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在中国对日抗战时期，胡适之先生出任驻美大使这件事，的确是对于战时中美关系极有影响的一件大事。其中的经过，可能胡先生有他自己的记载，可是在国内这一段内幕的酝酿，他不一定详细知道。在“八一三”上海战事发动以后，全面抗战的军事立刻积极展开。蒋先生看清了国际方面外交的重要，便请胡先生以在野名流学者的身份赴欧美各国访问，着重之点当然是美国。
胡先生到美国再转赴欧洲。当时中国驻美大使是王正廷，在外面不知道的人以为王正廷是一个老外交家，在美国应该很能活动。谁知道王在美国这段真是笑话百出，他拿当年在上海作青年会干事和交易所投机家的办法来，想在美国高层社会里受到重视，谈何容易。他在抗战初期，说是向美国某处可以借一笔几千万的借款，报告本国政府像煞有介事，哪知道最后毫无结果。在政府退到武汉的时候，他又打电报来报告说是替某几家银行商定了一笔两亿五千万的借款，什么都讲好了，只要中国政府一通过就可以成立。当时我们政府在武汉正是极困难的时期，得到这个消息自然很高兴，信以为真，居然在行政院会议里决议通过。
在没有通过之前，孔祥熙（当时是财政部长）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一个英国顾问（偶忘其名），他就提醒孔道：“这件事恐怕靠不住。因为在美国的财团若是要负担这么一笔大的借款，只有两个有这么大的力量，—个是摩根公司（J.P.Morgan），一个是杜拉雷特公司（Du La Reed）。现在王正廷的报告里，这两个公司都不曾参加，决没有第三个集团有这力量。”可是孔祥熙哪里肯信，于是提出行政院会议把王议通过。不料结果完全不出这英国顾问的预料。为着这件事，政府觉得非常难堪，决心要撤换王正廷，同时由蒋先生打电报给胡先生征求他本人的同意出任驻美大使。
这时候胡先生在欧洲，同他一道旅行有协助他任务的是钱端升。据钱端升告诉我，胡先生接到这电报以后，考虑了一个整夜几乎没睡。当然一方面他感觉到责任的重大，另一方面又不忍放弃他为学而不从政的宿愿。最后他决定干了，复电回国，政府自然表示欣慰。哪知道武汉快要沦陷的时候（行政院长汪精卫已到了重庆，蒋先生还留在武汉正在布置撤退的时候），还没有发表任命，而蒋先生曾电胡先生要他在十月十日（民国二十七年的******）到美国递呈国书，因此胡先生对于其他各国请他演讲的约会都无法答应。十月十日即将来到，国内消息全无，于是他打了个电报回来辞谢使美的任务，同时打了个电报给另外一位朋友说：“此事久无复音，想有变卦，能就此摆脱，正中下怀。”蒋先生接到电报以后，知道其中必有原因，于是立电重庆，电文中有“王正廷不可再令误国”这句话，于是孔祥熙急了，当天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以后就找到王雪艇，请他立刻去电胡先生为他解释，劝胡千万不可再辞，王当然替他代转此意。
其实王正廷之使美纯粹因为孔的关系。他们都是当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兄弟们，所以王接连出了这两件事，孔还是庇护，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记得大约那年十月初，在汪精卫官邸吃晚饭之后，我问外交次长徐谟（当时部长是王宠惠先生）胡先生使美的消息怎么样了。他说：“孔先生要顾全王正廷的面子，示意教他来电辞职。可是王正廷辞职的电报始终不肯打来，所以拖到现在。”并且王正廷为了恋栈，还想另行进行一笔借款。可是愈弄愈糟，因为替他奔走的一个外国人是一个流氓型的掮客（这个人的姓是Ｂ字开头，《纽约时报》曾经发表过一段小新闻说是王正廷请他做顾问，词句之间颇暗示他所引用乃无行之人），所做的老是招摇撞骗的勾当。在王正廷离职以后，此人还在美国法院告王正廷，说是他借款是办成功了，只因为王正廷自己搞得不好，所以功败垂成，他要王正廷赔偿他的回扣，真是一场笑话。
