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我拿起笔写哀悼靳以的文章，总觉得我是在做梦。电话机就放在我的写字台左面的小桌上，我随时等着电话铃响，总以为拿起耳机就会听见他的声音。我写的是第三篇悼文，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亡。我的手边还摊开先前接到的沙汀的来信：“刚才看报，知道靳以在七日逝世，我始终无法安静下来。靳以有心脏病，这我早知道，但从感情上说，这个不幸的消息，毕竟来得太突然了！”其实岂止远在成都的沙汀，就是我们几个和靳以朝夕见面的朋友，到现在还不大容易把“死”字跟他连起来。
靳以的确死得太快，死得太突然。十一月六日晚上九点钟他还高高兴兴地和隔壁病房的朋友谈话，睡下来到十二点，他打铃叫护士来，说是气闷，比上次厉害。护士马上给他接氧气，医生也赶来了，他只说一句：“难过。”不久他就永闭了眼睛。一共只有十六分钟。没有一个熟人在他的身边。他没有一句遗言，也没有任何关于死的暗示，在逝世前几小时，他还对人说一两天就要出院，我最后一次到医院看他，是在他去世前三天的黄昏。他看见我就说：“你以后不要再来，我过两天就要回家了。”他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他还在关心他主编的《收获》，还在考虑他的创作计划。在临死前三小时他和病友谈的也还是文学的问题。作协分会的同志正在打算以后送他到别处去疗养，他却一直在为文学事业打主意。没有人看见他因为病皱过眉头。
靳以是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又直爽、又热情的人。在他的身上好像有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充实的生命。朋友们常常说：“有了靳以，就热闹了。”或者说：“靳以一来，空气就活泼了，大家的情绪就高了。”每次政治运动一开始，他总是精神饱满地站在前头，他不仅自己向前跑，他也拉着大家一起向前奔。他讲起话来，总是那么兴奋，而且那么愉快。自然他也有精神委顿的时候。不过这种时候很短。更常见的倒是他心情舒畅或者斗志昂扬的时候。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一个老青年，因为他有年轻人的激情和干劲。他坐不住，闲不了，他的口要讲话，手要写字；他喜欢做工作，也喜欢交朋友，帮助人。他越忙越高兴，精神越好。他一口气写了十五六篇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文章。他自己说：越写笔越畅快；越是多做工作，越是觉得自己年轻。
今年五月他的入党的要求终于被批准了。他十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以后五个多月中间他特别高兴，工作得更积极，任何跟他接触的人都感觉到他的心在燃烧，他的确得到了党给他的力量。他精神焕发，声音响亮，不论是工作或活动，他都不知道疲倦；他自己忘记了他的病，也使得别人忘记了他的病。他写的那许多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热情的赞歌，没有一行不渗透作者对新社会的爱情。每一段、每一句都闪烁着生命的火花。这些文章今天还在读者的面前放光发热。不认识靳以的人可能以为作者是一位年轻的歌手，或者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没有人能够相信“死”会轻易地把他抓去！
我看见他的遗容被棺盖遮没，我扶他的灵柩上了柩车，我看见墓穴被石灰填满，我也在石灰上面盖上了一铲土，我又向堆满花圈的坟头行礼告别。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亡。
这几天我一静下来，就想到靳以。不由我自己作主，前前后后将近三十年的事情，我都想到了。我还不是靳以最老的朋友，曹禺才是。但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也是二十八年前时事情了。当时在振铎编辑的《小说月报》某一期上，我和他写的两个短篇正好排印在一起，一个熟人介绍他来找我，我们就成了朋友。两年以后我到北平（即现在的北京）从文家作客，又见到他。不久振铎和他在北平创办《文学季刊》，我和别的几位友人在旁边呐喊助威。我后来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这是季刊编辑部，也是靳以的住家）做一个“食客”，帮忙靳以看校样，自己也写点文章。我在三座门住了几个月。每天晚上，对着一盏台灯，我们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工作到夜深。有时我们也放下工作闲谈，谈个人走过的道路和生活里的悲欢。他的正直、纯洁、善良、诚恳、直爽抓住了我的心。那个时候我们的文章里都带了点忧郁的调子，他的忧郁气更浓。他在个人的感情生活里受到了伤害，还没有完全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我听他那些带着叹息讲出来的故事，我读他的小说《青的花》和《虫蚀》，我为他感到痛苦，同时也对他讲过一些劝告。但是我看见他那么热心、那么负责地进行季刊的编辑工作，我也就放心了。我们的友情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发展的。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我们的友谊也越深。
