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钦文
一九三七年暑期，我失业在家已一整年，只靠稿费维持生活。“七七”事变以后，报章、杂志多半先后停刊。稿费来源已逐渐减少，势将断绝。一妻两子，四口之家的生活将无法维持。正在忧虑间，忽然接到从福州打来的电报。我想这是郁达夫先生给我的。因为当时我并没有会打给我电报的熟人在福州，只有他正在福建省政府做公报室的主任。我和达夫于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从广州转到上海时相识。鲁迅先生十月三日到上海，我是第二天晚上就到共和旅馆去看他，并一道在那旅馆里过夜的。接连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星期。由于互相请客作陪，多次和达夫、王映霞同席，到这时已有约十年的交情。不过并没有经营什么要急需商量的事情。以为电报大概是介绍位置叫我到福建去的。拆开电报一看，的确是介绍位置的。不过并不是叫我去，是要我转告董秋芳赶快到福州去做事情的。我似乎空高兴了一场，一时误以为可以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了；却也算不得失望，因为我本来不存着这种希望。只是暗自疑问，达夫为什么不介绍我而介绍秋芳？他和秋芳的交情，肯定不会比我的深。他连秋芳在哪里都不知道，电报要我转交，是个明显的证据。秋芳虽然也被在浙江的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过，但那是十年以前的事，已经取消了通缉令，所以能在杭州市立中学教书了。教惯了书的人，总是常在教员上着想。我以为他已有了中等学校教员的鉴定书。他是北京大学的英文系毕业的，教惯了国文。鉴定书上有两种资格，英文和国文是并列的。我还没有鉴定书。当时的规章，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只要有了五年以上教书的经验，或者有著作出版，也可以鉴定合格，得到证书。当时我在中等学校教书已经有了近十年的经验，著作也出版了十多种，可是没有给我鉴定书，说是没有督学赞扬的评语，著作没有登记证。不过我知道，另有人教书不到五年，著作也无登记证的，也已给了鉴定书。主持鉴定的四个人，其中三个都是我的老同事，另一个也算是要好的熟人。他们不肯给我鉴定书，原因在于我的头上戴着“红帽子”。我于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反动派，以“窝藏共党”的罪名关在杭州军人监狱里，由于鲁迅先生的营救，第二年出狱，浙江不再让我教书。我应聘集美中学，教了一年多书，被同安专员黄元秀查到，说我是****分子，就被赶了回来，这就失了业。我一时以为达夫不介绍我，也是因为我戴着“红帽子”的缘故。再想他决不是那种人。如果他怕多事，也是不会介绍秋芳的。因为秋芳在反动派的眼中也是赤色的。终于猜想不出原因，实在也并无猜想的必要。我就拿着电报去找秋芳。不久高高兴兴地送秋芳从城站上火车离开杭州到福州去；不像以前由于一位好友的秘密通知我，秋芳已被通缉，我当夜掩护他到拱宸桥乘船溜到上海去的惊慌不安。
我和达夫在鲁迅先生那里会见以前，我早已读了他的《沉沦》等作品，他也已看过了我的几篇小说，所以一见如故。我们都在北新书局里出版书，在北新书局请客时往往同席。他在杭州场官弄六十三号的“风雨茅庐”落成以前，我就常到他的住所——王映霞的娘家去，还在那里吃过乌豇豆煮老南瓜的点心。达夫也和王映霞一道到我家来玩，看陶元庆的图画。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种的包谷刚成熟，长得又长又粗，王映霞看了很喜欢，就拗了两个带回去。他们的新居落成以后，我和我的爱人也一道去参观。虽然是平房，可是间数多。有一间是专放书柜的。使我的爱人眼热的是门内有一口井，用水很方便。当时我家还没有装上自来水。回忆到了这种事情，我想达夫和我，如果只有泛泛的交情，那就不会随便要我代找秋芳了。他介绍秋芳而不介绍我，其中总有原因。
送走秋芳以后过得不多日子，忽然听得“钦文”一声，就见达夫大步跨进我的房间来。