蒋先生来电后，政府很快的电美国政府征求对继任者的同意，美国很欣然的答应了。胡先生在美国的交游本来很广，声望很大，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对他有特别的好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哈佛大学二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授予世界六十个名人以名誉学位，胡先生是其中惟一的中国人。罗斯福是哈佛的毕业生，所以哈佛捧的人他也跟着捧。以后他同胡先生过从颇为频繁，有时还请胡到他的休假地点温泉别墅去度周末。
胡先生仍然抱着一种独往独来的态度，不愿意自己带人帮忙，只调了当时芝加哥的总领事陈长乐担任大使馆参事。可是因此得罪了钱端升。不幸陈长乐又是一个毫无办事能力的人，于是使胡先生累得不堪。后来我为他设法从英国郭泰祺大使处调了刘锴去代陈，方才减少了若干琐事的麻烦。
胡先生使美期间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珍珠港事变的前后，假定不是罗斯福总统对胡先生有这种私人的友谊，可以随便谈话毫无间隔，那外交上许多的接触绝不会像当时那般的顺利。一般浅薄的人，常以为外交不厌狡诈，狡诈几乎是天经地义。其实在许多情况之下若不如此，而开诚相遇，有时是非常中用的。
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日本派莱栖和野村为特使，前往美国商量太平洋的和战问题，他们提出一个方案，要美日双方同意一个三个月的妥协。罗斯福居然把这方案的内容全部地告诉胡大使，他说：“我绝不背了中国答应中国不曾同意的事，所以要请你电告蒋先生征询他的意见。”胡先生把这情形来电报告政府，蒋委员长立刻召集最高层会议商量如何答复。当时假定美日有三个月的妥协，未始对中国没有若干一时的便利。如中国有若干船军火尚在途中，只要美日战事不爆发，这些或更多些军火可以平安运到的。可是蒋先生经过详细考虑之后，认为若是美国可以同日本妥协三个月，也就未始不可以继续妥协下去。这个危险太大了，因此我们情愿冒着目前的危险而不愿意饮鸩止渴，电知胡大使转告罗斯福表示反对。
当胡先生把这意思转达罗斯福，罗斯福的反应是：“既然蒋委员长不赞成，我可以拒绝日本提出的方案。可是请你转达蒋委员长，我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之后，太平洋上有随时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见得罗斯福对于美日战争的爆发是预料到的，可能他没有想到有珍珠港偷袭的事件。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头一天，美国的十二月六日下午，胡先生到纽约赴一个带援华性质的盛大晚餐会。在要上席的时候，忽然接到华盛顿的电话，说是罗斯福总统请胡大使到白宫去有话面谈。当然这时候胡大使无法分身，只能于席散之后立刻坐夜车回华盛顿，约在次日上午和总统见面。胡大使是十一时左右进白宫的，罗斯福告诉他说：“那两个家伙（the two fellows）来过了，我已经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请你告诉蒋委员长叫他放心，可是太平洋战事随时可能爆发，可能在菲律宾、关岛这一带。”从总统办公室出来之后，胡大使绕到******去看看动静。国务卿赫尔不在，次长也下办公了，只有远东司的司长还在（胡先生在******里因为同许多人有私交，所以能够随便到各人的房里去坐）。这位司长反而问胡先生罗斯福总统同他谈什么话。坐了一会儿他回到大使馆，正在吃饭的时候，白宫来了电话，说是罗斯福总统要和胡大使讲话。胡先生拿起电话的听机，那边就是罗斯福的声音叫道：“胡适，Japs对我们在珍珠港用空军海军一道开始攻击了。战事已经开始，请你打电报报告你本国政府。”胡先生事后对我说：“这时候我觉得大事已定，心里一块石头才放下去。”（以上这段话和以后若干的话都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间胡先生在伦敦Claridges Hotel里告诉我的。那时候我们同在伦敦开文教组织会议。）胡先生又说：“我想罗斯福为什么立刻亲自打电话给我，他除了要我报告中国政府之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在半点钟前同我谈的时候，他举了几个可能发生战争的地点中没有提到珍珠港，觉得自己有点考虑不周，所以特别补这个电话。”