《文学季刊》出到八期停刊，我从上海到北京帮忙他结束这个工作。那时他的母亲患癌症，在天津老家中痛苦地等待死亡。他整天待在家里陪伴母亲。他把全部感情寄托在母亲的身上，用尽力量想减轻她的痛苦。但是他的爱并不能征服死。他埋葬了母亲，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然而他的感情的负担去掉了，他的忧郁消失了，他的心情畅快了。一九三六年他来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就显得精力充沛，心胸开阔，脸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在他的身上再看不到一点哀伤的痕迹。在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公司楼上一个小房间里，一张靠壁的条桌前面，他埋着头聚精会神地工作（写信，读来稿，看校样）。我坐在旁边一张破沙发上，有时抬起头看他，总觉得他正在昂头向着阳光明媚的地方前进。
《文季月刊》只出了七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毫无理由地明令查禁了，同时被查禁的还有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十二种刊物。可是靳以并不灰心，他马上就开始另一份月刊的筹备工作。四个月以后他编辑的《文丛》月刊就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了。这份小小的刊物给他引来了敌人的明枪暗箭，也使他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他终于在朋友们的鼓舞和帮助下坚持到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的时候。《文丛》第六期已经打好了纸型，却无法印出。半年后我们到了广州，才有机会让它跟读者见面。这一期上面发表了他的攻击华北宋哲元不抵抗的长诗《我的家乡》。这首诗还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几天中写成的，可是一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有人读到这些激动人心的诗句。
《文丛》在广州复刊后，从第二卷起改为每半个月出版一次。那些在上海常常像鬼影一般压在我们头上的国民党文化特务和大小汉奸暂时离开了我们。不用说，在广州我们经常受到敌人炸弹的威胁。但是我看见靳以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兴奋，而且工作得更愉快、更努力。他自己写过这样的回忆：“我们走到南方的大城，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敌人的轰炸也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我们是在敌人轰炸的空隙中间工作的，有时就是敌机在头顶上盘旋，我们也还在工作。那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工作的愉快，捧出了一本书或是一本杂志，衷心地感到做了一点事的喜悦。”我还记得在广州盐运西一巷的楼上，我们每晚在明亮的电灯光下，对坐在两张拼拢的写字台的两面，一边挥手赶走越来越多的飞蚁和蚊子，一边写文章、写信或者看校样、看来稿。靳以在为《文丛》工作，我是《烽火》的编辑。这两份半月刊并没有被敌人的炸弹毁灭。但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军队在连日捷报声中送掉了广州，我靠了朋友的帮助在敌人进城的前一晚坐船去广西，靳以在前些时候也到了重庆。他说：“到重庆时是初冬，我穿的是一身夏天的衣裳。”《烽火》的原稿已经跟着印刷局化为灰烬，《文丛》刚出完第二卷也就停刊了。
在重庆他开始走进了教育界。他的母校复旦大学聘请他教授中国文学。他当时还认为这是“自己所不情愿的工作”。他没有想到他会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收获。他后来才承认：“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使我从一个人，投身到众人之中，和众人结合成一体了。”从此他便有很多的机会跟青年们接近，受到他们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得到勇气，”和他们共同前进。他热爱这个工作，热爱和他朝夕相处的学生，热爱年青人热烈追求的光明，和年青人站在一起勇敢地跟反动势力斗争。他的文章的调子也更明朗了。一九四〇年冬天我在重庆看见他，我觉得他反而年青了，话讲得多，而且有力量。
那个时候他还在继续写他三年前在上海开始的长篇小说《前夕》。同时他又在编辑《国民公报》的文学附刊《文群》。他每天仍然要分出一些时间来做写信约稿、看稿和写回信这一类的事情。他很高兴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他很高兴让更多的年青人的文章在他编的附刊上出现，让年青人的声音通过他更响亮地叫起来。