“我是来邀你到福州福建师范去教书的。”还没有坐下他就一口气这样说，“福建全省只有这个师范学校，规模很大。校长是教育界的老前辈姜琦。你一定去，我们可以一道去游武夷山。”
我请他坐下以后，还来不及考虑回答，他就紧接着说：“这次我回来，是为迎接郭沫若从日本归国的。由于公侠（陈仪）先生的设法帮助，他在日本有人掩护，所以能够归来。我在杭州只能停留两三天，你赶快准备罢！我们一道走！”达夫的话说得很坚定。我也说不出不去的理由。只是家眷放在杭州不放心，陶元庆的图画却要有人看管。达夫了解了我这情形，就劝慰我说：“路只好一步一步地走，时局动荡不定，且看四个月以后情况怎样？再做打算。我的家眷也还打算暂时留在浙江。”
暂以四个月为期，一道走。这样决定以后，我才向达夫探问：“秋芳也在福建师范教书吗？”
“不，他在我那公报室里专做管理图书的工作。也因为他是英文系毕业的，而且已从英文翻译了高尔基的《争自由的波浪》。公报室里缺少熟悉英文的人员，所以……——像公报室里的事情，杂得很，你是不会愿意干的。”
达夫这些话，消除了我的疑问，也使我感觉到他实在是仔细而且很敏感的。
同车到了上海，住在同一个旅馆里。过了两天的晚上，他请一个老道士吃饭，要我作陪。我想达夫交朋友的范围真广，也有做道士的。后来知道他请这位老道士吃饭的目的，在于托他把东西带到杭州家里去。吃了晚餐他就把三尺来高的一捆线装书交给了老道士。
八月十一日午后，我和达夫都已到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上。上船以前，我特地赶到北火车站旁上海铁路局陈仲瑜那里去探听消息，因为他在那里做秘书长。说是冯玉祥主张抗战，赞成的人不多。究竟是战还是和，南京方面也还没有确定。时局确实是紧张，以为既已来到上海，决意去福州，还是早点上轮船好。傍晚，码头上忽然开到一辆小汽车，轮船公司的经理虞洽卿亲自来告诉船长，说是恐怕晚上有事情，要提前开航。不知道运载的货物有否装好，旅客有否到齐，汽笛声呜呜地响了一阵以后，轮船就离开了码头。
还没有出吴淞口，就见在黄浦江中停着许多白白的日本军舰和什么丸的日本船。一群戴着尖顶鸭舌头帽的侵略军，正在把枪炮弹药搬运到泊在一边的驳船上去。当时如有炸弹在手，我将毫不犹豫地一挥掷去，是情愿同归于尽的。达夫睁圆着两眼，注视着一捆捆的长枪，一箱箱的弹药，有时旋转脸盯我一眼。他那愤怒的火，似乎将要突破眼球，变成血水流满脸面。
轮船沿着海岸，在黑夜的海上航行。突然调转船头，不久隆隆地抛下了锚。说是因为前面有台风，是回到舟山湾的岛屿旁边来避风浪的。接连两次。两天后还是航行在宁波附近的海面上，碰到敌机，老是在空中跟着飞行。这说明陆上已经开火，不知道福州的情况怎样。轮船就近开到宁波。当时我和达夫，对于宁波都还是生疏的。上了岸，一时不知所措。我们最要紧的，首先是打听战争的情况，以便决定，暂时留在宁波，等候轮船开行；还是就从陆路回到杭州以后再作打算。我突然想到，有个学生在宁波的一个县公署里做科长。以为那里消息灵通，我们连忙赶去。到了那个县公署里，又知道那县长陈宝麟，原是达夫在北京大学教统计学时的学生。在他考取县长以前，也是我商校里的同事。我那学生，达夫虽然不认识，但他是川岛的小兄弟，谈起来也是有话可说的。从陈宝麟的离不开电话机，我感到时局的紧张。了解了战争的大概情况，我和达夫一道去看市容。还没有走到大街，达夫在一个小酒摊旁站住，用粗碗盛着的满满的绍兴黄酒，一口气喝完了。我跟在他的背后，觉得他的脚劲有点健了起来。显然，他的瘦小的身体有点衰弱，随时要用兴奋剂来提神。但他的精神气势很旺盛，在由宁波回杭州的火车上，见到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绑在站台的柱子上。达夫一听到这两个人是汉奸以后，马上扑向车窗外，指着他们大声说：“汉奸，一定要杀掉；把他们的肉做成罐头，送到前方去给抗战的将士们吃。”气愤愤地说得非常响亮，真是声色俱厉的。事后他暗暗告诉我，说他这样气愤的表现，主要是给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胖子看的，因为这胖子有汉奸言论。他和达夫在轮船上是同一房间的。
当时曹娥江的大桥还只有几个桥墩，过渡换火车费时，到了绍兴天已黑。开好旅馆以后，我连忙赶到报馆里去找王以刚，探听战争的消息，再到钱庄里去看我的姐夫，都说杭州还没有开火。第二天一早我和达夫同渡钱塘江，回到家里一算，我们从杭州出发那天起，刚刚是十天。急急忙忙地奔走了十天，在宁波绕了个圈子，依然是在杭州的家里。后来我写《从杭州到杭州》，就是用这十天经过的事情做题材的。
