有微词。1955年6月******在北京接见陈国生时，曾谈到文运昌，他说：“文十六阿公是摇鹅毛扇的。”陈国生不解其意，******说：“军师。”三国时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就是摇鹅毛扇的，《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起义军军师吴用也是摇鹅毛扇的。
1954年7月20日，文运昌给******的秘书田家英写信，信中有“学生表一纸”，写上了******的外祖父文芝仪，伯外祖父文芝兰，叔外祖父文芝祥的后裔十多人（包括文泽湘、彭述英、文仁山、文星山、文商山、文上国、文爱兰、文锡祥等）的名字、年龄、文化程度，请求推荐工作或安排升学。田家英接信后，看到******的外家这么多人要参加工作或升学，感到事关重大，于是转呈******批阅。******阅后，在信上批示道：“许多人（要求）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再次拒绝了文运昌的求情。
20世纪50年代******还多次写信给当地党组织、政府和党政领导，请求当地党政对文家亲戚严格要求，帮助教育他们勤耕守法，不搞特殊。1950年初，文家几位表兄给******写信，反映乡下减租退押和土改情况，言辞中对当地政府有些不满。******接信后，感到问题严重，便于同年5月27日给当时的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写了一信，请求查实，并对文家兄弟进行批评教育。信云：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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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解放初期，******外婆家的亲戚和朋友，经常到北京去看望******。有的人从北京回到湘乡后，比较神气，有些讲大话，摆架子，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1954年4月29日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信，指出：“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说，“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之所以这样廉洁奉公，严格要求亲属，这在1937年11月给文运昌的信中就说得十分清楚：“……我十分眷念我外婆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作为全国人民的领袖，时刻记住“人们会要说话的”，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不谋私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的教育下，******外婆家的亲戚大都能遵纪守法，努力工作，安心务农，奋发向上。棠佳阁在外参加工作的几个亲戚，都是在工作中表现出色，经当地党政推荐、选拔、考试合格而录取的。棠佳阁的亲戚们一直听******的话，没有任何违法乱纪行为，也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这要那，而是靠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勤俭持家，过上了富裕生活。
******对外婆家亲戚的严格要求，表现了一个革命领袖的大公无私和高风亮节，也表现出了他对亲友的另一种挚爱，真是“道是无情却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