不用说，他越朝前走，越跟青年接近，也越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到一九四一年夏天他刚写完《前夕》，就被伪教育部解聘了。他不得不离开乌烟瘴气的重庆，到福建南平师范专科学校去教书。他在福建除了教书、写文章、打摆子以外，仍然积极进行编辑的工作。他主编过在永安出版的《现代文艺》月刊；他编辑过《奴隶的花果》和《最初的蜜》两册文学集刊；他还和一个朋友计划在南平出版一种大型文艺刊物，创刊预告已经在报上发表，可是因为拿不到登记证，刊物终于无法出版。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他又从福建回到了重庆。
日本投降以后，他在一九四六年春天跟复旦大学全体师生一起迁回上海。他准备在上海出版《文群》月刊。他已经做好了计划，也开始向朋友们约了稿。可是伪社会局一再留难，不发登记证，他也明白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心甘情愿让他编辑刊物。但是他并不灰心退缩，他始终紧紧握着文艺武器跟反动派斗争到底。他后来参加了《中国作家》（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编辑工作，又为上海《大公报》的读者编辑了《文艺》副刊。
解放以后，他的心情更舒畅了，精神更旺盛了。他用了这样的话歌颂上海解放的第一天：“我的精神昂扬，大口地吸着清新的空气；我的心胸开敞，大声歌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我向着太阳走去，我想向每一个早起的人祝福，想和每一个相识的人热烈拥抱。”他并不是在说空话，他的确热情充沛、勇气百倍地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从事各种工作，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担任过学校行政工作，也担任过文学组织工作，访问过山东老根据地，到过朝鲜前线，去过佛子岭水库，在长春汽车厂进行过采访，在国棉一厂找到了深入生活的基地……茅盾同志说他“直到最后一息还是跟着党在继续跃进”，这句话说得多么恰当。
不用说，他不会放弃他心爱的工作。的确，他在一九五〇年和五一年还编辑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刊》，以后又为平明出版社编过一套《新中国文艺丛书》。一九五七年他接受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委托，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创办了《收获》双月刊。他为这个刊物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也因为读者们的称赞感到喜悦。在编辑工作上他也曾遇到不少的困难，但是他始终依靠了党的帮助，鼓足干劲，把它们一一克服。他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常常使我感动，同时我惭愧自己只是在旁边做一点摇旗呐喊的事情。我了解他一心一意要办好刊物，只是为着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添一点光彩，在万紫千红的百花园里做一名勤恳的园丁。他为每一期《收获》要看一百多万字的来稿。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在批改《收获》的稿件。我最后一次在医院里见到他，他还跟我谈起这一期《收获》的内容。我告诉他，一位苏联朋友在最近一期《旗》杂志上发表了专门介绍《收获》的文章《中国文学的丰收》。他很高兴，接着说：“我们应当把《收获》办得更好。”他没有留下别的遗言。那么这就是他的遗言吧。这就是他最后的愿望吧……
我没法在这里记下二十八年中写不尽的大小事情。我的笔只好停留在靳以的编辑工作上面。在他的将近三十年的文学活动中，这个工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这个工作上，他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文学编辑工作者。从一九三三年起，他接连编辑了十种以上进步的大型期刊和文艺副刊，通过这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团结了很多优秀的作者，为新文学事业培养了不少的新人。今天好些作家的第一篇作品都是在他编辑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家们谈起他，好像在想念一位又亲切又热心的朋友。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我们文学事业花去的心血和付出的劳动，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心，他留下的优秀的作品和热情的赞歌……这一切都不会死亡。它将永远鼓舞人们勇敢地、热情地向着新的光明迈进，向着新的胜利迈进，向着共产主义迈进。
我们不能说他已经死亡。他明明还活着！
（原载《收获》一九五九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