十天的时间，在平时不算长。这时经过的变化可多了。一进家门，就有一群小孩子围拢来叫二爹。为着避免空袭，我小兄弟的一家都搬来了。妻听到叫二爹的声音从房间里出来，以为是小孩子的戏言。见了面，好些时候不开口。定神以后才现出微笑的神情来说，“我正感到没有办法。你回来了倒好，以后好好歹歹在一起就是了！”
可是，过了个把星期，王映霞突然匆匆赶来，急急忙忙地说：“达夫已经到了福州，我刚接到他的来信，叫我赶紧告诉许先生，要你马上动身到福州去。一定要去，越快越好，非去不可。因为福建教育厅长在反对你到福建师范去教书，说你是……现在达夫他们已经商量决定，他越反对，越要请你去。他学得一点科学，但不熟悉教育，办不好学校。现在已有熟悉教育的人准备着，等候着，打算同他闹一场，所以一定要你去，看他怎么样。”
“本来，”她补充说，“达夫曾说去福州，陆路难走，海路又走不通，以为你不再打算去。而且，迟些时候去也无妨。他有公事等着他去办，又以为走陆路可以取得点经验告诉你，所以先走了。来信上也提到，路上没有出什么乱子，可见还平静。总之他已安然到达了福州。”
王映霞的这番话，妻是都听到的。她的脸色多方变化，有时显得惊奇，有时显得失望，却不开嘴出主意。我和几位朋友商谈的结果，认为留在杭州总不是办法，在战争时期，总得参加一个集体共同奋斗。于是借得二十元作旅费。为防路上发生意外的事情，只穿一条短裤子，扮作一个工人。行李也只带着一只两尺来长的手提箱。从陆路到了福州，学校里还招待得我相当周到，姜校长显得很高兴，似乎以为就有“好戏”可看了。开学以后只过了几天，我去上课，教务主任轻声对我说：“来了！”紧接着又这样说，“教育厅派督学来了！”我还在点名，姜校长陪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督学，在教室里坐下听我的课了。下课以后姜校长邀我一道到他的房间里去谈谈。我不先开口，以为不如且看督学怎样开始对付我。督学却说了好些恭维我的话。我想这是一种手段。只说了声“岂敢”，仍然闭口不言。姜校长插嘴：“许先生还没拿到鉴定书，但我就把他请来教书了！”话说得很重，却是冷冷的。其用意，显然是双关的，表面上，好像顺着督学恭维，也在称赞我；实在含着挑战的意思，似乎在暗暗地说：“你们反对罢！”督学显得很敏感，紧接着说：“鉴定书，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厅里可以发的，我马上去办。姜校长，你经验丰富，真是教育界的老前辈，办学哪里会错呢？”
这个督学并没有食言。过了几天，福建省教育厅就送来了我的鉴定书。但这显然不是由督学决定的，他奉命办理就是了。当姜校长把这鉴定书转给我的时候，冷冷地微笑说：“老奸巨猾！哈哈哈！”
达夫叫王映霞转告我的，说教育厅在反对我的话是实实在在的。我从旁探听到，反对得很激烈。忽然改变态度，可谓“见风使帆”。为了保住地位，本来以为不对的事情，也就马马虎虎了。姜校长所说的“老奸巨猾”，当然不是对那个督学而言。后来我碰到集美中学的陈校长，他知道我在福建师范教书，气愤地说：“以前不许我们续聘你，怎么请你到这里来教书？”由此可见，以前伪同安专员黄文秀不许我在集美继续教书，也是由于教育厅的授意。不过集美中学校长也曾顶了一下。黄文秀要学校解除聘约，迫我立即离校。学校以校主是华侨巨子，说是要守信用，不再续聘就是。我在集美终于教满了两年的书。
和达夫在一起，搞文艺的人，董秋芳以外，还有楼适夷、杨骚等。于是搞救亡活动，编辑《抗敌导报》三日刊。于七月二十八日在科学馆大礼堂正式成立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到十月十七日改组此会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并提前两天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公推达夫出面，大会由他主持。实际工作秋芳也搞得很起劲。不过也有失策的地方，就是没有多方面的联络人，结果我们都上了黑名单，不能继续搞下去。解放以后秋芳在北京工作，说是我们在搞救亡活动时合摄的一张照片，在历史博物馆里陈列过，总算是有了一点成绩的。