自此以后，中国同美国并肩作战，成了密切的盟邦，胡先生在美国的声望自然也一天一天地增高。他的影响与其说是在政府方面大，不如说在社会方面，尤其是智识分子方面更要大。他自己说：“我从不曾开口问美国要过一个钱，要过一支枪，我只是把真实的事告诉人家，把真实的道理告诉人家。”这种做法虽然过于君子相，可是在大处只有好结果而并不曾吃亏，亦是外交上一个很有价值的纪录。
这个情形过了不久，起了一种不幸的变化。伤心的是，这种变化不起自美国而起自我们政府的本身。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以后，不在重庆而常在美国。在抗战初期，宋子文是以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资格常川驻在美国的。他是一个骄傲的人，常常自以为和蒋先生有亲戚关系而目空一切。他觉得有许多重要的事，胡大使应当事先和他商量；重要的电报，似乎也应该给他看。可是胡先生就不买这个账，宋心里很不痛快。尤其是华盛顿政府重要人员请客的时候按照外交上的规矩安排席次，当然大使代表他国家的元首，位置排得很高。而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无论过去做过什么重要的职务，但在现在的本职上，当然不能轮到高的座位。这也是宋一向觉得最不高兴的事。
到现在宋做了外交部长了，而且常川驻在美国，凡是国内拍来对美外交有关的电报，当然先打给外交部长。外交部长为了共同谋国，理应送给大使看的。可是心胸狭窄、不明大体的宋子文先生，凡是重要的电报都不转给胡大使看。胡先生当然感觉到了，他当时想辞职，后来因为顾虑到抗战的全局，把这种意念搁置了半年以上。他亦就常常到各重要的城市和重要的学术机关去演讲，做宣传和联系的工作，不愿意在华盛顿受闲气。到最后不能不走了，宋当然很愿意去掉一个在美国声望远高过他的人。
不料提出的继任人选是魏道明，这大概是李石曾先生向宋保荐的。当中国政府请美国同意大使继任人选时，美国政府迟到一个月以上不曾复电。最后美国国务卿赫尔公开地说：“因为美国立国一百几十年以来，不曾对于外国政府所提出的大使人选采取不同意的表示，所以这次亦不例外。”等到新任大使发表以后，美国副国务卿S.Wells有个公开的谈话，说是：“奉总统命表示美国对于胡大使的离任，表示诚恳的惋惜，因为他是中国最能干最忠实的公仆（publicservant）。”在美国一般人称赞胡先生的，多半称赞他的学问和智慧。可是这次美国副国务卿奉罗斯福总统命来恭维他执行公仆任务上能力的表现，一方面看去仿佛是别开生面，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去，这句话里也含有其他重要的意义吧！
胡先生是受学术界荣誉最多的一个人，不但是中国人中，在其他国家中也是如此。他在卸任大使的时候所得到的名誉博士学位有三十二个之多。最后在民国三十四年冬英国牛津大学送他一个名誉博士学位，那是所得的第三十三个。当然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大学，以美国为最多。
胡先生有一次同我说笑话说：“人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名誉学位的收集者，人家也知道我是洋火盒子的收集者（他喜欢搜集美国各种不同精美的火柴盒，有几千个之多），但是人家不知道我是怕太太故事搜集者。我把世界各国怕太太的故事搜集起来，作了一个分析的研究，发现最缺少怕太太故事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间或他们有几个怕太太的故事也是舶来品，从外国输入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怕太太的现象只有民主国家才有，极权国家是不会有的。”说了许多正事以后，引一个胡先生自己所说的笑话来做一个比较轻松风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