日本侵略军得步进步，在浙江的海边登陆以后，一天晚上达夫到乌石山来同我说，“敌人虽然已经在浙江的海边登陆，但从军事的策略上看，其目的，并不在杭州，是绕道去侵犯南京的。公侠先生他们懂得军事的都在这样说。所以杭州，现在还并不怎么危险。”他知道我在担心，是特地来安慰我的。我的《乌山之月》是有感于达夫的热情而写的；不过并非专写这事情。可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老是接不到家里的信。学校放寒假了，我决心到杭州去走一趟，首先要把陶元庆的图画安排一下。恐怕路上受到麻烦，我得带一张由公安局发的路条在身边。我想达夫交际的范围广，就到公报室里去托他写介绍信。达夫迅速地写好了信，高声说：“孟姜女万里寻夫，许钦文万里寻妻！”引得公报室里的人哄堂大笑。我的《万里寻妻记》这书名，就是由此而来的。
历尽艰险，回到杭州不见家人，又赶到嵊县岳父家，见到妻儿，又几经周折，眼看寒假收尽，我又只身返闽。好容易到龙泉，说是去浦城的路上土匪多，货、客车都停开了，我只好从丽水、永康转到金华，搭火车到江山去浦城。可是旅费，本来带得不多。往往返返，转来转去，空花了不少。买了去江山的火车票以后，摸摸袋子一算，只有够买去浦城汽车票的钱了。到了浦城以后，还要经过建阳、建瓯，再从南平买轮船票去福州。我连浦城住旅馆的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呢？
到了浦城一下车，我就东张西望地探视，首先，看看有没有熟人，以便借点钱做旅费；其次是看看附近有没有“当铺”，准备用手上戴着的一只表去换钱。忽然，我的肩头上被人拍了一下，随即臂膊被一手抓住。同时听到旁边有人发问：“县长！就是他吗？”那人一手拿着麻绳，另一手捏着一条扁担。县长不作回答，顾自仰着头脸，向着汽车上下来的人群起劲地探望。下车来的旅客走散了，县长才放掉我的臂膀握着我的手问：“王映霞女士没有同车来么？”我点了点头。他接着说，“达夫先生写信来，说是他的夫人就要从浙江来福州，要我在这里照顾一下。我是每天班车将要到来的时候都在这车站上等候的，并且带着挑夫以便搬运行李。”“那么你明天以后，”我说，“除非再有信来关照你，不用再到车站上来接她了，因她我在永康的菜馆里碰到，托我带口信。她对我说，‘请你告诉达夫，我在这里好的。一时不去福州，叫他不要再托人去接我了。’我本以为‘托人去接’是在福州南台的轮船码头，不知道麻烦你在这里等候。”“她在永康？”“是的。她说她早已由杭州疏散到富阳，幸而有教育厅的汽车去接了出来，否则陷在富阳了。”县长向挑夫做了个手势，挑夫就用麻绳把我的手提箱缚上扁担，搁上肩头就走。晚上饭菜相当丰富，大概原是请王映霞吃的。这位县长还在福州候差的时候，达夫请客，我曾与他同桌吃过饭的。
到了福州，我当天到达夫那里去告诉他王映霞要我带的口信，还谈到了我在龙泉客栈，遇到其主人见我叫许钦文，说在“一·二八”以后，上海、杭州的报纸上几乎天天谈到有个文人许钦文吃官司的事情，问我知不知道那个许钦文？郁达夫听了这番话，想了一下说：“钦文！你可以用这个材料写一篇，标题《谈许钦文》。”这样，我写就了《谈许钦文》，把原稿交给达夫请他批评时说，“我总觉得我对自己的看法和别人对我的看法很不同，简直好像原是两个人的样子。”达夫深有同感地应和：“不仅你是这样，我们常常用第一人称做小说的，大概也是这样的。”
我在乌石山教书，有一天，达夫就对我说，“有个女人要请你吃饭。”我问他，“她是谁？”达夫说：“你去了就会知道。”我又问，“为着什么事情？”他也说：“你去了就会知道。”我莫名其妙，不想去。以后达夫几次提起，我仍然不去。直到福州势将沦陷，我就得跟着学校内迁永安，达夫又来催促，说那女人认为不去就将错过见面的机会。达夫并说蒋秘书也去。我不说可否，只说了句“蒋受谦是我热忱小学的同学”。达夫以为我已同意，第二天傍晚就先邀得蒋受谦一道上乌石山来接我。我只好跟着一道下山去。到了一所平房的门前，女主人在门口迎接。见了面我认不得。客房并不宽大，可是布置得很富美感。尤其是悬挂在餐桌上的灯罩，画着山水花鸟，色彩鲜明，很爽神悦目。女主人要我坐在首位上。我把达夫拉上首席，揿住，他也就不动。配酒的菜热气腾腾，一道道地上来，女主人擎着酒杯对我说：“许先生！我托郁先生代邀你来耍一下，现在你来了，我很高兴，我要敬你一杯。”“他是不会喝酒的。”达夫代我说明。“那么多吃点菜，”她接着说，“这也要得。”从“耍一下”和“要得”等话和腔调，我猜想她是个四川人。我又发现她的面前摆着一碟红红的辣椒酱，我就暗自认定，她的确是个四川女子，所以显得很热情。我虽然在成都住过一年，也在川南一带旅行，一点也想不起来像在我面前的女主人样子的人。我不喝酒，早吃饭，先离席，独自坐在长长的沙发上。女主人见到我孤零零地坐在一边，当即站起，到她的房间里去一转，随即出来和我并排坐下，从一个牛皮纸的封套里抽出一个粉红的包包来，展开，是一张照片。她把它擎在我的面前问我：“这是谁？许先生！你看，这是谁呀？““费美儿，”我回答，“照你的口音听来，你是四川人。她是杭州人。你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道拍这张照片的呢？”“哦！”她赶快说明，“我俩都是西湖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我俩是同学，是好朋友。她时常谈起你。有一次，我们学校里开音乐会，她不是急急忙忙特地送给你入场券的吗？”
在回来的路上，三个人一道，边走边谈。“现在明白了，”达夫先开口，“她要请你吃饭，因为她和费美儿是好朋友。费美儿小提琴拉得很好，已在上海考取，世界各国的音乐院都可以进去研究。这样考取的人，上海还只有两个，另一个是西洋人。这我已经听人说过。但是，钦文！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她要这样请你吃饭的原因，我还是不明白。”“是亲戚吗？”蒋受谦插嘴。达夫接着说：“是学生罢。”我先否定了他们的疑问，然后解释：原来我造元庆纪念室——专为保存图画，是要避火的。那块一亩一分的屋基，地点很好，是从费家买来的，当初议价不定，后来美儿的母亲说：“许先生是教育界的人，我有两个孩子，将来多照顾点，条件就依照你的罢。”造好纪念室，我利用多余的木料在院子里装了一个篮球架子，以便妹子等练习。费美儿来玩，我看她接连扔了十多个球，个个都扔中。有一天，她又来玩，却不扔球，老是在我的面前转来转去，终于开口了：“许先生！你有一只小提琴，可是没有听到你的琴声。”我说：“我练习过一年，年纪大了，中指和无名指都已颤动不灵；现在是忙得连练琴的时间也没有了。”“那么，”费美儿吞吞吐吐地轻声说，“可否借我一下，让我去试试练习！”“可以！”我说，“就送给你好了！”我就把小提琴从墙上拿下来，连同乐谱和搁乐谱的铜架子统统给了她。当时她还小，第二天她带来一盒饼干和一只黄毛乌鼻头的小狗，作为回送的礼物。我给小狗取了个名字，叫做亚民。显然，这只小狗是费美儿所心爱的，她把一条红绸子缚在它的项颈上，跳跳跑跑显得很活泼。
女主人这样请我吃饭，类乎偶然的事情，本不足道。只是达夫在南洋遇害，噩耗传来，我把我和他交往近二十年的经过，从头到尾回忆了一下，觉得这也是个重点，印象很深，现在写悼念文，就不期然而然地从笔头上滑了出来。其实还有个原因，这个女主人的确是四川人。她的丈夫是个军官。在日本侵略军登陆浙江以后，不知道杭州将怎么样，达夫挂念他的家眷和风雨茅庐，也关怀我的家眷和元庆纪念室。为着估计形势，要吸收那军官的意见，也提到我的名字，女主人这才知道我在福州教书，就托达夫邀我吃饭。但这成了我和达夫最后一次的同桌吃饭，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在月下边谈边走。
我将离开福州内迁永安的前夕，达夫轻声对我说：“侨居在南洋的福建同胞，对于家乡的情况有点隔膜，有些行政的方针不了解。我想到南洋去做些宣传工作，把有些事情解释一下。所以我永安不去。我是总想再到外面做点事情的！”
福建师范后来改名永安师范。我留在这个学校里，整整教了九年书，直到照章可以休息一年时才转到协和大学去。同游武夷山的目的终于没有达到。
一九四六年秋我回到杭州，当晚到场官弄去察看风雨茅庐。室内冷清清，只同王映霞的母亲谈了一下。一九五五年我调任省文化局副局长，分工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我想把达夫的藏书集中到浙江图书馆里特辟一室保存。再到风雨茅庐里去，说书都被卖掉了，连老道士从上海带归的一大包线装书，达夫也是没有翻阅过的。
一九八二年冬于浙江医院